大家知道，我国戏曲表演的特点之一是演员按其扮演的人物类型，划分为生、旦、净、末、丑不同的角色行当；可是，若问角色行当何以用这几个字命名，大家又会觉得迷茫。
有些剧种随着表演艺术的丰富和发展，角色行当又区划为更加细密的分支，如生行分为老生、小生、武生；旦行分为花旦、青衣、老旦；净行通常要画脸谱，俗称“花脸”，又可分为铜锤花脸、架子花脸等。此外，如“贴”为“旦之外，贴一旦也”，也是旦行。
“外”者，“生之外又一生也”，通常也是老生。所以概而言之，还是生、旦、净、末、丑五种类型。
对这五种类型命名的含义，明代一些爱好戏曲的文人表现出很高的探求兴趣，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朱权，是一个戏剧家，他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写成的《太和正音谱》，部分地接触到行当的命名：“当场男子谓之‘未’。未，指事也”，“当场之妓猿之雌也……俗呼旦，非也”，“靓，傅粉墨者……粉自黛绿谓之‘靓妆’，故曰妆靓色，呼为净，非也”。虽然解释得很不明白，如末为什么是“指事”；但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封建社会的文人常将他的话引以为据。
明周祈从《乐记》的一条注“优雠杂戏，如猕猴之状”立论，认为不仅“旦”而且其他行当也都是动物名：“狴也，猩猩也”，“净，狰也，似豹，一角五尾，又云似狐有翼”，“丑，狃也，犬性骄”，“谓俳优之人如四兽也”（《剧说》引《名义考》），这是从歧视艺人的角度去臆想。
而《怀铅录》对“末”所作的解释曰：“四夷之乐有”，为北方国名，故“优人作外国装束者”曰省作末；这也与古剧中“末”行所扮人物之实际不相符合。
明代文学家胡应麟也参加了这场探讨，在《庄岳委谈》中提出了“反是而求其当”的观点，即主张从角色的反面含义去理解。比如，生行往往要唱不少曲子，必须熟习，“曲欲熟而命以生”；旦角扮演女性，女性属阴，“妇宜夜而命以旦”；按照传奇剧本的规范，末角总是第一个登场，简述全剧大意，“开场始事而命以末”；净角要画脸谱，“涂污不洁而命以净”至于“丑”，胡应麟没有说出它的反义来，另外一些持同样观点者则作了补充，或曰“丑为好，或云丑在十二生肖中为牛，牛最笨拙，故将最活泼伶俐的角色命为“丑”。
文学家祝允明（祝枝山）不同意这种见解，曰：“生净丑末等名，有谓反其事而称……皆谬也。”（《猬谈》）他认为这些称谓只是金元间韵市井语言，“即其土音，何义理之有？”其实，即使土音市语也还是有义理可求的，他自己既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又抹煞别人探求的意义，似乎有点蛮横。
对于戏曲深有造诣的徐渭，则持慎重和研究态度。其《南词叙求》曰：“生即男子之称，史有董生、鲁生”，“宋伎上场，皆以乐器之类置篮中，担之以出，号曰花担，今陕西犹然，后省文为旦”，“丑，以墨涂向，其形甚丑，今省文作丑”，“净，此字不可解。予意即古‘参军’二字，合而讹之耳”，“末，优中少者为之，故居其末……家奴多用末扮，亦古参军、苍鹘之意”。徐渭从生活习俗及唐代参军戏来追索角色行当命名的缘由，观点比较严肃朴实，多为后世研究者所赞同。
当然持异议者也是不断出现的。择其要者，如明沈德符根据《辽史·乐志》“大乐有七声，谓之七旦”之说，而曰：“所谓旦，乃司乐之总名”，“旦皆以娼女充之，无则以优之少者假扮，渐远而失其真”（《顾曲杂言》）。清黄绰《梨园源》云：“生者，主也，凡一剧由主而起，一轶之事在其主始终。”似乎“生”是发生、产生的意思。清焦循《剧说》引《都城纪胜》：宋代“杂扮或杂班又名钮元子……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端……今之丑角盖钮元子之省文”。王国维《古剧脚色考》则主张丑角由“五花爨弄”而来，“丑”是“爨”字的简写。
在戏曲史研究中，“角色考”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近年来研究成果不多，关于角色行当的许多方面仍然使人处于迷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