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服制，冕服已行。《周礼》对王及公、侯、伯、子、男、卿、大夫之服都有明确的规定；对祀昊天、礼五帝、享先王、享先公、祀山川、祭社稷、祭群小也有规定；其他如吉凶之事，宾宴社交，不问男女，也无不以服饰去表明相互的差等、去适应各种不同的场合，绝不容许僭混。这便是《春官》所谓有“辨其名物（服的名类及色）与其用事(事的性质、类别）”。这种森严的用色规定正是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反映，当时的用色，基本上是黑、白、朱、黄几种。从《诗经》所反映的十五国习俗、《楚辞》所反映的楚风俗看，民间要宽松得多。后代帝王易服色，其动机不是为了美观，而是政治性的。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废止了六国的服制，这便是从集权的政治意图去考虑的。汉代以五时之色为服色，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载“随五时色”即是。所谓五时色，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这又是与五方方位及五行相配的，夏则火、朱，秋则金、白，冬则水、黑，同时五时又与五方对应，东、南、西、北、中皆各有色征。朝服之色虽以五时色为饰，但至朝议政时，又要着皂衣，即黑色的朝服，所以张敞说“敞备皂衣二十余年”。所以如淳说：“虽有五时色朝服，至朝皆着皂衣。”这似乎反映了汉代上层于色彩中以五色为正色，而于五色中，又崇尚黑色的观念。
不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考察，中国传统色彩观念，对于黑色、古代黑色，有玄、皂、涅、黝等名称，虽然深浅稍有不同，皆可归入黑色类中)有着特殊的认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尚玄想的民族，对天象、人事、四时、四方、色彩，都喜欢去作“哲学”的解释，而色彩之中，黑色的色感事实上也最具“哲学”韵味，所以，这种“尚黑”的色彩观念，实在是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精神。黑色这种“玄之又玄”、不可捉摸、高深莫测的性质，最投合中国人的心性，越是不可解释、难以明白的事情，中国人越是敬畏、越是感到有吸引力，难怪后世水墨画会出现，而且，书法与水墨画在千年间，用色不变，被视为最高深的艺术。
大体说来，服色的限制，上层要比下层严、官方要比民间严、男服要比女服严。所以，从《乐府》、唐诗以及元明杂剧可以看出，民间的服色反要丰富得多。帝王、官吏的服色，各朝虽有更易，但多取正色而避杂厕之色，民间服色到唐代以后，因城市的繁荣，市民层的形成，以及随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乐坊、青楼，即伶、妓的出现，所谓的艳色之服也便多了起来。如唐代妇女的裙色，以红、绿、黄、紫为最多，尤以红色流行。古典的黑色反少了。这个时代，最大胆用色的，不是官方，而是民间；不是男性，而是妇女；不是读书人，而是歌伶艺妓。白居易《卢侍御四妓乞诗》“郁金香汗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万楚《五曰观妓诗》“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这类题咏甚多，很能说明城市的繁荣是色彩多样化的社会原因。唐代不仅服色丰富了，而且服制也有创新，露胸、半臂（即今之短袖）、男性化的女服都出现了。在唐诗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即正史也有记载。《旧唐书·车服志》：
“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一贯矣。”又，《中华古今注》“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所以，这种多色多式的服装，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冲击，因为，汉代以前，服色。服式本是为了“别尊内外”的，而至唐代，被这些大胆的女性冲击了一下，在卫道者看来，是“尊卑内外一贯”、“内外一体”了。这是对礼制的首次挑战，也是美感的觉醒（这是从主流来谈的，并非说唐前没有服色的审美观念）。
宋代朝服，上身为朱衣、下身为朱裳。公服，宋代称为常服，也是沿用唐制，以服色来分别官职的大小；三品以上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用绿色，九品以上用青色。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时代，如孔子所说是“恶紫之夺朱”，朱为正色，紫为杂色，紫是不能为官服用色的。而唐、宋则不避，紫、绿、青之类皆可以为官服用色了。这是具体的色彩观念的变化，但在制度的等级限定上，却同样不能混乱，如七品者不能以紫色饰服，因为，七品只能是绿色，而紫色是三品的标志。所以说，官方改变了的只是具体的色的价值，而色彩的根本观念，仍是“政治化”的。
从总的趋势看，唐以后，服色是日益多样化了，原因除城市的繁荣外，还有所谓“胡服”的影响。五代、元、清，都是周边民族向内地迁徙的时代，所以各民族的服饰、服色也彼此影响，第三个原因是颜料品种的增多、染织工艺的发达所提供的技术上的保证。
明代官服，因场合、品秩而不同，但都有严格限制。如，祭服，洪武二十五年定，一品至九品的为青罗衣、白色中单、黑色缘饰。祭太庙则穿大红便服。朝服，公服，常服，也都依品定色、据色识品。官方的色彩观念如此而已。明代由于织染工艺的发达，色彩也便相应繁多了起来。
清代从稳定政局考虑，对服饰作了大变革，但着重在佩饰及服装款式方面，服色的变动不大，而观念仍不外别尊卑那一套。但具体的色有所调整。如皇帝所穿的衣服，用石青色，皇帝的冬朝服用明黄色，祭园丘用蓝色，祀谷也用蓝色，朝日用红色。但清代似乎尤重黄色，比如，蟒袍，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其余亲王、郡王只有特许才能用金黄色。女服中，皇太后、皇后的朝袍，冬、夏朝袍都用明黄色，皇太后、皇后的龙袍也是明黄色，因此，把清代服饰用色视为尊“黄”，也应该说是接近实际情况的。
晚清由于政权动荡，控制力相应松弛，加之维新浪潮的冲击和西方服饰的逐渐输入，出现了一股民间自发的服饰改革潮流。传统的服色限制几乎面临崩溃，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这场空前的服饰革命最终完成，自此以后，人们才自觉地从审美的角度去加以设计服饰的款式、色彩。这种变革表现为冲破以正、间色别贵贱的观念，色彩不再是显示社会地位的标记了，因此，服色的选择更多的是因职业、区域、性别、穿着者本人的年龄及体态的不同而各有所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服色几经其易，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流行色为蓝色、灰色，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即所谓“文革”时期，风行之服色为黄绿色，因有不爱红装爱武装”之提倡，故至天下一色。且对穿着稍有艳色及特别款式者，必于长街通衢当众剪毁以儆效尤，其规模之大、推行之厉，可与清初之剪发相比。“文革”后，国家安定，民生渐裕，服色亦渐趋繁多，盖禁限稍宽，则民可求美也。
纵观我国两千多年服色的演变，可知礼制与政治是如何地制约服色。历史上因区区服饰、服色这类问题致酿大风潮的事，多有之。故，察服色亦足以窥知国家的治乱、政治的明暗及民生的安危。统治者之关注服式、服色，非由其好美，而是借推行一律的款式、颜色以强化统治、剪除叛逆、慑服人心。《大金国志》金俗好衣白，编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天会七年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
这种惨祸，尤以清初之剃发为厉，唯因不涉“色彩”，故从略不述。
色限服从于礼制，“礼”则维系等级秩序，一旦典章规定某品官用某种色，色便成了权势的标志。这种用色的观念，延及官秩、府第、服饰，其森严程度为今人所难想见。于是，“朱门酒肉臭”，“白衫贫贱儿”便成了“别贵贱”的标志了。《汉书·东方朔传》：“绿帻传韫。”
颜师古注：“绿帻，贱人之服也。”清代以色别军旅，分为八旗，汉军为绿营，这分法的出发点，便有辱没的用意。
古代职官的秩品，大多在佩饰物的色上加以标明，如绶、袋、翎、顶之类。至清代，穷极考究，不仅军旅、职官以色别，甚至连一般生员也有相应的配饰。
自“垂衣裳而天下治”至清之以色别等级，服制、服色竟然提到社稷安危的高度，而服色之选择，却少从美感出发，这是很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在此体系下，个人的好恶尽被压抑在政治的需要之下，数千年无个人之自由追求，即此亦可见一斑。
至于建筑，古代典籍对于宫室构制、用途多有记载，但建筑用色，述录甚少。
三代建筑，或“穴居野处”，或“构木为合”、“积垠而处”考之世界各原始部落之居构，大体如此。至两周时代，已非古昔状况。《考工记》《尔雅·释宫》记述已多，而形制也受礼之限约。
《论语》有“粪土之墙不可朽”的说法，“朽”即涂。但涂墙以何色，《论语》未及。《尔雅》“地谓之黝，墙谓之垩。”《说文》“垩，白涂也。”段注“以白物涂白之也。”《释名》“垩，亚次也，先泥之，复以白灰饰之也。”此习，至今仍存。“黝”为黑色，因此，秦前一般居室为地黑墙白。至汉代，宫殿乃有用赤色漆地者，《御览》卷一百八十五引《汉官典职》“以丹漆地。”可见地色有赤之者，故旧称“丹墀”。
建筑用色要受到以下条件的限制）地理环境及气候；社会等级；技术方面的条件，如涂料、陶釉及漆镶工艺的水平。
秦代，建筑色彩已趋华丽，从趋势看，是从单色向复色发展，从材料（石、土、木之类）的本色向人工上色发展。
记载宫室色彩最多的，要算《神异经》。兹录一段如下东方有宫，青石为墙，高三仞，左右阙高丈，画以五色，门有银，以青石碧镂，题曰天地长男之宫。西方有宫，白石为墙，五色黄门，有金银镂，题曰天地少女之宫……南方有宫，以赤石为墙，赤铜为门，有银，题曰天地中女之宫。北方有宫，以黑石为墙，题曰天地中男之宫。
但是，此书是述异性质的，并非纪实，故仅可据以考察观念，虽然如此，我们也可推知，作者若无实际见闻，也难凭空妄言。上引文所述色的分配，仍是依五行而施的。至汉代，由于武帝执于神仙方士之术，在建章宫太液池内建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建筑施色也多取方类之象：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这样，色彩从材料本身的灰白转而有了多色的对比。南北朝以后的建筑用色，刘敦桢先生有简明的叙述：
南北朝、隋、唐间的宫殿、庙宇、邸第多用白墙、红柱、或在柱、枋、斗拱上绘有各种彩画，屋顶覆以灰瓦、黑瓦及少数琉璃瓦，而脊与瓦采取不同颜色……宋、金宫殿逐步使用白石合基，红色的墙、柱、门窗及黄绿各色的琉璃屋顶，而在檐下用金、绿等色的彩画，加强阴影部分的对比，这种方法在元代基本形成，到明更为制度化。在山明水秀、四季常青的南方，房屋色彩一方面为建筑等级制度局限，另一方面为了与自然环境相调和，多用白墙，灰瓦和栗、黑、墨绿等色的梁架、柱装饰，形成秀丽雅淡的格调。
现在可见的古建筑，证明了宋、金时代所形成的这个用色格局，即以白、红、绿、金、黄为主色的染饰，合基是白色的，柱、门窗是红色的，檐下是青绿点金的彩绘，琉璃瓦是金黄或翠绿的。从整体效果看，是大面积的色彩对比，白（合基）、红（柱、门窗）、青绿（檐下的彩绘)、金黄（瓦色），由下而上，整块整块的色，对比十分明快。至于一般民居，限于等级制度的约束及财力，多用材料本色，墙色或为砖、土、石本色或抹灰、粉刷，因此，以白、灰、褐为主。
马可·波罗游记对元代建筑施色有叙述，卷二记“汗巴路大城”城南之宫殿情形，“四周皆白石之栏”，“殿墙绘龙凤鸟兽，亦有绘两军鏖战状者，仰墙亦施藻绘金漆”，“殿顶覆以五彩之瓦”。
汉、魏时代，有数目可观的以建筑为题材的赋，如刘歆的《甘泉赋》，李尤的《德阳殿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魏卞的《许昌赋》以及着名的。两都赋两京赋，等，一时蔚然成风。但赋尚夸饰，且赋中多言构制，少及用色。因此，文学上的价值大，史学上的意义小。
秦前文献中对宫室依等秩而居的记载颇多，如。左传卫庄公取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注：得臣，齐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住东宫疏：四时，东为春，万物生长在东；西为秋，万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宫，太子常处东宫也。或可据。易象西北为乾，乾为君父故君在西；东方震，震为长男，故太子在东也。
居处方位如此严格，但是否有相应之色以示尊卑呢？。汉武故事所描写的刘彻宫室，可谓极尽奢华，“铸铜为柱，黄金涂之，赤玉为阶椽亦以金，刻玳瑁为禽兽，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龙首衔铃，流苏悬之，铸铜如竹，以赤白脂为泥，椒汁和之，以火漆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彻以白珠为帘薄，玳瑁庄之。”从这样的描述可以想见，冶炼工艺、镶嵌工艺已用于建筑。而帝王宫室之本色，已非普通砖、泥之色，而是金、玉之类贵金属之色。
虽然居室色彩，或受礼制约束，或受“五行”观影响，而未必从审美观出发以施染，但在实际上，亦收美感之奇效。凡此种种，实用色在尊礼重道的前提下，也有美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