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之后，先后出现了全国统一的隋代和唐代。尤其是唐代，在大部分统治时间内，国家安宁，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制玉手工业也有明显的发展。两宋时期，虽然在政治上不如唐代强盛，但城亨经济进一步繁荣，各种手工业(包括玉器制造业)也继续得到发展。
唐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与艺术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玉的神秘化和神圣化思想比以前大大减弱了，迷信玉能保护尸体的思想基本上已不存在，而玉器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却明显扩大了，因而在玉器的器类和社会功能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同时，在唐宋时期，由于绘画、雕塑等艺术的高度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琢玉艺术，因而玉器在造型、纹样和艺术风格等方面也发等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玉器文化进入了一个耕的发展时期。
唐代的礼仪用罩，根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有祭祀上帝用的玉牒，有用于“封禅之祭”的玉策。玉策有四枚，“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只，一奠高祖座”。封禅祭祀也用圭、璧等玉器。唐代及其以后祭祀用玉，是“以玉事神”，的传统思想和制度的残余，在当时也只是一种礼仪排场而已。唐代的祭祀用玉，多数是假玉。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曾下诏规定：“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除祭神和祖宗用真玉外，其他各种祭祀都用珉(即假玉)。这也说明当时对祭祀用玉并不十分重视。
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礼仪用玉，主要是玉册。
所谓“册”，是古代帝王祝告天地、宗庙或册立后妃、皇太子、诸王、大臣所用的文书。将册文刻在玉简上，然后编连成册，即为玉册。《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日册书，立皇后、皇太子，封诸三，临轩册命，则用之。”其实玉册应用的范围相当广泛。《旧五代史·札志下》记载：“魏晋郊庙祝文书于册。唐初悉用祝版，惟陵庙用玉册。明皇亲祭郊庙，用玉为册。”
此外，皇帝即位时使用刻有即位册文的玉册，皇帝、皇太子的哀册、谥册等也用玉册、唐代的玉册，多数出在帝王、太子的陵墓中，少数为遗址中所出。出土玉册的唐五代十国陵墓有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惠昭太子李宁陵、自称皇帝的史思明墓、南唐二陵(李异、李景)、前蜀王建墓等；洛阳唐代宫城遗址内也出过玉册。唐惠昭太子陵所出的玉册数量最多，也最为重要，共出127枚，其中29枚属《册邓王为皇太子文》，98枚属《惠昭太子哀册》。史思明墓出哀册、谥册各1套。懿德太子墓、南唐二陵、前蜀王建墓所出的玉册都是哀册。洛阳唐宫城遗址出土的玉册共10枚，其中6枚为唐哀帝即位玉册，其余4枚不详。哀帝是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于开平二年(908年)被朱全忠杀害，其玉册出土时散乱堆放在一起，可能是哀帝被害后在战乱中毁弃的。
从上述出土资料考察，玉册都由若干枚玉简连编而成。玉简的长度一般在30厘米左右，宽度为3厘米左右，长与宽的比例大致为10∶1。但也有例外，如南唐李异的哀册长16厘米、宽7厘米左右，长与宽的比例约为2∶1。玉简的两端各有一小孔，用于连编成册。册文皆阴刻，楷书体，字内填金。关于玉册的形制，《旧唐书·礼仪志》记载，玉策“皆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每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为字”。看来玉册的形制与文献记载的玉策基本相同。
玉册的质料则不尽相同。懿德太子哀册为大理石质，哀帝玉册、惠昭太子玉册、史思明玉册都是汉白玉，王建玉册为白色大理石，李景玉册为石灰岩，只有李异的玉册是用浅绿色或白色玉制成的。
可见名为“玉册”，实际上多数是用似玉的石料(所谓“珉”)制成的。
隋唐时期的贵族官僚、富商大贾等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新兴的金银器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玉器的使用仍然相当普遍，使用的范围也比以前扩大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用玉大致可以分为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两大类。
生活用品主要有玉器皿和玉用具两种。玉器皿中以玉杯最为重要，器形和纹饰也比较多样化。
西安西郊隋代李静训墓所出的一件玉杯，制作十分精致。杯大口深腹，下有假圈足，口部内外包镶金斤，成为“金口玉杯”。这种以金银镶口的工艺，在汉代高级漆器中相当流行，镶金的漆器称为“黄金扣器”，镶银的漆器称为“白银扣器”。在玉杯口沿镶包黄金，应是受漆器中金、银扣器的影响而出现的新工艺，这在玉器中颇为罕见。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一些用玉、水晶、玛瑙等制成的杯子，其中一件八瓣花形玉杯作八曲椭圆形，外璧饰浅浮雕缠枝卷叶纹，杯下有圈足；一件水晶八瓣花形杯，杯身呈八曲莲瓣形。这两件杯的造型具有某些西亚的艺术风格。还有一件角形玛瑙杯，总体作牛角形，圆口，中空，角尖雕成羚羊仰首状，羊嘴镶以金套，双目圆睁，双角弯曲细长，连接于杯口，造型极其优美，形象十分逼真，是玛瑙器中极佳的作品。欧洲、西亚流行动物形或动物首部形象的角形杯，达件玛瑙杯的器形明显受西方的影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另一件玛瑙杯作椭圆形，状似古时的耳杯。此外，在传世品中也有属于唐代的玉杯。故宫博物院收藏多件唐代玉杯，如青玉椭圆形杯、青玉单把杯、青玉单耳椭圆花形杯、白玉单耳椭圆形杯、白玉莲花形杯等。青玉椭圆形杯外壁用阴线刻出六个人像，人物手持器物，似在做器乐表演。青玉单把杯杯口呈椭圆形，外壁饰浅浮雕流云纹，一侧有透雕流云形杯把。青玉单耳椭圆花形杯杯口为海棠式，口沿一侧有一片状，云头形耳，中部有一桃形孔。白玉单耳椭圆形杯杯身光素无纹饰，杯耳为环形，上部雕出花瓣纹。白玉莲花形杯圆口深腹，高圈足，口部饰圆圈纹和阴线纹，象征莲花的花蕊，腹部隐起两层莲瓣，杯身酷似一朵盛开的莲花。这件玉杯的造型与西安韩森寨唐乾封二年(667年)段伯阳墓所出的青釉高足钵有相似之处，可能受瓷器的影响。
玉用具保存至今的不多，其中以玉带最为突出。所谓玉带，即以玉为带饰（唐人称“镑”）的腰带。玉带在北周墓中就有发现。陕西咸阳底张乡石安原北周若干云墓中曾出土保存完整的玉带，由玉带扣、玉带挎、玉扣环、玉锭尾(玉带末端的玉饰)等组成。玉带铕共9个，其中8个下附椭圆形玉环。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也曾出土玉带的构件，有玉带扣、方形带铸、椭圆形带挎等。唐代关于腰带带挎的等级制度，前后有不同的规定。
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唐朝初年曾规定，贵族官僚的腰带一品、二品以金为带挎，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可见当时尚未实行以玉为带挎的制度。《唐会要》载，高宗上元元年(674年)重新规定，文武官三品以上才能使用13铸的金玉腰带，四品及其以下只能使用金、银等其他质料的带铕，而且挎的数目也逐级减少。高级贵族以玉为带挎的习俗，可能是从盛唐时期开始流行的。
唐代的玉带挎，主要出土在唐代都城所在地的西安地区。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了10副保存完好的玉带挎，是唐代玉带挎的一次重大发现。其中有1副完整的白玉九环玉带，有方形玉带挎11枚，其中9枚附玉环，此外还有3枚尖拱形带扁穿孔的带铸以及带扣、带头、铊尾各1件。根据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学者曾对这件白玉九环玉带进行了复原的尝试。其他9副根据贮藏玉带挎的银盒内的墨书题记，被定名为：碾文白玉纯方挎、白玉纯方挎、有孔白玉方挎、斑玉带铐、深斑玉带铸、更白玉带铕、骨咄玉带挎、白玛瑙铰具、碾文白玉带挎。这9副玉带除碾文白玉带为14挎外，其余都是13挎，多数有方挎和圆挎两种，少数全为力挎。除带挎外，一般还有带扣、带头和锭尾。这些玉带铸多数为素面，只有碾文白玉纯方铕和碾文白玉带挎刻有纹饰，“碾文”应即“碾琢纹饰”的意思。白玉方铸雕饰各种形态的狮子纹，其中有人面立狮和人面卧狮图像。白玉带铸以剔地隐起和细线阴刻相结合的技法，分别碾琢出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或奏乐，或舞蹈，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西安南郊丈八沟曾出土一批玉带挎，共39块。
从带挎的玉质及造型、纹饰考察，可以分为3副，每副13块，包括12块方形挎和1块长方形铊尾。
玉带挎都雕饰剔地隐起的人物图像，方形带铕为胡人奏乐或侍奉图，长方形锭尾为正在跳舞的胡人形象。这种雕琢胡人乐舞图像的玉带挎，在西安地区的唐墓中常有发现，形象大同小异。唐昭陵附近出土的一件玉带挎尾，为白玉制成，剔地浮雕胡人起舞图像。胡人长发卷曲，身着窄袖长袍，腰间系带，脚穿长靴，飘带高扬于头顶，脚下为椭圆形地毯。这种舞蹈或即唐代从西域传来的“胡腾舞”或“胡旋舞”。这些舞蹈在当时的长安城内十分流行，传说唐明皇、杨贵妃和安禄山都能跳胡旋舞。
除陕西外，河南、四川、广东等省的唐墓中也曾出土玉带铸，但数量远不及西安地区。
唐代的玉带，最早可能是从西域传来的，主要是来自于阗国。《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即挎)，七方六刷，胯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李渊赐给李靖的玉带，史书明确记载是“于阒玉带”。《旧唐书·于阗传》载，唐贞观六年(632年)于阗国“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新唐书·于阒传》
记载，直至唐德宗时期，朝廷还曾派内给事朱如玉去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等玉器。可见当时于阗国制作玉带的手工业相当发达，这当然和“其国出美玉，俗多机巧”
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西安何家村窖藏所出玉带挎中，有一副“骨咄玉带铕”。《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骨咄或称·珂咄罗，开元年间曾遣使朝贡。骨咄玉带挎可能来自西域骨咄国。西安地区许多碾琢胡人乐舞图像的玉带铸，可能多数是于阗等西域诸国的制品，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是长安玉工的仿制品。在于阒玉带碾琢技艺的影响下，当时长安城内碾琢玉带铸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专为皇室服务的宫廷玉工，还有民间私营的玉器手工业作坊。新、旧唐书《柳浑传》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玉工为皇帝制作玉带，不小心摔坏一块玉带铸。玉工不敢告诉皇帝，而私自到市场去买一块别的玉带铸补上，结果被皇帝识别出来，玉工差一点被处死。这个记载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玉带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不仅宫廷玉工能碾琢玉带铸，而且在市场上也有玉带出售。
装饰品唐代的玉装饰品包括各种玉首饰和玉佩饰，主要有钗、簪、梳子、戒指、手镯以及各种玉佩等。
玉钗为双股，是隋唐时期贵族妇女常用的发饰。西安隋代贵族少女李静训墓出土玉钗、水晶钗各三件。玉钗都用白玉制成，上部较下部略宽，双股等长，下端呈尖状。水晶钗的双股比玉钗短，制作也十分精致。西安西郊唐墓所出的两件玉钗，也是白玉制成，钗的顶部作拱形，双股较为粗短。
玉簪的簪首为玉质，下部则为金属，多已残缺。西安唐兴庆宫遗址内出土玉簪首多件，都作片状，两面碾琢纹饰。其中一件碾琢鸳鸯花叶纹，鸳鸯展翅，双双嬉戏；另一件琢饰凤鸟花叶纹，凤鸟作展翅飞翔状；还有两对都碾琢成株的花叶纹，顶端雕一石榴，寓意吉祥“多子”。这几件刻花簪首都用白玉雕成，花纹布局匀称，繁而不乱，线条流畅，纹样新颖，应是宫廷妇女所戴的首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簪首，纹饰风格与上相同，采用透雕和阴线细刻相结合的技法，碾琢凤鸟牡丹纹饰，或称丹凤朝阳图案。其下部为金属簪插，已残缺。
玉梳、玉戒指和玉镯出土不多。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唐代玉梳，略作半圆形，梳背饰透雕的勾连花叶纹，其下雕出梳齿40根，器形小巧玲珑，应为装饰品。浙江临安出土的一件五代时期的玉梳，梳背略作梯形，两面用阴线刻饰花纹，一面上部排列三朵盛开的荷花，下部当中也饰一花朵，两侧饰相向而立的对鸟；另一面纹饰的布局相同，而纹样有异，上部排列的三朵荷花作含苞待放状，两侧为印度神话动物摩羯纹。梳背下部有扁长的插榫，以便插接梳齿。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有类似的玉梳，梳背上部呈弧形，下部也有插榫；梳背的花纹有花叶纹的，也有展翅欲飞的鸿雁纹的。玉戒指在隋李静训墓中出土二件，器形相同，都作环形，内平外圆，剖面呈半圆状。玉镯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所出最为精美，由三节晶莹温润的白玉组成，雕琢规整的凸弦纹，三节之间用黄金制成的合页加以包镶连接，合页饰兽面纹，其制作工艺精细，金玉相互辉映，色彩鲜明，光辉夺目，是十分珍贵的镶金玉镯。
唐和五代时期的玉佩，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玉佩的传统，在器类和器形方面都颇为相似，悬挂方式可能也相同。器类主要有云头形玉佩、梯形玉佩和玉璜，都平素无纹饰。云头形玉佩略作椭圆形，有大小之分，大者左右镂刻2个大孔，上部有1个小孔，下部有3个小孔，用于系挂佩饰，应即文献记载中的玉珩。梯形玉佩上部有连弧形突起。正中有1个用于系挂的小孔。玉璜都是两端有小孔，悬挂时珩在上，璜在下。梯形玉佩只在上部当中有1个小孔，可能也是悬挂在下面的。陕西礼泉唐越王李贞墓出土大、小云头形玉佩各1件，梯形玉佩1件，玉璜2件。西安东北郊唐独孤思贞墓出土大、小云头形玉佩3件、梯形玉佩1件、玉璜2件，此外还有玉珠等玉饰。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李景墓出土的梯形玉佩，器形和唐墓所出的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