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皇室贵族，不仅在祭祀、丧葬等重大礼仪活动中大量使用玉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使用玉制的器皿和用具。《史记》和《汉书》都记载，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曾于九年(公元前198年)冬十月在刚落成的未央宫前殿大办酒席，为他的父亲太上皇祝寿，并夸耀自己在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当时刘邦向太上皇祝酒的酒杯就是玉卮。卮是一种圆筒形的酒器。用玉雕琢成的玉卮在先秦时期就相当流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千金之玉卮”的记载。汉代继续制作、使用玉卮和卮形器物。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一对铜灯，自铭为“卮灯”。灯作圆筒形，有盖，一侧有一把，状似现在的茶缸子。除玉卮外，据《史记》《汉书》记载，汉文帝时曾“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所谓“玉杯”，有可能是高足杯。
考古发掘出土的秦汉日常用玉，包括玉容器和各式各样的玉制日常生活用品。
玉制的容器此类玉器出土不多，但很重要，主要的有卮、耳杯、高足杯、角形杯、盒、镶玉盖杯、镶玉卮和玉砚滴等。
玉卮和玉耳杯都出土于狮子山楚王陵。玉卮由器身和器盖组成，器身圆筒形，饰勾连谷纹，上下各有一周卷云纹饰带，底部有三个兽首形足；器盖当中为花瓣形圆纽，周围有三个螺旋形凸纽。这是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汉代玉卮。玉耳杯为椭圆形，由整块玉料琢成，通体抛光，无纹饰。满城刘胜墓出土两件料耳杯，器形与楚王陵玉耳杯相同。
玉高足杯的杯身略呈圆筒形，杯足下有圆形杯座。早期的高足杯刻有细致的纹饰，晚期的高足杯为素面。西安西郊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秦代玉高足杯，直口深腹，杯足有凸棱，杯身饰勾连谷纹，杯的口沿和下腹部刻饰卷云纹、柿蒂纹和花瓣纹花纹带，纹饰纤细华丽，雕琢工艺纯熟精湛，应届宫廷皇室或高级贵族用玉。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两件高足杯，杯身饰兽面纹和勾连云纹。西汉南越王墓所出的高足杯结构最为精巧、复杂。全器由玉杯、杯托和承盘三部分组成，杯身和杯足为分别雕成。杯身饰勾连谷纹，上下有卷云纹、花瓣纹花纹带；杯足中部略鼓，饰花瓣纹。杯托为花瓣形玉片，刻饰卷云纹，中部有圆孔，用以托杯。承盘为铜质，下有三足，腹部饰3个银铺首。这件杯的器形和纹饰同阿房宫遗址出土的高足杯类似，二者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高足杯，杯足的形状略有不同，既无凸棱，中部也没有鼓起。杯身饰勾连谷纹，上下各有一周勾连云纹带，纹饰较上述2件略有简化。咸阳马泉汉墓所出的高足杯，属西汉晚期，器形和罗泊湾1号汉墓的高足杯基本相同，但平素无纹饰。
玉角形杯、玉盒、镶玉盖杯和镶玉卮都出土于南越王墓。玉角形杯虽有传世品，但在考古发掘中尚属第一次发现。玉角形杯原用丝绢包裹，出土时残迹尚存。杯作牛角形，杯身浮雕卷缠的夔龙纹，近底部为圆雕，并衬托以浮雕的卷云纹和阴刻的勾连云纹。全器集阴刻、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等技法于一体，造型奇特，纹饰层次分明，纹样生动流畅，是汉代玉器中的珍品。玉盒为圆形，盒身和盒盖为子母口，盖纽有活环，纽座为浅浮雕八瓣柿蒂纹，盖面旆勾连涡纹、勾连雷纹等纹样，盖里饰对称的双凤纹，盒身的纹饰和盖面纹饰基本相同，圜底下有小圈足，通体打磨光亮，纹饰雕琢精细，是一件十分难得的汉代玉容器。镶玉盖杯的杯身类似玉高足杯，镶嵌长方形、花瓣形玉片；杯盖隆起，当中镶圆形玉片。镶玉卮为圆筒形，器身镶嵌9块雕饰勾连谷纹的长方形玉片，并有一环形玉錾，器底镶圆形玉片，器盖饰3个弯月形玉饰。这两件镶玉鎏金的铜器，金玉结合，既牢固又美观，是汉代镶玉工艺中的杰作。
玉砚滴出土于江苏邗江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器形作飞熊跪坐状，腹中空，头顶有圆孔，上置银盖，似小帽。熊张口卷舌，背有双翼，右前掌托灵芝仙革，左前掌下垂身侧。此器造型奇特，雕琢精细，既是实用器，又是优美的工艺品。
传世绝品中也有汉代的玉容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夔风纹卮就是一例。玉卮作圆筒形，中部有一环形銎，上有盖，下有三足，卮身雕琢凤首方折夔纹，空间填满谷纹及勾连云纹，口沿和底边各有一周卷云纹带，近足处有兽面纹，卮盖浮雕三鸟形纽，当中有一花形圆纽。玉质优良，雕琢精细，堪称汉玉珍品。
玉制的日常用品秦汉的玉制日常生活用品有玉带钩、玉枕、玉案、玉杖首、玉印章等。
玉带钩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很早，在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原始的玉带钩。这种带钩作长方形扁平状，一端有一横穿的圆孔，另一端弯曲成钩状，可用于穿带系挂。春秋战国时，玉带钩已经定型，墓葬中屡有发现。秦汉时期，玉带钩更为流行，在造型和制作工艺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王侯贵族的墓中出土不少制作精致的玉带钩。
秦墓出土的玉带钩，在构造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整块玉料碾琢而成的带钩，钩部一般作禽首或兽首的形状，属于传统形式的玉带钩；另一类由多节玉块组成，首尾作龙、兽形，如河南泌阳秦墓出土的玉带钩，由10节白玉组成，当中以金属扁条贯穿成器，首尾均作龙头形，钩身饰勾连雷纹，雕琢细腻，造型生动。鲁城乙组3号墓所出的一件玉带钩，结构、器形和纹饰都和泌阳秦墓带钩相类似。这类玉带钩的结构较为复杂，钩身分节制成，雕琢较为方便，当中贯穿金属条，比较牢固，制作工艺比前一类带钩又前进了一步。
西汉的玉带钩和秦代一样，在构造上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由整块玉料雕琢而成，钩部多作龙酋、兽首或鸭首形，有的背部还有浮雕的龙、兽装饰。
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龙虎并体玉带钩，钩首雕作虎头，钩尾雕成龙首，龙、虎双体并列，龙嘴和虎爪共攫一玉环，造型奇巧，是汉代玉带钩中少见的佳品。另一类玉带钩较少见。南越王墓所出的一件，由8节组成，当中以铁条贯穿，雕琢成龙、虎合体的形象，钩部作龙首形，另一端为虎头形。这类玉带钩的结构，与上述泌阳秦墓所出带钩相同，可能渊源于战国时期。东汉时期的玉带钩都由整块玉料雕琢而成。定县中山王刘焉墓所出的一件，器形细长，钩首作龙头形，钩尾为虎头形，钩身用阴线刻饰勾连云纹，刻工精细，纹饰简洁流畅。洛阳东关汉墓出土的一件，钩首作龙头形，钩身为琵琶形。山东嘉祥范式墓所出的一阵，钩首雕成鸭头状。带钩一般为腰带上所用的钩，其中一些短小型的带钩，可能是腰带上用于悬挂佩玉、佩剑等物的小钩。
汉代玉枕的制作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有的用长方形玉版镶拼而成，有的是在铜框上镶嵌玉饰制成，也有的用整块玉料雕成。满城中山王刘胜墓所出的镶玉鎏金铜枕，是铜枕中最为精美者。其两端为镶玉鎏金的龙首，枕身四面都镶玉，枕面所镶玉版饰图案化的云纹，两侧玉版为怪兽纹，纹饰由透雕加阴线刻成，装饰甚为华丽。窦绾墓所出的镶玉铜枕，外表鎏金，并镶嵌玉饰，从所镶玉饰的形状和纹饰观察，显系用玉璧改制而成的。定县中山王刘焉墓所出的玉枕，则用整块青玉雕成，枕面及两侧浅刻阴线变形云纹，重13.8公斤，是玉枕中罕见者。
玉案出于河北蠡县汉墓中，略作长方形，下有四矮足。玉杖首在贵县罗泊湾2号汉墓中出土一件，作龙头形，颈部刻饰鳞片，龙身作扭索状。传世的玉杖首有作鸠形的。《风俗通义》载，汉高祖刘邦曾“作鸠杖以赐老者”。鸠形玉杖首应即“鸠杖”上的玉饰。
以玉作为印章，盛行于秦汉时期。秦代以来，天子的印称为玺，以玉制成，只有皇帝才能用玉玺。汉代继承秦代的制度，以玉为玺。陕西咸阳渭河北塬狼家沟出土的玉玺，玉质晶莹，印纽雕作螭虎形，印文篆刻“皇后之玺”4字。卫宏《汉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玉玺，金螭虎纽。”这件玉玺的印文和印纽与上述文献记载相符，又出在汉高祖长陵和吕后陵附近，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玉玺。从出土和传世的玺印资料考察，汉代皇帝、皇后用玉玺，诸侯王也可以使用玉质的玺印。满城中山王刘胜墓所出的两方玉印，也是螭虎纽，但未刻印文。该墓出土的一些小印，也是玉质的。东汉时期的玉印出土不多，山东梁山柏木山东汉墓所出的两方玉印，上有小兽纽及穿系佩带的小孔。除玉印外，还有用玛瑙制成的印章，如江苏邗江甘泉2号汉墓所出的玛瑙印，印纽雕作虎形。
汉代的艺术玉雕，基本上都是圆雕的艺术品，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很多，但代表了汉代玉器雕琢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满城中山王刘胜墓所出的玉人王公，是圆雕的人物像。玉人束发戴冠，凭几而坐，底部阴刻铭文“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10字。从铭文内容考察，这件雕成王公形象的玉人，既是艺术品，又是厌胜避邪之物。咸阳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玉鹰、玉熊、玉辟邪、玉仙人奔马等，都用和阗玉制成，雕琢精致，形象优美，应属西汉宫廷艺术品。其中玉仙人奔马为白玉圆雕而成，仙人头系方巾，身穿短衣，两手扶着马颈；马身带羽翼，作奔腾前进状，四足踏着刻饰云纹的长方形托板，象征仙人骑飞马遨游于太空。全器造型优美，雕琢精细，形象生动逼真，是十分珍贵的汉代玉雕艺术品。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的玉马、广州汉墓所出的玉猴、西安北郊汉墓所出的玉燕则属小型的艺术品。东汉的玉雕艺术品，以定县中山王刘畅墓所出的玉座屏最为杰出。玉座屏由四片玉组成，二片作为两侧的支架，雕作连璧形，璧内透雕龙纹；男二片为上、下层的玉屏片，透雕“东王公”“西王母”以及人物、鸟兽和神化动物等形象，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徐州土山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绿松石饰物，雕琢成大鸽喂小鸽的形状，刻工细致，形象逼真，十分生动可爱，是难得的汉代微雕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日常用玉，有玉杯、玉樽、玉盏等容器，有玉带钩、玉带具、玉印等日常生活用品。洛阳涧西魏正始八年(247年)墓所出的玉杯，其器形和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的玉杯基本相同，但通体平素无纹饰。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有玉卮和玉樽。玉卮略呈长筒形，下有三足，一侧有环形鐾，饰浅浮雕花纹，日沿为卷云纹带，卮身以谷纹为地，上有龙、凤及兽面纹。玉樽为圆筒形，两侧有兽首环形耳，底部有3个熊形足。器身饰3道凹弦纹带，将外壁纹饰分为上、下两段。上段浮雕夔龙翻腾于云雾之中，云端还有羽人；下段浮雕夔龙卷云纹，云气中也有羽人。樽内残留墨迹，可能是洗笔用的。这件玉樽的造型和纹饰都具有汉代风格，可能是东汉的遗物，也是玉器中难得的珍品。玉盏发现于辽宁北票十六国北燕冯素弗墓中，盏形似碗而腹部稍浅，口沿饰弦纹一周。玉盏是这时期新出现的器类。
玉带钩的器形一般较小，钩首多作龙头形。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所出的玉带钩，正面浮雕凤鸟纹，雕琢较为精致。玉带具中较重要的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透雕龙纹鲜卑头，略作长方形，边框有小孔，用于钉缝在衮带上。边框内透雕一卷曲矫健的玉龙，龙身饰鳞纹、网格纹，中部有一周围突起的圆槽，其他部位也有许多小圆槽，原来应有宝石之类的镶嵌物，可惜已脱落无存。背面两侧刻铭文两行，一行为“庚午，御府造白玉衮带鲜卑头，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一行为“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泾，令奉车都尉关内侯臣张余”。从铭文的内容和书体考察研究，这件自铭为“鲜卑头”的玉带具，应是南朝刘宋元嘉七年(430年)十二月初四由“御府”属下的宫廷玉器手工业作坊制成，前后共用了七百个工作日。它属于宋文帝御用的物品，是皇帝衮衣上的衮带头。经学者研究，这件玉带具应是带扣对面的饰牌，其前端稍残，以后经过加工修琢。玉印出土不多，印纽有桥纽、龟纽、螭虎纽等。南京北郊郭家山1号东晋墓出土2件玉印，1件为龟纽，1件为螭虎纽，螭虎的形象已远不如满城刘胜墓玉印上的矫健有力。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在中国玉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一方面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古典玉器的传统虽已近于尾声，但还继续存在，其中丧葬用玉还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用于装饰和鉴赏的玉雕艺术品也已出现，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为下一时期玉器文化的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