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是诗词中经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从语言学角度讲，“典故”是语言中一种特殊的“词汇”；从修辞学角度讲，则是一种特殊的“喻体”。典故，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均有较多运用。外国文学中多引用《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故事以及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与情节等；然而，比之汉语中的用典，则未免有些相形见绌。究其原因，汉语具有近五千年的历史，有数不尽的文化经典，而且中国文人，特别是诗人，多喜用典，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写作手法。所以，在中国，“用典”这一修辞手法不但很早就运用了，而且很早就有人研究了。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说：“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就是说，借助既往的事情熔铸自己的思想，既有“类义”的比喻作用，又能够“以古证今”。典故，以其颇为独特的语言形式和既能述说久远历史又蕴涵着丰厚内涵的特点，往往能将复杂的故事内容与意义内涵浓缩成短短数字，读来意韵悠远，回味无穷。
秦嘉、徐淑的诗中均有用典，存世的七首诗中用典数达十二处之多。
《赠妇诗三首》运用典故较多。第一首：“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朝露”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汉书·苏武传》亦云：“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屯蹇”是《易经》中“屯卦”和“蹇卦”的并称。“匪席不可卷”句出自《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第二首：“河广无舟梁”句化自《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第三首：“肃肃仆夫征”句出自《诗经·召南·小星》：“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句出自《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述婚诗·其一》：“玉帛戋戋”句“出自《易·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
《述婚诗·其二》：“卫女兴齐，褒姒灭周。”前句“卫女”亦即许穆夫人。汉刘向《列女传·仁智篇》云：“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后句出自《诗经·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战战兢兢”句出自《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徐淑《答夫诗》：“悠悠兮离别”句出自《邶风·终风》：“悠悠我思。”“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句出自《诗经·邶风·燕燕》：“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刘勰以为用典分“举人事以征义”和“引成辞以明理”两种，前者为“用事”，就是引用既往的故事，借此类比现实，或引发联想，使语意更加丰盈、更加深厚；后者为“用辞”，即引用现成的辞语，借此明证事理或概括形象，使用语更清幽、更委婉。
如果我们按照刘勰的标准来分，秦嘉、徐淑的诗中，“用事”的只有“卫女兴齐，褒姒灭周”；“用辞”的有“朝露”、“屯蹇”、“肃肃仆夫征”、“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悠悠兮离别”、“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河广无舟梁”等。
总的来说，秦嘉、徐淑在创作中对用典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运用得当且不留凿痕。譬如，“河广无舟梁”句虽然化自《诗经·卫风·河广》之“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但这里明显是反用其意，意为障碍难通，难与妻子相见。虽说“河广”可“一苇杭之”，但无“舟”无“梁”，怎么过去？紧接着诗人又联想类比：道虽近，但是隔着山，怎可通行？可以看出，此处作者通过所用之“典”，巧妙地传达了诗人埋藏于心底而难以言传的婉转心曲，读来含蓄蕴藉，意蕴无穷。再如“卫女兴齐，褒姒灭周”。关于“褒姒灭周”的故事，世人最熟悉的就是“烽火戏诸侯”了，《史记·周本纪》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以至于犬戎来袭时，再举烽火而无诸侯前来勤王，最终使西周迅速灭亡。因而后人认为，西周因褒姒而亡。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单就这个典故在这首诗中的运用而言，可谓运用巧妙。诗人借助这个典故表明，他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把婚姻看成是异常重要的人生大事。在具体表达时，诗人端出中国古代最早的“女色祸国”论的代表褒姒这一反面事例与“卫女”救卫这一正面事例进行对比，以极经济的语言和极具说服力的论据论证了这一宏大的意旨，可谓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再如，诗人以“瞻望”、“伫立”表现女主人公极度渴盼丈夫归来时的情状，虽寥寥数字，而其情其境已然活脱脱跃上纸面！而且还进一步丰富了下面“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这一情感的表达。
秦嘉、徐淑在创作中不但成功地运用了用典这一修辞手法，而且影响深远。“从五言诗的艺术发展史上考察，秦嘉徐淑赠答诗是现存五言诗当中最早采用使典用事这一创作手法的诗歌，就连与秦嘉、徐淑赠答诗同时的《古诗十九首》也没有出现类似使典用事的情况。也就是说秦嘉徐淑赠答诗是五言诗中用典的滥觞者，此一历史功绩与地位，应予充分肯定和评价。”（吴小平《论秦嘉、徐淑的五言赠答诗》，《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从五言诗的发展历程和现存两汉五言诗作来看，吴小平的这一论断并非夸大之词。用典是诗歌文人化倾向的一个重要特征，秦嘉的诗作虽属早期的文人五言诗，但已经肇启了文人诗使典用事的传统。
当然，对于诗文中的用典这一问题，也有很多人是持反对意见的。钟嵘在《诗品》中就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主张以“直寻”写诗，反对“用事”。钟嵘所谓的“直寻”，其实是将心中涌起的感受原汁原味地吐露出来，不经加工、修饰，不做第二番的手脚。南宋时期的严羽论及江西诗派时指出：“近代诸公乃做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著到何在。”这里，与其说严羽是在反对用典这一修辞手法，倒不如说是在反对堆砌学问、故作深奥、逞才使气的不良文风。
诗词贵在含蓄，立意要精深而不浅露，用语要简洁而又意味深长，要经得起反复推敲，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或深沉浑厚、或含蓄宛转，它蕴涵着诸多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反复咀嚼，可以浮想联翩。显然，不用典，就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诗人常常借助于用典来塑造形象、烘托气氛、创设意境，在最为经济的有限天地里，最大限度地融汇深邃曲折的内涵。所以，诗词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用典是古典诗词应有的一种特色。很多人之所以反对使典用故，根本上说是在反对那种运用不当的典故。平心而论，那种运用不到位和凭使典用故逞强示才或滥用、专用冷僻之典以示高深的用典之法确实是不值得提倡的。而如秦嘉、徐淑诗中那种与情共振、因文之需，且能化典为文、运用自如、不留斧凿之痕的用典之道，则是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秦嘉、徐淑的创作对今人仍然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