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的《答夫诗》是一首骚体诗。所谓骚体诗，指的是《离骚》一类的诗。骚体，亦称楚辞体，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乐府诗集》将其收入“杂歌谣辞”，《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诗赋”一类。屈原等人用这种文体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较自由，其基本特征是句尾多带“兮”字。骚体诗较好地改观了四言诗节奏短促、单调呆板和容量有限的弊端。由于“每句多两字，故转折而不迫促”，更适宜于“言情出韵”（施补华《岘佣说诗》）。屈原的长篇抒情诗《离骚》无疑是骚体诗的代表作。
汉代的骚体诗始于汉初。刘邦、项羽皆楚人，爱楚声，其部下也多楚人，他们把故乡的楚声带到北方。项羽垓下闻楚歌以为汉军已尽得楚地。他在困穷之际，在帐中也唱起楚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西汉时，骚体诗主要流行于西汉初期到中期的宫廷帝王及妃嫔之中，产生了著名的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武帝刘彻的《瓠子歌二首》《秋风辞》、吕后时赵王刘友的《幽歌》以及武帝时远嫁乌孙的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等。这一时期文人所作的骚体诗，除乐府歌辞外，只有枚乘《七发》中的“麦秀蔪兮雉朝飞”短歌、司马相如《美人赋》中的“独处室兮廓无依”短歌、李陵的《别歌》等几首。
到了东汉，又陆续出现了息夫躬的《绝命辞》，梁鸿的《适吴诗》、《思友诗》，班固《两都赋》尾声的《宝鼎诗》、《白雉诗》以及《汉颂》中的《论功歌诗》，崔骃的《安封侯诗》以及《北巡颂》中的“皇皇太上湛恩笃兮”短歌，傅毅《七激》中的“陟景山兮采芳苓”短歌，张衡《舞赋》中的“惊雄逝兮孤雌翔”短歌以及《定情赋》中的“大火流兮草虫鸣”短歌等。张衡的《四愁诗》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骚体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除此而外，还有徐淑的《答夫诗》、仇靖的《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新诗》（已残）、蔡邕的《琴歌》等。
总的来说，两汉的骚体诗数量较少，张家英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在七百多首汉诗中，含有骚体诗九十二首。”（《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可见，在两汉诗歌中，骚体诗的分量还是比较轻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骚体诗已基本属于了辞赋文学，它往往系于赋辞之中，已不属于汉代文人诗歌的重要内容。
就现存的东汉骚体诗而言，除了上文所引张衡的《四愁诗》外，梁鸿的《适吴诗》和徐淑的《答夫诗》是比较有特色的两首。
徐淑的《答夫诗》全诗共计二十句。前十句叙写自己患病在家，丈夫将要远离时，自己却因病不得与之叙别的怅然别恨。虽然是叙事，却又寓情于叙事之中。“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面对丈夫的远别，自己却“婴疾”而不得叙别，这该是多么的无奈！“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句写自己未能拜别服侍丈夫，有违敬夫之情，流露出深深的遗憾。可以想见，当诗人眼睁睁看着丈夫接自己的车子“空往复空返”时，她内心深处该是多么内疚和痛苦！这种无奈、遗憾、内疚纠结在作者的灵魂深处，凝成的是一种十分复杂、异常深沉的情愫！经过前十句的叙事铺垫，后十句则顺势而下，直抒其情。“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因不能叙别所以“瞻望”，因“瞻望”不得而“踊跃”，“伫立”难奈而“徘徊”，甚而恨自己无羽翼而不得“高飞兮相追”；诗人的感情如同泻闸的洪流一样奔涌不止；可见其心之躁、其情之切！当然，诗人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但冷静下来也只能是“长吟”“永叹”，这里“吟”以“长”修饰，“叹”以“永”修饰，可见其心之沉、其情之厚！当诗人最后以“泪下兮沾衣”结尾时，一位境遇凄凉、忧郁多情的空闺病妇形象已跃然纸上了。
骚体诗在两汉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说徐淑的《答夫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首，关键的一点在于其所具有的真事真情。诚如王琳评论这首诗时所说的：“诗中既没有大起大落的感情起伏，也不见细针密线的剪裁加工，平平叙事，有一种自然的感染力，其奥妙之处即在于‘真事真情’。”（《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事实上，大凡有生命力的骚体诗，几乎无不以全部情愫甚至生命凝聚成篇，所以一旦吐出，便成绝唱。这恐怕也正是骚体诗这种体裁为何最适宜于用来抒情的缘故。徐淑《答夫诗》的魅力所在也缘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