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夫妻诗人秦嘉、徐淑是东汉汉阳郡平襄县、今甘肃省通渭县人。此是定论。但历来文献因袭前说，辗转相因，以讹传讹，频频出错。南朝徐陵（507年—583年）《玉台新咏》（卷一）所载秦嘉五言《赠妇诗三首》小序云：“秦嘉，字士会，陇西（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陇西’有两层含义：一是泛指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二是特指‘陇西郡’。由下句‘郡上掾’可知，此‘陇西’乃‘陇西郡’之意。《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之‘陇西’与《后汉书·董卓传》：‘董卓，字颍川，陇西临洮人也’之‘陇西’亦皆为‘陇西郡’之意）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清严可均（1762-1843）《铁桥漫稿·后汉秦嘉妻徐淑传》、闻人倓《古诗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南北朝诗》、吕德申《诗品校释》、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辞海》（1989年版）、《通渭县志》（1990年版）等诸多文献皆从徐陵说。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六十六载秦嘉《与妻徐淑书》及《重报妻书》注谓秦嘉“桓帝时，仕郡”。而据陈守忠《通渭建置沿革考》（《通渭县志·重要文献辑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国在西北建置了陇西、北地，上邽三郡……汉初陇西郡辖第九县为平襄县（今通渭地）……至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郡分置天水郡，辖县十六，平襄为附廓首县……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天水郡更名为汉阳郡。”可知秦嘉、徐淑籍贯为汉阳郡平襄县，而非陇西郡。后人之所以一直称其为陇西郡人，或许与今通渭地在很长时期内为陇西郡（治所狄道，即今甘肃省临洮县）所辖有关。
秦嘉、徐淑故里在今通渭县的什么地方呢？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以历代《通渭县志》为代表，认为秦嘉故里在今什川乡秦家坪，徐淑故里在今榜罗镇桃园村；一种以何钰先生为代表，认为秦嘉、徐淑故里均在今通渭县城区。
据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613年—1616年）《重修通渭县志》载：“汉秦嘉……今城川铺（按：即今通渭县什川乡）东，是其故里。”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人物》（卷十一）载：“汉秦嘉……今城川铺（同上）东，是其故里。”同书卷二载：秦嘉之墓在今“榜罗镇（按：即今通渭县榜罗镇）秦家坪”。光绪十九年《通渭县新志·人物》（卷六十四）载：“汉秦嘉……今什川镇（按：即今通渭县什川乡）秦家坪即其故里。”《通渭县志·人物传·秦嘉和徐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载：“秦嘉故里在今什川乡大湾村秦家坪。徐淑故里据传在今榜罗乡桃园村徐家窑。”同文又载：徐淑死后，“族人和乡邻十分同情，遂与其夫合葬于今榜罗乡岔口村岔口社秦家坪”。
何钰在《东汉诗人秦嘉与徐淑夫妻故里在今通渭县城区考析》（《定西日报》2009年12月27日）一文中，依据清乾隆《巩昌府志·人物》和光绪《甘肃新志》有关“汉秦嘉……渭城人”的记载认为，秦嘉与徐淑夫妻故里均在今通渭县城区。何文认为，一直以来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嘉故里在今通渭县什川乡”，其根本原因是，明清以来的人把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修筑于擦珠谷（今通渭县什川乡古城沟北李家坪）的通渭寨误作是废于十六国西秦时的西汉平襄故城。但事实上，“渭城”是“明清文人对通渭的雅称”，而废于十六国西秦时的西汉平襄故城就在今通渭县城区。所以，“秦嘉与徐淑夫妻故里在今通渭县城区”。
上述第一种说法有两点疑问：
第一、秦嘉既然是今什川乡人，在礼法森严的古代，为何不埋葬故里而葬在今榜罗镇岔口村秦家坪？按照历代志书记载，秦嘉为今什川乡人，1990年版《通渭县志》说徐淑故里在今榜罗乡桃园村，而这两个地方均与今榜罗镇岔口村秦家坪搭不上边，那么1990年版《通渭县志》有关“族人和乡邻”将其葬于今榜罗乡岔口村秦家坪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呢？这里另有隐情还是记载有误？
第二、梳理几条材料，明万历《重修通渭县志》、清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和光绪十九年《通渭县新志》有关“汉秦嘉……今城川铺东（秦家坪）是其故里”的说法与秦嘉之墓在“榜罗镇秦家坪”的记载很有琢磨之处，居然生在今什川乡的秦家坪，葬在今榜罗镇的秦家坪，两个秦家坪，一个在榜罗镇，一个在什川乡，且均与秦嘉的生死攸关，这纯粹是偶然还是巧合？
对于上述第二种说法也有几点疑问：
其一，何文是以《巩昌府志·人物》和光绪《甘肃新志》中“渭城”二字为突破口得出结论的，因此，弄清“渭城”一词至关重要。何文的解释是：“渭城”是“明清文人对通渭的雅称”。也就是说，“渭城”代表的是整个通渭县，而非仅指今通渭县城区。那么清乾隆《巩昌府志·人物》和光绪《甘肃新志》有关“汉秦嘉……渭城人”的记载只是说明秦嘉、徐淑是通渭人，并未说明是通渭哪个具体地方的人。但何文分明是把“渭城”当做通渭县城的代称了。其实，“渭城”一词是有多重含义的。据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地理志》载：乾隆十三年前通渭县“原编户一十六里”，其中有一里名为“渭城”，大概位置就在今通渭县什川乡一带。而何文中提到的通渭历史文化名人李南晖因其为通渭县城人，故自署“渭城李南晖”之“渭城”应指的是通渭县城。所以上述两个“渭城”，意义迥异。
其二，何文认为，“此说的错误来源和关键所在是将宋城当作了汉城所致”。并引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卷二有关“汉城川古城在县西八十里，依山为城，其地名曰古城沟，据城川铺东十里，即秦嘉故里焉”的记载，从而指出，这是把筑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的通渭寨误作是废于十六国西秦时的西汉平襄故城。但是何文对这一条的引用并不完整，完整的记载是：“汉城川古城在县西八十里，依山为城，四面皆险阻，即古渭州；今遗址尚在，名其地曰古城沟；据城川铺东十里，即秦嘉故里焉。”很显然，这里的记载不但搞错了时间，还搞错了空间。撰志者其实是把通渭寨既当成了“汉城”又当成了“古渭州城”，而非何文仅指的汉平襄故城。历史上的“渭州”有“古”“新”之别，北魏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始置渭州（按：是为古渭州），治所襄武。唐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的陇西、安定、漳县、渭源、武山等县区。安史之乱后其地属于吐蕃，宣宗大中时仍归唐。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渭州（按：是为新渭州）移置平凉（今甘肃平凉）。北宋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的平凉、华亭、崇信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泾源等县地。金改为平凉府。事实上，同是乾隆志书的《巩昌府志》犯了与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类似的错误，即把通渭寨故城既当成了汉代平襄城又当成了古渭州城。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如同有人将通渭县城简称为“渭城”一样，将古渭州城简称为“渭城”也是合乎情理的。上文所引乾隆《通渭县志》记载的乾隆十三年前通渭县“原编户一十六里”中，“渭城里”的命名，正是明清时期的人将通渭寨误当成古渭州城的一个例证。所以，清乾隆《巩昌府志》和光绪《甘肃新志》有关“汉秦嘉……渭城人”的记载中的“渭城”，并非如何文所说的：“‘渭城’是明清文人对通渭的雅称”，而是在把通渭寨当成古渭州城的错误观念下对古渭州城的“雅称”。当然，这种错误观念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元和郡县志》陇右道渭州：“襄武县，本汉旧县也，属陇西郡……武德元年改属渭州。”据《水经注》卷十七：“渭水又东南，径襄武县东北，荆头川水入鄢，水出襄武西南鸟鼠山荆谷，东北径襄武县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据考证，古渭州治所襄武县位于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距离通渭寨较近。因了这层地缘关系，后人、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人将筑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的通渭寨误认为古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源头上讲，“通渭”一词的由来的确与古渭州有密切关系。据陈守忠先生考证，通渭寨修成后，朝廷赐名“通渭”，即通往古渭州的意思（见《通渭建置沿革考》）。古渭州与通渭寨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至于明代弘治年间通渭知县张二南《平襄怀古》一诗中误把“宋城”当做“汉城”的问题，只能看成是诗人诗言，不足为据。
既然对上述两种说法都有可推敲之处，那么秦嘉、徐淑故里究竟在今通渭县的什么地方呢？
据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卷二“古迹”条载：“汉秦公之墓，讳嘉，墓在榜罗镇秦家坪。近有伍姓人耕田掘得墓志碑，仍覆于其中。”言其“近”者，必是距修志不远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由此，伍姓人耕田掘得秦嘉墓志碑的记载则成了寻找秦嘉故里最为可靠的一个线索。虽然文献中并没有记载这个“伍姓人”是哪里人，但是，这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讲，找到这个伍姓人所在地也就等于找到了秦嘉故里。因为在礼法森严的古代，人死后除特殊情况外必然是葬于故里的（这一问题后面还要详细论述）。因此，秦嘉故里的范围事实上缩小在了通渭县“伍姓人”生活的区域。查1990年版和2010年版《通渭县志》伍姓人口，据1982年统计，计59户，凡333人；据2005年统计，凡490人。在通渭县属于人口少且居住相对集中的姓氏，具有可调查性。笔者调查得知，通渭县现有伍姓人主要分布在榜罗镇的文丰村、积麻村以及常河镇的南山村孙家山社和南河村伍家山社。今通渭伍姓人同出一祖，祖籍安徽，后迁至今陇西县，一部分又徙至今通渭县榜罗镇，其中一房迁至常河镇南山村孙家山社及南河村伍家山社（人口较少），一房迁至榜罗镇积麻村，两房留在榜罗镇文丰村。可见，通渭伍姓人主要生活在县西南的榜罗镇一带。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榜罗镇调查时意外得知，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在今榜罗镇岔口村秦家坪（与榜罗镇镇政府所在地的文丰村毗邻，附近伍姓人多且居住较集中）修梯田时，曾挖出过一座汉代墓葬，掘得一碑，有人辨为秦嘉墓碑。不过当时受种种因素影响，人们没有采取保护措施，而且后来当地在修筑“红星坝”时，群众将券砖和墓碑当做建筑材料筑入了“红星坝”。这虽然成为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但这一信息却暗合了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近有伍姓人耕田掘得墓志碑”和秦嘉之墓在“榜罗镇秦家坪”的记载。
由此，我们认为，历来所传的秦嘉、徐淑葬于今通渭县榜罗镇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言其墓在榜罗镇秦家坪不是凭空臆断。
为什么由此便可推知今榜罗镇是秦嘉故里呢？这还得从中国古老的丧葬制度说起。
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葬制的。张宏彦研究认为：“自有埋葬之始，就有了专为埋葬死者的氏族公共墓地。由于原始人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不灭，生前有血缘关系的同一氏族成员，死后在灵魂世界仍在一起生活，故人死之后要葬于一处，甚至由于种种原因而客死于他乡者，也要设法将尸骨运回归葬。因而，氏族公共墓地，实则象征灵魂世界的氏族聚落，也是史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地区、各文化埋葬制度的共同原则。”（《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第八章史前墓葬与埋葬制度》，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版）此处所谓的“公共墓地”也就是典籍中所称的“族坟墓”。《周礼》规定，大司徒有“以本俗六，安万民”的职责，其中之“二曰族坟墓”。《周礼注疏》（卷十）曰：“云‘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案《左氏传》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族类是一，故云族犹类也。《经》云：‘族坟墓’，是死相迫，明生时居住相近可知，故郑云：‘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也’。”
“在中国，依恋祖宗坟墓，被认为是人伦大端，死后不准葬入祖坟，则是对有罪子孙的严厉惩罚。一个人即使离乡背井，也求有朝一日叶落归根，能老死家乡，葬入家族墓地。如果不幸客死他乡，一般情况下，其家属也要千方百计把灵柩运回故乡安葬。历代官私文献表彰过许多历尽艰难从远方觅得父祖遗骨归葬故里的孝子，若能帮助他人归葬亲人则被看做是一种义举。”（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十三章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当年，秦嘉不幸病卒于津乡亭后，徐淑不远万里搬回丈夫的灵柩，其初衷恐怕也正在这里，这是极合常理的事。既然如此，她怎么会将丈夫安葬他乡呢？若真如此，岂不怪哉！而事实只能是后人记载有误！
可是，为什么现存的历代文献多记载秦嘉故里在今什川乡秦家坪呢？笔者以为，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传述有误。梳理历代志书，我们发现秦嘉生、葬在两个秦家坪，这一现象充满巧合，且有些不合逻辑，两个秦家坪，一个在今榜罗镇，一个在今什川乡，虽然之间相距三十余公里，但两地毕竟也不算太远，这就为混淆视听而造成错误传述提供了可能。
第二种可能，徐淑的娘家在今什川乡。查清乾隆《巩昌府志》和光绪《甘肃新志》以及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并未说明徐淑故里所在，所以1990年版的《通渭县志》在说明徐淑故里在今榜罗乡桃园村徐家窑时也审慎地用了“据传”一词。而关于秦嘉是今什川乡人的记载或许反而证明了徐淑是今什川乡人。因为秦嘉、徐淑作为一对感情十分深厚的伉俪和历史文化名人，后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为他俩乱定故里。他们两个人中，或许一个在今榜罗镇，一个在今什川乡，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后人将二者颠倒了过来，时间再一长，有人将其记录下来，错误便成了真理，于是便有了今天的这种说法。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
综上所述，秦嘉故里当在今通渭县榜罗镇，大概位置在今岔口村秦家坪或周边。虽然徐淑的娘家在哪里已无从可考，但是按照古代“妇从夫”的原则，说徐淑故里在今通渭县榜罗镇当无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