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蔡崇信也曾努力建造起一种规范的企业文化及价值观，比如，阿里巴巴许多合同都是英文的，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不过，蔡崇信的缺陷也不能忽视，由于其较强的风险投资背景，所以，他的出发点更多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注重权益、注重风险。可惜的是，即便是蔡所为之努力的这些，后来因为他去了香港，也没能很好地持续下去。
回过味儿来的马云，曾这样对关明生说道，“关，你知不知道，在阿里巴巴跟这么多聪明、有热情、充满创新精神的人一起工作，就好像是两百个人在踢足球。足球场上足球飞到那边去了，整批人都冲过去。结果还没到那个地方，球又被踢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大家再一起冲过去，结果来回两个小时，足球都没摸到，出了一身臭汗。”——这确实是当时阿里巴巴的真实写照。
关明生回答，“所以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找出一些东西来支持这个。很自然的就有系统出来。”
于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作为阿里巴巴的理念被确立下来，多年未改。意识到了，就去坚持，这不能不说是马云最大的优点之一。几年后，马云在谈及蔡崇信、关明生等人的加盟时，还是表示，“我不是让这帮人跟着我走，而是我跟着他们走。我每年向他们报告下一年度目标，这些报告里面的内容很多来自他们的提议。”
在价值观的确立上，马云等人也想了很多点子。当时，阿里巴巴确立的九条价值观，被形象地称为“独孤九剑”。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确立后的执行。
一个曾在阿里巴巴工作过的人，4年后曾在网上写过一篇匿名文章，并对关明生至为推崇：“在原COO关明生在任期间，这个从美国通用公司出来的可敬的老人极力推崇价值观，公司里的每个人不仅要对九大价值观倒背如流，而且也要在工作当中身体力行，并作为KPI考核中的重要部分，哪怕你工作业绩再好，但无法认同公司的价值观，那对不起，请立马走人！那时的阿里巴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公司上下充盈着一种团结祥和、奋发向上的气氛，并深深影响着后来进来的新人。”
当然，2001年，许多阿里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记忆。
令戴珊记忆深刻的是，公司从2001年开始做入职培训了。
在彭蕾眼中，那一年，阿里人有了清晰的目标感，“大家都会很清楚地知道，我必须要在这个月当中完成什么，在今年实现什么目标。”
金建杭说，之前，我们从没提过价值观的事；但从2001年开始，马云开始重视使命、愿景、价值观了。
当时，马云还提出了要明确客户第一，需要一句话来概括，当时大家想了很多，比如，“让生意不要太难做”，“让生意做起来更容易”……但这些话总让人觉得意思是到了，气势还不够，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最终，还是对马云非常了解的金建杭想出了那句后来脍炙人口的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一时间，大家激动异常。“马云的确是一个以天下为导向的人。”金回忆说。
不过，如果你认为关明生就是这样一个“务虚主义者”（尽管这样的“务虚”非常重要），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当时，关明生甚至还一度扮演起了“杀手”的角色。
“一块布，一块钱”
阿里巴巴第一次的大裁员，恰恰是在关明生加盟之时。
2001年1月，马云及其高管团队作出重要的“3个B to C”的战略决定，即：Back to China（回到中国），Back to Coast（回到沿海），Back to Center（回到中心）。回到中国，表示阿里巴巴将壮士断腕般地砍掉诸多海外分公司；回到沿海是指将业务重心放在沿海六省；回到中心则是回到杭州，这也是阿里巴巴首次明确表明杭州为其总部。
毫不意外，裁员将主要针对诸多拿着高薪的外籍员工。作为“空降兵”的关明生没有马云、蔡崇信、吴炯（2000年加盟，时任阿里巴巴CTO）等人的太多顾忌，在他们犹豫着裁多少、如何裁时，关明生主动站出来，“这个恶人我来做。”他主张的是“大动干戈”，要裁就裁干净。
在杭州本地，这样的裁员并不猛烈。一位拿着丰厚薪金（普通员工的工资为1000～2000元人民币）的比利时员工，当时在负责阿里巴巴的英文网站，他成了最早一批被裁掉的人之一。当然，关明生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他的策略是，先表明“公司已付不起你的工资了”，然后让对方自己选择，“如果同意薪水降一半”（但股权会升3倍）的话，仍可以继续合作。最终，对方没有接受，哭着离开了。
大年三十，关明生、蔡崇信飞往美国硅谷。在阿里巴巴看来，这是一场“硬仗”，关明生临走前，他的太太甚至让他穿件“防弹衣”。在硅谷，阿里巴巴有30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他们之前被赋予了“跟微软、雅虎、eBay竞争”的使命。不过现在，梦醒了。
在将绝大多数的工程师拱手送出门外之后第二天，关、蔡二人又飞到香港。在这里，他们裁掉了22人，至此，曾经红红火火的香港办事处，只剩了8个人。
一不做二不休，随后，他们赶往韩国，裁掉十余人并将韩国办事处关闭。在国内，同样的动作也在进行：昆明办事处被关闭；规模盛大的上海办事处也被缩减到10人左右；北京办事处则从豪华的大饭店迁至写字楼内。
这些办事处，有些甚至是为了“追风”而设立的。马云事后曾回顾，在“西部大开发”特流行的时候，自己也很高兴地跑到了重庆、成都和昆明。他的想法是，看看电子商务能不能帮助西部振兴？在昆明，马云几乎傻了，他看到的情景是，阿里巴巴四五个年轻的女员工，“每天很认真地告诉人家说，你们应该买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感觉不对了，我们阿里巴巴驻西部办事处整个感觉是阿里巴巴驻西部的扶贫办公室，如果人家连电脑都不买，你怎么可能期望他们用网络？怎么可能期望他们开始在网络上做生意？”
调整的结果可想而知，阿里巴巴“烧钱”的速度迅速减缓，每个月的开支至少降低了一半。这意味着，之前仅能支撑半年的钱，现在最少可以维持一年。
不破难立。历经一番伤筋动骨的折腾之后，阿里巴巴逐渐步入了正轨。
关明生极力推行的企业文化，也开始深入人心。他后来曾表示，“你要问阿里巴巴的人，有一句最能够形容关（明生）的话是什么？十个人有九个半会告诉你：今天最高的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确实如此。
更重要的是，发生于这一年的“互联网大震荡”，与马云、与阿里巴巴无缘了。
其中，最令国人震惊的，莫过于“王志东事件”。2001年6月3日，新浪网宣布其首席执行官王志东因个人原因辞职，同时，新浪网董事会立即指派时任首席运营官的茅道临接任执行官。25日，王曾试图回新浪上班，未果——他最终还是“拧不过资本的大腿”。彼时，舆论普遍认为，王志东遭遇了“资本的阻击”。自2000年开始，中国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都面临着盈利的巨大压力。王一直坚持认为，拯救门户网站的出路是广告。但新浪的运营成本一直高居不下，每季度约为1100万～1300万美元，不断增加的成本并未给新浪带来同比的广告增长。
在王志东被迫离开新浪之时，阿里巴巴的董事会也在杭州召开了，马云还特地召开了员工大会，以期与资本方有良好的沟通。马云不想意气用事，痛斥看起来冷酷无情的资本家——尽管那很过瘾，他只想达到一种令双方相互替对方着想的平衡。
对于9个月前还是第一届“西湖论剑”论坛座上宾的王志东，马云只能表示理解。
事后，他也曾设想过，“如果有一天，马云也像王志东那样，那会如何呢？那么我更担心的是，网易、新浪我们还没有学到，我们就比他们更差了。”
多年以后，这个问题曾被抛给过彭蕾，她回答说：“我觉得马云如果不在阿里巴巴了，我很难说马上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阿里巴巴之所以是阿里巴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云。所以反过来，我觉得很难想象出来，马云不在阿里巴巴会怎样。”
顾不上同情王志东的马云，确实有太多的事要做。
首先，马云加强了阿里巴巴的团队整顿，尽管之后所有网站都在裁员，但阿里巴巴后来却开始逐渐在国内扩容，并由年初的180人变为年底的360人。其次，阿里巴巴加强了对管理层的培训，“为今后我们打运动战、反击战作好准备。”
当2001年这一页艰难地翻过时，马云已经开始筹备一项新业务了。
在2001年下半年，老榕“挂靴”之后，名噪一时的电子商务网站——北京时代珠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my8848网），也跌入了低谷，拖欠货款600多万元，最终，这家网站居然“人去网空”。这诱发了一场信任危机——本来就对互联网心存疑虑的国人，此时更对电子商务谈虎色变。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谁？当然可能是阿里巴巴。
为此，2002年3月，阿里巴巴与信用管理公司合作，迅速启动了“诚信通”，即，通过第三方认证、证书及荣誉、阿里巴巴活动记录、资信参考人、会员评价五个方面，来审核申请“诚信通”服务的商家的诚信度。这一举措，可谓适其时也！
在阿里巴巴内部，马云也提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今年要赚一块钱”。“一块钱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目标，但是它能让你感觉到，你执行就有可能发生，比如你节约用电，这一块钱就在；多拜访一个客户，多打一通电话，一块钱也在。”彭蕾回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