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又一天，福兮祸所依，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对我们来说，实在很难分辨到底是个好日子，还是一个坏日子。这一天是法罗立政权选举政府部长的日子。我们先是在吉布提遇见了索马里选总统，又在这里遇见了选部长。可惜，我没采访过两会，对于大型政治活动报道经验不足，张源倒是去过，但是他的那张记者证忘记带来了，否则倒可以试试能不能混进去。
以上都属于意淫，因为福伊德以这个选举为由，把我们禁足了，理由是，街上到处都是各个武装势力的士兵，他们完全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我很无奈，也很无赖，我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威胁他如果他不带我们出去看看大选就告诉阿里这些当兵的如何如何了我们，他终于还是带着我们上街了。在这一天的加罗韦大街，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无数士兵穿着各种迷彩服四处游荡，整个城市被军管了。
福伊德无疑是个聪明的人，他答应带我们上街看看，他做到了，但是他也忽悠我们了，我们搞不清楚究竟该去什么地方，于是只能跟着他们在车上到处转悠，转着转着，我发现人少了，我们被带到了当地的一个咖啡馆。原因是老艾说了，上午茶时间到了。
咖啡馆就修在路边，临街的一面用砖头修了半面墙，另外一半干脆就敞开着，没有门。墙面用土黄色粉刷过，还画了一个圆形的图案作为装饰，我看了半天没看出这是个什么意思。门口坐了几个包着头巾的索马里妇女。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没错，是走到这里。经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再次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福伊德答应陪着我们在街上走一段，反正这也算是郊区了。下车的时候，后知后觉的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一路过来，只要是徒步，他们五个人总是成一个战术队形把我们俩围在中间，萨伊德打头，大耳朵扫尾，福伊德在中间陪着我们俩，老艾一如既往地抽着烟走在靠路的那边。这个队形陪伴了我们整整一个星期，从未改变。
终于看到了女人，我很兴奋，因为一路走来我还没拍到过索马里女性。其实，就连照片都没拍多少，两天下来，我总共拍摄量居然不超过100张，这让我十分郁闷。我擅自离开了队形，可能是我太不起眼了，走得无声无息，老艾已经进去了咖啡馆点咖啡，福伊德在布置另外三人的防卫工作，张源也走了进去，没人在乎我。我在用眼神和这三个妇女交流了一下之后，我看出来了，她们对我有好感，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举起相机，按下快门，随即听见了一声怒吼。一名士兵狂暴地持枪冲了过来，我有些傻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我用相机向这几名妇女示意过，得到了她们的点头许可。然而，麻烦依旧找上了我。福伊德也很快从咖啡馆里冲了出来，一把把我拉到了他身后，双手张开，开始向那个士兵说着什么，但是这似乎没有用，那名士兵依旧用手指着我，另一只手持枪指向天空，萨伊德很快把我搂进了咖啡馆，我躲在太阳的阴影中，看见两人激烈地争吵着，持续了几分钟，那个暴走族终于转身，用力一挥手，走了。
福伊德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
喝咖啡。
“你丫干嘛了？”张源渐渐从紧张的气氛中走了出来。
我指指相机，再指指外面的几个妇女。
“……不能小心点？”
“再他妈小心这次我就啥也别拍了。”
“那咋办？”
“拍，继续拍，麻烦给福伊德顶着，收了我们的钱就得干活。”
“那要顶不住呢？”
“给老艾喂点卡特草，保准比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还管用。”
这孩子终于被我逗笑了，一口咖啡差点没射我一脸。
大耳朵和萨伊德拿了两张椅子，坐到了咖啡馆外面，大耳朵人太好，所以看起来比较受欺负，顶着最大太阳的就是他。就在前一天晚上，我们到了阿里家之后，阿里家的兵干脆把蹲在大门外站岗放哨的任务交给了他。我晃到外面拍照的时候看见了，打了几个手势，意思是问怎么让他来干这活，这孩子依旧憨厚地笑着，摆摆手意思是说没事。
大耳朵像个真正的士兵一样，双手抱着枪，坐得笔直，萨伊德在门边上，更靠近我们一些，一手搭在枪上，另一手握着他另外一件武器——手机，老艾也在门边，不过靠里，躲在了阴影里。枪就这样随意地摆在腿上，一手拿着咖啡。刚才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多了些警惕，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外面，可能是怕暴走族带着兄弟们回来寻仇。
我没那么多担心，我得管我干活，太多顾虑束手束脚的，我还不如跟个旅游团过来。咖啡馆里只有一张矮桌，几把椅子，桌子上有几个塑料壶，桌边有一个大大的塑料桶，我们喝的姜茶就是从里面倒出来的。刚才我拍摄的三个女主角中的一个就坐在了塑料桶旁边，她是这里的伙计。
除了我们以外，咖啡馆里还有几个零星的客人，其中一个是当兵的。我冲他笑了笑，他也冲我一扬手。这个动作让我的自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恢复，看来我还是相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回想起来，刚才我太傻了，如果我冲暴走族嫣然一笑的话，也许他就会融化在这春风中。笑容对于此行太过重要了，语言可能会有问题，打交道的方式可能会不同，见面的礼节可能会有差异，但是笑容一定相同的。几天下来我的脸都快抽抽了。
我又想拍照了。这次学了个乖，我把福伊德叫了过来，然后一个个告诉他我想拍摄的对象，叫他去帮我交涉，他很给力，全部搞定。其实我的主要目标是咖啡馆的另外一个小伙计，这是一个姑娘，长得浓眉大眼，索马里人有不少五官挺好的，福伊德就是其中一例，我仔细观察过，他的眼睫毛能比我长出1.3倍，要知道，在国内，除了良好的人品以外，我主要靠我美丽的眼睫毛杀敌制胜，可是这一次我败得连他的车尾灯都看不到，我内心惨呼了一声：“爸，妈，你们制造我的时候没用心啊。”
姑娘很配合，她坐到了镜头前，自然地注视着我的镜头，双唇微微张开，露出一口可以拍广告的牙齿。她的眉毛细而长，略微有点杂毛，稍微修饰一下应该可以上毛戈平的教科书，鼻子挺拔，鼻头稍厚，很有福气的样子。嘴唇有些干裂，这是索马里糟糕的天气造成的。而最让人注意的是她的眼睛，褐色的，眼白里有点黄疸，我想，她可能肝不太好。她的眼睛很大，但是睁得不太用力，从她的眼神里，我似乎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又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是忧郁吧？或者更多像是一种妥协。
回国以后，那一年我的生日，我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影展，邀请了老朋友许智伟参加。他看到这张照片，和同来的朋友在边上伫立了很久，然后问：“这张照片多少钱？”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回头做了一张，签上名字，委托老萨送给了他。我很开心，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拍的照片出价。喜欢摄影的人应该都知道，1984年，《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拍摄的那张“阿富汗少女”，那是一双充满了惊恐的眼睛。而从这个索马里少女的表情里，我想，也许可以阅读到更多的内容，是对这个国家近20年战乱的一种缩写。
拍着，老板娘出现了，她手里拿着一沓钱，好像就是刚才我付给她的。她开心地冲我挥着手，让我的自信心再度膨胀。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她主动提出了要拍照的要求，没要我给任何提示，自顾自地坐到了椅子上开始数钱，望着我。嗯，市侩的索马里，也是一种索马里。
这一天，我们就在吃吃喝喝中度过，我们在咖啡馆里打发了上午的时光，依旧去了那家餐厅吃饭，下午的样子，当兵的把我们送到了另外一个咖啡馆，咖啡馆就建在公路的边上，几根柱子搭起来，顶棚上铺了一层石棉瓦。蓝色的墙，粉红色和白色粉刷的围栏把这个空间和公路分隔开来。咖啡馆一边的空地上停着几台车况还不错的小轿和越野，咖啡馆里零星摆着几张木桌，和一些塑料靠椅。福伊德说，这是加罗韦最好的咖啡馆之一了，从里面的客人也能看出来这一点，很多当兵的，此外就是一些穿着衬衫的男人。衬衫可能是这个国家分辨人层次的标志之一，尤其是浅色、白色的衬衫，以我们的接触来看，都穿在一些颇有身份的人身上。
“里面有些政府官员在开会。”福伊德指指咖啡馆边上的一扇门，围墙里，居然有些出墙的绿叶，有绿化，也说明着这个地方的高级。泡在咖啡馆里的士兵，都是这些官员的警卫。
麻烦再次出现了，同样是因为拍照。我换上了广角，想把咖啡馆、车、士兵和围墙收入其中，我退得远远的，在举起相机以后，又听到了怒吼。这次是另外一个暴走。我想起了胡哥告诉我们的话，不得不感叹于他对索马里人性格的了解，这是一个带有些执拗的民族，不能轻易触犯，在任何他们认为你有所触犯的禁区内。伴随着暴走而来的，是一群暴走族，一个带头大哥，后面围了一群跟风的，顿时就剑拔弩张了。
我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冲着暴走开始笑，可能他看过吴彦祖，或者是陈冠希，所以对我的笑容竟然免疫了，他动作大开大合，颇有几分白鹤亮翅的神韵，伴随着的是一片稀里哗啦的上膛声。
“这把TMD玩大了！”我冲张源嘀咕。“快微笑！”我告诉他。
他笑还不如不笑，没人会对皮笑肉不笑的人有好感，连我在内。后来我建议他回国以后去上海戏剧学院报个班进修一下，也不知道他去了没去。
这一次立功的是老艾。如此这般的形势让五个雇佣兵把我们俩紧紧围在了当中，我摊开双手，不停地摇着头，表示我很无辜，福伊德的胸已经和暴走的胸发生了亲密接触，老艾在这个时候窜了出来。他的外形确实挺唬人的，一脸的大胡子，穿的还是当地比较少见的沙漠迷彩服，他一把把暴走拉到了墙边上，嬉皮笑脸地说着什么。其实，一直以来老艾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个老兵油子，但是在对付当兵的方面，他比福伊德更加称职，很短的时间以后，两人勾肩搭背地走了过来，暴走居然对着我笑了笑，驱散了人群。
老艾告诉我：从现在开始，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随意拍摄。
我没时间拍摄，因为我和张源很快就发现了比拍照更重要的事。
在咖啡馆另一边的角落里，有几个人一直没有对刚刚发生的小规模骚乱发生兴趣，一个是白胡子老头，他包着白色的头巾，戴着眼镜，津津有味地看着报纸。另外一个中年人穿着白色的衬衫，一个人坐着一桌，一手托着下巴，眼神放得很空，远远地朝着公路一端望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