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0日，晚上八点多的样子，我还在报社上班，跑到吸烟室，点了根烟，还没坐下来，电话响了，拿起一看，一个很奇怪的号码——你们懂的，那种一看就是境外打过来的，我以为香港的记者朋友又要找我帮忙，顺手按了接通键。
“哈哈哈哈哈！大胃……”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爽朗的笑声，我吓得一哆嗦，烟掉到了地上。
“谁啊？”我有点讨厌别人一惊一乍的。
“ME啊！阿里·阿哇里。”
噗……我烟再次掉到了地上。已经近一年没有联系过了，这哥们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脑子很快就转过弯来，不久前中国刚刚有一艘船在索马里遭劫，莫非……我也能给国家出点力？
“你好啊！阿里先生，浪太母漏see，你还好吗？”
“饭ing，饭ing。”
“今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莫非你手上有甚中国被劫船只的消息？要我帮你联络一二？”
“什么船只？中国又有船被海盗抢了吗？我不知道啊。”
“啊？那您打电话来是……？”
“再有几天就是圣诞节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圣诞快乐。”
“啊……”我突然就有些呆住了，不知道说什么。电话的那一头，阿里先生，前索马里的各种部长有点急了，以为线路出了问题，不停哈罗着……“啊……刚刚可能线路不好，你也圣诞快乐。”我缓缓吐出这几个字。我忘记了后来跟阿里都扯了些什么，我只是觉得很感慨，我一直以为是人生中过客的这样一个人，一个腰缠万贯，甚至我还猜测多少有些为富不仁的人——要知道，根据一份统计资料，索马里的腐败程度位列全球第一。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时隔一年之后，给中国的小记打了一个电话，只为了说一声：圣诞快乐。
也许，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无法再把索马里之行当做一次探险，一次猎奇，而是生命中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另外一些东西。
从全文的完工，到写后记，中间隔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回忆一些片段，一些残缺的片段。我喜欢喝酒，经常喝到断片，但是在索马里的日子里，我就喝了那么一回，但是依然出现了很多的断片。也许是时间过去太久，已经有好几百天的时间，也许是……是神马浮云吧，我也想不出来了，就这么着吧，我就断片了，怎样？
回国的时候，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线，先从博萨索去了索马里兰的首府哈尔格萨，再飞回了吉布提，然后从吉布提转机到迪拜，最后飞北京。
当我们从博萨索新航站楼回到机场的时候，飞机依旧是晚点的，我们多出了很多个小时的时间，小福把我们接到了机场边上的一个咖啡厅，这里用茅草搭着屋顶，遮挡着非洲狠毒的太阳，我们悠闲地坐在仅有的几张塑料沙发上，喝着咖啡。等我坐定之后才发现，这里原来就是刚到索马里的第一天被关在车上等待部长的地方。在咖啡厅的右侧不远，老艾押送着我去上的那个厕所杵着，顿时感觉物是人非。
小福消失了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两个大塑料袋，一把塞到我手里。打开一看，里面慢慢的全是各种碳酸饮料。
他们从来不自己去买这些超过了1美元一瓶的东西喝，因为太奢侈。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看看张源，然后一人默默地拿了一瓶，把剩下的都塞到了小福的手里。他不肯收。于是我们又一瓶瓶地拿出来，一一地分到其他几个人手里。这次小福什么也没说。可是等到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发现所有分发出去的饮料又回到了小福手中的袋子里。
时间差不多了，小福帮我背着巨大的摄影包，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安检口。我们走的是贵宾通道，也就是说，不用排队。在安检的地方，一个老太太坐在那里，让我们把箱子打开，翻看了一下，挥挥手，我们可以进入机场了。老艾消失了半天，这时候终于出现了，手里拿着两本东西……好多天不见的护照终于回来了，倍感亲切。
飞机已经到了，两台皮卡和一堆人蜂拥而上，挤在了货仓口上。
“他们干嘛？”
“卡特草。”
原来是分销商在抢毒品。
这边是分销商抢购毒品，而就在飞机的另外一侧里，这些拥挤的人群不到十米的地方，两个虔诚的穆斯林正跪在地上，做着功课。
这种场景……很有趣吗？还是很有某种意味？
无论我现在怎么样东拉西扯拖字数，但是对于我们在索马里的时间来说，都是于事无补的，登机的那一刻终将到来。小福把摄影包递给我，让我拿着一条背带，但是另外一条却死死地捏在自己手里，怎么也不肯松开。
我咬着嘴唇看着他，没有说话，然后一把把丫拉了过来，搂在了怀里。
而在这个时候，没心没肺的张源同志拿着他不到两千块钱的小DC，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给我们拍着录像。
我和小福两个人，看起来好像两个正在拍感情戏的演员。
我狠狠瞪了张源一眼，他终于放弃了摄影师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走到了舷梯的边上。我看出来小福想抱他，但是我没给他这个机会。我把摄影包往张源手里一塞，指着机舱的方向：你可以上去了。
对于自己真情流露的时刻，我向来都不喜欢留下任何的罪证。
张源白了我一眼，把包往地上一扔，然后冲向了小福。
好八，这一幕感情戏终于达到了高潮。
坐在飞机上，我把耳机塞到了耳朵眼子里，听着我最爱的Linkin Park，闭上了眼睛。我突然迷迷糊糊地发现，我竟然能听懂他们在唱什么了。
因为他们用的是不带有索马里口音的英语。
其实和我一样，张源在索马里期间的英语水平也是突飞猛进，所以当我们在哈尔格萨专转机的时候，他开始用流利的脏话和机场的工作人员交流起来。当然，主题是关于他可怜的行李。
我没有理他，自己走到一边开始抽烟。
“哥们，有火吗？”边上有人拍拍我，回头一看，是个白人，我打着火，凑了过去。
突然之间，我觉得这哥们很面熟。
“奥沙利文？”我大叫起来！
“跟你丫说很多次了！哥们叫奥利赫！”他咧着嘴，给了我一熊掌。
还记得吗，那个住在国际村、我楼上，问我要烟抽的乌克兰飞行员，这趟飞机是他开的。我想起那天的对话，止不住打了个冷战。
“哥们今天喝酒了吗？”
“没，真没。”
“这不好，不像你了。”
“给我买酒的那个当地人这两天没来。”
“……”
这时候张源吵完了架，心情舒畅，过来叫住了我：“尿不？”
嗯，我转身问奥利赫：“这飞机多会儿走？我们想去交点儿水费。”
他回头看了看旅客，又看了看正把行李朝飞机上扔的工作人员，“时间够你们去吃个火锅回来了。”
于是我和张源走向了候机楼。
哈尔格萨的国际机场如同吉布提，一样是个破旧的公共汽车站，不过里面还能找到几台液晶电视，正在放着新闻节目，听不懂在说神马，但是画面上的那个人我看着眼熟，噢～八马！
如果徐悲鸿还在世的话，一定会被拉进奥巴马的竞选团队的，因为他老是画八匹马。
我站定在电视机前面，看了一小会儿，字幕上大意是说，这哥们终于开始统治美国人民了。
“你知道奥巴马吗？”临走前的一天，别墅的小花园里，长凳上，树荫下，尼查拉着我唠家常。
“好像听说过，哥们好像是当总统的。”
“绝对是他！你知道吗，我特别支持他！”
“因为他是黑人？”
“不是如此，他还是我们的邻居。”小子的知识还挺渊博，我也是听他讲才知道，奥巴马祖籍肯尼亚。不过这没啥意思，大体上就跟四川人拿着邓爷爷和湖南人比拼毛爷爷的感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