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能多等半个月的话，那我可能正好要回去一次。”我们不是没有想过这样的好处，如果和阿威尔先生一起走，那么安全将不再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会有最好的接待以及其他当地最好的条件。但是在经过和张源以及杨师傅商量以后，我们否决了这个提议——很简单，如果你跟着当地政府官员走，你能找到真正的新闻吗？大家可以自己给出答案。
“一般来说，我是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当然，之前你们还得先去迪拜。或者从肯尼亚的内罗毕走。不过，我不建议你们去摩加迪沙，那里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现在索马里正在进行新一届的大选，你们最好还是等两天，等局势稍微稳定一点以后再出发。同时，你们的目的地应该改为博萨索。”
博萨索，这个名字对我和张源来说已经不陌生了。这是索马里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濒临亚丁湾，此前，包括《纽约时报》等媒体都认为，这里就是索马里海盗的老巢，因为它是地理位置最便捷的索马里北部城市，如果一艘船经过亚丁湾的时候，你站在博萨索的岸边上大喊一声：“喂！你好吗～”基本上那头就能听见了。同时，大量的海盗也是在博萨索附近被抓捕。
“您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会遇见海盗？”
阿威尔突然就笑了起来：“我的朋友，我怎么会让你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呢？相信我，这是你们最好的选择。”紧接着，他拿出一张纸，纸上写着几个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这是邦特兰行政区的外交部长阿里先生的联系方式，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如果你们真的去了索马里，请马上联系他。他会给你们提供最好的保护和接待的。”
说完，阿威尔先生站起了身，拍了拍我们的肩膀。
一直都忘记说的一点是，阿威尔先生一条腿有着残疾，所以他一直穿着一双特制的鞋子。我们一直在猜测，他的腿是不是在内战中失去的，但是一直没好意思问出口。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大使哥哥的风度。
“那……请问我们的签证可以拿了吗？”
“这个……我认为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阿威尔说，“我会让赵秘通知你们的。”
等待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尤其对于一个急性子来说。眼看着春节越来越近，我们开始考虑是不是能回家过年的问题。
在某家我最爱的雕刻时光里，我问张源：“今年你回哪儿？”
张源真的是山西人，后来举家迁到了杭州。但是他家在当地依然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加上他正好是一个国内部记者，太好了，我们报社几乎所有的山西矿难报道都被他一个人承包了。这孩子来到当地，一张黑堂堂的脸，一口标准的山西话，加上长得正好还有几分乡土气息……我的意思是他看上去很纯朴，很纯朴，再有内线接应，谁都不会怀疑他是记者。
“回杭州吧。你呢？”
“你觉得我除了四川还有别的地方去？”
“你说咱俩来得及吗？”他端起碗喝了一口咖啡。我尤其喜欢雕刻时光里的拿铁，因为是用碗装的，如果再要一块牛排，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感觉一下就找到了。
“催了那么多次了，再打赵秘估计以为我们俩有人想追她了。”
大家都知道，曹操是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于是这个时候赵秘打电话过来了。
“签证出来了。”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炸响，所以，莫装×，装×遭雷劈。
这一次，我们终于进到了大使的办公室，而不是会客间。大使的会客间和中国很多普通家庭的客厅一样没什么区别，一套红木的沙发，一个茶几，上面摆了些杯具。不同的是里面差了两面大大的中国和索马里国旗，墙上挂着一张总统优素福的照片。而他的办公室里也很简单，一张大大的大班桌，三把椅子，我们面对面坐好。
阿威尔拿着我们俩的护照，在手上拍了几下，看看我们，又打开：“你们想在那里待多久？”
“你说呢？”张源问我。
“尽量久一点吧，多签点，万一出什么状况，耽搁在那里回不来就麻烦了。”
现在想起来，我特别恨自己的这张乌鸦嘴，事实证明，凡是被我担心而又说了出来的状况，最后都发生了。
“请问，您最长能给我们多长时间？”我问大使。
“一个月怎么样？”
“我看行。”
大使拿起一个大大的戳，在一块蓝色的印泥上印了一下，翻过来，呵了口气，重重地往我们护照上盖了下去，然后有拿出一支钢笔，在我们的护照上写下了01/10/2009-02/10/2009几个日期，签上自己的名字，再次拿起一个章，盖上了去。
我看傻了眼，我也算签过一些国家的人了，每个国家都会在你的护照上贴一张花里胡哨的纸，还要贴上照片，等等。最后大使的签名全是印刷的，这回算是拿到一个正版大使签名了。
阿威尔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来，把护照递给我们两人，说：“祝你们好运。”
我和张源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主要是今天一天我们英语单词用量的限额又到了。正准备转身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请问，阿威尔先生，我们去那里需要防弹衣吗？”
阿威尔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如果你们穿着防弹衣去那里，会被人笑话的。”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害死人，现在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宁可被人笑话，也好过丢命。
于是我们再次转身，但是阿威尔却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在会客厅里把我们叫住：“记住，如果你们到了索马里，千万不要吃肉，千万不要吃肉。”我倒是没觉得什么，但是张源突然脸色一变，因为他知道，我是不可能染上口蹄疫的，但是他——完全可能。那一刻，过得比一年还要漫长，这时，大使突然接上了一句：“因为那里的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唉，好的不学，学上了中国人说话大喘气的恶习。
“喂！”我们第三次被叫住。
“到！”我猛一回头。
“记得，回来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索马里！”阿威尔的眼神里浮现出很多的内容。
我用力一点头：“这也是我们所希望做到的。”
我们欢天喜地地走出大使馆的时候，我和张源当时谁都没注意到，在签证上的第一行，赫然写着这样的两个编号C001和C002，后来我们问过，这代表我们是从阿威尔手上签出去的第一和第二个到索马里的中国人。
拿到签证的那天晚上，我和张源都喝醉了。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了什么。晚饭的时候我没跟他在一起，我在北京的小老乡请我吃饭，他在北京的山西老乡请他吃饭，我们分了两头，约好了吃完饭酒吧见。
我的老乡是我妈的学生郑丽丹，后来到了北京学表演，挺漂亮的一个姑娘，而且行为举止豪爽，特好相处。美中不足的是吃饭的时候她指着边上一个帅哥跟我说：这是我媳妇。小媳妇羞答答地跟我握了个手，拉着我连干三杯。不过没事，桌上还有好几个漂亮的闺女，同样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也都带着自己的媳妇。这也没事，关键是，他们都是我老乡，还都会划拳，所以我们喝得很哈皮。
吃完饭，郑丽丹开着车带我去了另一个老乡开的酒吧，坐定之后，我问清楚服务员这里的位置，穿着单衣冲到门外给张源打电话：“你吃好没？”
“吃好了，我已经出来了。”这两句挺正常，但是接下来他就开始雷我了：“但是，我在哪儿啊？”
“什么你在哪儿？你不是刚跟你老乡吃完饭吗？去哪儿吃的？”
“吃好了啊，我说我要来找你喝酒，他们就都走了。”
“那你现在在哪儿啊？”
“咦？对啊？我在哪儿啊？嘿嘿，我在哪儿啊？”
我承认我抓狂了。这孩子今天晚上至少有一斤白酒下肚了。经过我长达十多分钟的说服教育，他把电话递给了一个路人，一个听声音挺美的姑娘，但是更美的是她的心灵，她帮我给这货叫了辆出租车，把这货送上了车，并且告诉了司机地址，十分钟以后我打到酒店前台，服务生帮我把他从酒店门外捡了回来，送上了房间，这我才安心回到室内。这时候他们已经一瓶酒下肚，而我，如愿以偿地感冒了。
我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喝着罚酒，大家都还挺好心地告诉我，喝酒怯寒，可以治感冒，关键是我还真的信了。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突然就恍惚了。我在想，张源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倒了？他后来跟我说，他特别怕家里担心，但是又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是啊，去索马里采访，可能会有很多人视为畏途，但是也会有很多人跟我们俩一样，看作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好，我妈跟我一样的粗线条，不会有太多的担心，而我，凡是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事情本身就已经超越了其他的客观因素。我可能不算一个胆子太大的人，我恐高，从来没有坐过过山车，或者参加过蹦极一类的恐怖活动。我很少看恐怖片，因为看完会不断发挥联想，我怕蛇，怕老鼠，怕毛毛虫，但是如果你真的让我上战地的话，我可能二话不说背上相机就走了，而且一定要到第一线。
我就是这么矛盾的一个人。
其实到现在连我自己都很难给自己定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半夜宿舍里都会开卧谈会，而我经常会问大家：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好像很没信心的样子，然而我又一直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是指，在我觉得自己有把握的那些事上。至于没把握的东西，我从来不会去碰。我就这样时而信心十足，时而感觉卑微。或者从理性和感性的层面来看看，我感性吗？我看《冰河世纪》是看哭过的，看《唐山大地震》更是从头哭到尾，就连看球赛，如果双方球员在恶劣的犯规之后把对方拉了起来，再拍拍肩膀我都会感觉到眼眶的湿润。但是我又觉得我很理性，在汶川采访的时候，站在尸体堆里，四周哭声一片，我却冷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把每一个所能观察到的细节都记录下来，奇怪了，我不是怕鬼的吗？怎么胆子突然变大了？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后来我有没有问出“我在哪里”这样的话，但是据他们告诉我，我是一个人走的，走的时候看起来还挺清醒。我记得后来仿佛我自己一个人还去了CARGO，坐在吧台上，点了一瓶酒，至于有没有喝完就不知道了。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是在酒店的床上，看了看，手机和内裤都在，于是继续睡到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