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周建新在研究费先生及谷苞、陈连开等关于“中华民族”含义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对“多元”与“一体”的看法。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首先是民族的多元，其本质是文化的多元，或文化的差异性。因为只有文化特质差异性的存在，才会有族际区别的可能性。其次是族源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特殊等等。”
关于中华民族的“一体”，周建新认为“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的一体，版图的共有和完整，各民族血脉相连利害相关的不可分割性，各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交融与不可分割，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各民族文化特质的共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大认同与凝聚力等，使之为中华民族实体的真正形成而服务。”周建新认为，国家意识孕生民族整体意识，它标志着中华民族“自觉”形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实体。“一体绝不是主体民族对非主体民族的同化，而是各民族文化的互动，最终形成为各民族共有的合文化的过程，这个合文化的根本是各民族共创、共治、共有中华，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完全一致重合。这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自然发展过程。”为此，周建新还认为：“多元和一体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始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多元是以一体为前提的，是国家和民族统一条件下的多元；一体是以多元为载体的，抹杀了多元，否定了多元的存在，不尊重和保护多元的利益，就会危及一体的完整。”看来，仅从结构论的角度还难以厘清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恐怕还要从过程论的角度，即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去寻找新的答案。
三、从“华夏一体”扩大到“华夷一体”，又发展到“中华一体”
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讨论中，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中华民族的“一体”有了更深入的探讨。
郝时远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综合论述了“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构建了文化多样、国家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他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多流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在多民族互动交融中凝聚的。这种文化和群体的多样性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多元；中国自秦汉以来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其间分合交替，但总的趋势是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由各民族来维护和推动的，这种统一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一体”“历史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历史熔铸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审视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到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清晰脉络，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仍然是中华各民族人民继续推进的历史进程。”
厉声通过史料论述了56个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过程。他指出：“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国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其他不同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各民族对一体的认同来自天下一体的观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思想。一体的本意是指多事物的统一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整体。”古代中国对事物最大的概念是“天”，国家出现后，即将国家与天等同，国之君谓之“天子”，国土谓之“天下”，因而在周朝初期就有“天下一体”之说，由“华夏一体”扩大到“华夷一体”，后来又发展到“华夏一统”或“中华一统”。
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经济文化一体化和统一治理的措施；汉朝实行属国制、设校尉、都护、属国都尉等。这种以“华夷一家”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逐渐为后来的历朝的华、夷治者所认同。近代孙中山先生创立“五族共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华一家”和“民族平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升华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即由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
四、多元一体内涵与国家认同、民族整合
着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在其题为《多元一体的现代意义》的演讲中指出：“在中原区域中居住的中国民族文化基调中一直有一种容纳、吸收居住于边缘民族的主旋律在发生作用。因此几千年来，整个中国境内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都是在这一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之中而作旋转。”“这种情况显然与缺乏融于一体主旋律的西欧民族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文化思维中只存在如何分辨你群与我群之别，而忽略掉别的文化中一直在思考如何成为一群的另类的想法”。因此，“假如只用欧洲人的观点去解释，会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假如能无偏见地体会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其解释能力将有更大的空间了，这也就是多元一体理念的理论基础所在”。在演讲中，李亦园还进一步指出：“所谓融于一体主旋律存在于延续，却也依赖对多元成分的包容、忍耐与吸收的心态。这也就是费先生所提出的另一理念：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原意，也就是说，不但要有包容、忍耐、吸收的心态，而且还要进一步能尊重、欣赏异族的文化，才能美别人之美，更能使别人之美得以有各自表现的机会。”“这种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的文化特征不但是几千年来使中华文化长久如雪球般地扩大发展，而且更重要的应该是长此以往可以成为全人类共存相处的主要文化典范”。
陈建樾认为：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华民族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被概括为多元一体，这本身就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元的诸民族构成的国族观念。”“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拥有一个多元一体的国族即中华民族；而在国内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诸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对应的中国的认同情况，依然是当代中国内部整合的重要事项之一”。
关于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问题，台湾大学的葛永光在其论文《一体多元构架下的国家整合》中，用了较多的笔墨进行论述。他在比较国外几种类型多元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一体多元架构社会的形态。与此同时，他指出，从儒家的“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亦即指夷狄用中国礼就变为中国人了”，直至孙中山先生早期主张的“民族同化”政策，是“一直以文化的同化政策为主”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而“应走向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从长远看，随着教育的普及、通讯的改善、城市化的实现，以及政治社会的逐渐现代化，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必然会增强，此时同化政策可能激起的是更多的反弹与抗争，是以从同化政策走向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可能是解决民族矛盾、冲突，以至促成和谐、共生共荣的必经途径”，而“从文化多元主义观点看，异中求同的政策，是比较合适一体多元的架构”。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唐彦博从上古至先秦时期、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元末时期和明朝至现代时期，来论述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过程。他认为，中华民族融合的经过与发展，主要动力有二：“一是内塑力量，由内向外扩展，常表现于国内统一强盛的时期(如夏、周、汉、唐……)，把民族的光辉照射至各个边远地带的宗族，使他们认清自己本来是中原的一部分，而被中原所传播之文化相融合；二是外造力量，由外向内集中，常发生于国内纷乱衰弱的时期(如东晋、六朝……)，各个边远地带宗族将自身储藏之力量汇流到中原来，在各个地区发育滋长，而与中原所在地固有文化相融合。在长期的交流融合过程中，我中华民族内塑外造、相互融摄于生生不已之机，益发其强韧与坚忍不拔之待质。”而“文化与民族两者相互依存，且不可分离”。唐彦博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稳固性，超越性的特征，深厚的基础，铸就了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长河中，虽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外族的侵略、内乱的频兴，但其基本形式亘古不变，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彩多姿、博大精深，且具有新生、共生、再生和永生的特性。”
台湾中山大学姜新立就文化多元、民族整合与国家统一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中国过去的分合过程只是围绕着统治权在运作，分裂是统治权力的分散与行政区域的分割，统一是统治权力的一元化与行政区域的统合。今日两岸的分裂性质与情况要复杂得多。这种分裂、分离的情况是中国历史上少有少见的，只有通过民族整合的途径才能为未来两岸政治统合、祖国最终统一预设基础。”他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的整合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上而下进行整合；另一种是由下而上进行整合。所谓由上而下进行民族整合，系由政府或国家有计划地、有纲领地推展民族整合，以谋国家统一，期使本民族的政治地图与文化地图合而为一。所谓由下而上的进行民族整合，系指一个民族成员意识到民族分离的乖离性与民族苦难的异化性，开始有意识地由社会面、经济面、文化面，最终政治面的努力去进行民族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