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史85年研究文献回顾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以来都没有学者就中华民族史进行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几千年浩瀚的史学典籍中，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历朝历代的史稿，全都是国家史、王朝史，内容都是国家兴衰、王朝更替为主。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才真正驶入学术界的研究轨道，它以常乃悳出版的《中华民族小史》为标志。掐指算来，至今已走过了85个年头。回顾中华民族史研究的这85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不仅有金秋丰收的喜悦，同时也不乏艰辛和曲折，但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最终还是如长江一样，尽管蜿蜒曲折，但终将东入大海，结出不负中华民族复兴的硕果。
本文拟就学术界过去85年里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做一个回顾和述评。
一、20世纪20年代开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先河
19世纪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在进行民族动员之时，人们的观念中一般都认为“中华民族就是汉族，汉族就是中华民族”。常乃悳1921年所着的《中华民族小史》，石破惊天，提出了中华民族除应包括汉族在内外，还应包括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以及西南诸族等在内，从而颠覆了传统观念，开中华民族史研究先河。
常乃悳在其着作开篇就很明确的指出了中华民族活动范围的发展过程。在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祖主要在黄河流域中部，今河南、山东西部和陕西西南部；春秋时期，发展到陕西、湖北及江苏一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开始开发两广、福建等地区；盛唐时期，扩大到里海以西，日本海以东，南至爪哇岛一带；元明清时，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已遍及大江南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活动的范围已遍及世界各大洲。
对于中华民族的名称，常乃惪认为历朝历代以来，中国的只有朝代的名称，而未见一个统一的民族的名称，对外交流，多以“夏”、“华夏”、“汉人”或“唐人”称之，但这些名称皆为朝代的名称，而不是民族的名称，也不能涵盖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中国境内的诸民族，如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在其民族来源上多为“多元”，很少有“一元”的，尤其是汉族。常乃悳认为，现在习惯上以汉族来代表中国境内的其它民族，容易滋生误会，而且“汉”本为朝代的名称，用来代指民族也有不妥，而用“中华民族”来代表中国境内诸民族则没有上述弊病。
论及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一直以来，学术界都无法避开的就是：中华民族起源的“土着说”和“外来说”，以及起源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常乃悳在论及这个问题时，采取了辨证的看法。首先，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西方学者关于中华民族由西方迁徙而来的观点，而是保留怀疑的态度；其次，他根据当时地质学科考发现在“长城以北冰期时已有人迹”在河南中原一带也发现石器时代骨化石和陶器，而推定“至少五万年前中国已有人迹”，“中国原始民族至少总有一部分系土着”。至于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何处，常乃悳认为，根据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历朝历代帝王建都所选之地不外山东、河南、陕西、山西一带，这一带也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发源地之一，因而，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此前，人们都认为中国民族都源于黄帝。常乃悳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特别有价值的是他认为“春秋时代中国境内民族尚如此复杂，则中国最初之为各民族分立无疑”，今天之中华民族乃是“许多各不相关之异民族团结融合而成的”。由此，常乃悳断定，“中华民族非一单纯之民族也，中华民族非尽黄帝之子孙也”，中华民族出于“多元而非一元”。这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普遍支持当时中国境内的五大民族为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常乃悳正是根据这个已有体系来分析中华民族的成分。他认为，中国的五大民族原初由九个系组成，即，诸夏系，东夷系，巴蜀系，东胡系，闽粤系，北狄系，氐羌系，西藏系和苗蛮系，且都有史可考，其中东夷系，巴蜀系和闽粤系三系在很早以前就与诸夏系有着极为密切关系。常乃悳谓之为“此即中华民族真正之成分也”，并以九个系最初的繁衍居栖地为平台，以主要的篇幅围绕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历程展开论述。
从上所述，可见常乃悳是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开山祖，他的《中华民族小史》的学术贡献：一是开创了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先河，为中华民族史研究打开了第一扇门；二是颠覆了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就是汉族，汉族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而又片面的观念，强调“中华民族，非尽黄帝之子孙也”。使中华民族的内涵发展为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以及西南诸族等在内的概念。
万事开头难，常乃悳对中华民族史研究所做的基础性、示范性的工作，为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开了个好头。
二、20世纪30一40年代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勃兴
有了常乃悳《中华民族小史》的基奠，20世纪30一40年代，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借此得以勃兴。1933年曹松叶出版了《中华人民史》，1936年郭维屏出版了《中华民族发展史》，1941年李广平出版了《中华民族发展史》，1942年张旭光出版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李震同出版了《中华民族的来源》、马精武年出版了《中华民族的形成》，1944年，俞剑华出版了《中华民族史》，1945年臧渤鲸出版了《中华民族新论》。上述20世纪30一40年代出版的着作大都以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成分、地域分布和历史发展的分期（包括几大民族混合时期）以及民族文化的特征、民族性格与精神等为研究内容。尽管他们各自的观点不尽相同，但都不约而同的围绕树立和传播“中华民族”民族整体意识这个主题展开论述，目的就是“叙述中华民族历史之悠久与光荣，以振起热烈民族意识”，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郭维屏《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俞剑华《中华民族史》。
(一)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年）
常乃悳对中华民族即汉族传统观念的颠覆得到了郭维屏的全力支持。深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等思想影响的郭维屏，在其所编着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一书的构架上，就体现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盛衰的变迁。
中华民族所包涵的内涵极为丰富并且很复杂，难以分析研究。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容量最大，同化力最强的民族。因为容量大，所以宽大和平，能包涵许多弱小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因为同化力强，所以能吸收各种外族的文化，融合外族的血统，造成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洋洋大国。”尽管如此，但郭维屏认为中华民族成分还是有可以分析研究的途径的。这就是文化发展程度。郭维屏认为，中华民族的各成分在文化发展上有高低之分，尚存开化和未开化之分。汉、满、回、蒙古、藏等诸民族为开化的民族，而苗、瑶、黎、倮倮（彝族）、摆夷（傣族）、西番等少数民族是未开化的民族。抓住文化因素来分松中华民族的成份，这应该算是郭维屏的高明之处。相比之下，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所包括的中华民族的成份比常乃悳的《中华民族小史》要广泛得多了。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郭维屏认为“土着说”和“西来说”都不可靠。他认为，中华民族并非外来，而是源于中国本土。他据《山海经》所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实为帝之万都，有黄帝之宫”认为，昆仑之墟（即今天的帕米尔高原），葱岭一带，就是中国的古都，帕米尔高原就是中国民族的发祥地。据郭维屏的推测：远古时期，因地球环境巨变，造成海平面上升，陆地多被海水淹没，最后人类迁徙至帕米尔高原得以存活。后人类从帕米尔高原分到下山，迁居平原。往西迁徙者，至中亚，阿富汗，波斯，阿拉伯，欧洲等地，发展成今天的白种人；往东迁徙者，到新疆，青海，中国内地，蒙古，朝鲜等地，发展成今天的黄种人。但是，郭维屏的这一假说后来并没有得到证明。
中华民族的发展是郭维屏论述的重点，他从历史方面的论述了包括中华民族的起源至中华民国时期。他认为古代，中华大地群居或散居许多的族群，黄河流域有诸夏族群，长江流域有苗夷族群，北方有狄族群，西面有戎族群等等。如此众多的族群，是怎么最终走向融合与和谐共生、共荣，终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
他认为，中华民族祖先从帕米尔高原下行至黄河流域以后，就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发展态势，但其中心地位受到长江流域苗族群的觊觎。禹时，“敷文德降苗，顺者留居，逆者逐之，此为中华民族势力扩张之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势力进入了渐盛时代。这个时期，汉族的各诸侯国都在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齐国吞并东夷，楚国灭南蛮等等。从而推动了汉文化向黄河流域以外地区释发影响，东及大海，南达五岭，波及长城内外。秦统一中国后，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但同时也受到了匈奴的威胁。汉武帝时，举兵讨伐匈奴，匈奴大败，造就了“汉族第一次大统一时代”。汉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北逾大漠，西达葱岭。晋时，五胡乱华，中原族群大举南迁。中原文化的南移，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中原民族与南方诸族的进一步融合。入主中原的北方诸族亦主动或潜移默化的受到受汉文化的影响，渐被汉文化同化。唐统一中国，汉室恢复中原。隋唐两朝国力的日益强盛，深受汉文化影响周边的诸民族，也逐渐臣服隋唐中央王朝。随着他们与隋唐经济、文化等往来的民族日益增多，居住长安等大都市的外族人口与日俱增，随之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同化，促成了“汉族第二次大统一时代”。李唐衰败，北方民族兴起，逐一与宋争雄，逐鹿中原。宋败南迁，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甚至同化。宋室南迁，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渐成中国文化中心。
元时，蒙古族入主中原，其疆域古今第一。随着东西路交通的打开，中原与西域的经贸人员往来进一步加深，民族融合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王朝声威不如汉唐，时受鞑靼、瓦剌等北方民族的侵扰，但在海外移民在大明时颇有成效。满洲统一中国后，其版图可与汉唐相比，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族一律平等，催生了中华民族的雏形。
这样郭维屏首次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作了勾勒。郭维屏所画的中华民族发展的这幅图像虽然粗糙而简陋，甚至没有分清中华民族史与中国史的不同，但仍不失为中华民族史最早的一幅图像。
然后，郭维屏从地理方面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他认为中华民族发祥于黄河流域，后沿着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云贵高原；沿着长城，长城内外，西域，青藏高原发展。至近代，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在中华大地各区域扎根，与其他兄弟民族共生，共荣和谐向前发展。郭维屏根据中国民族分布的这个现状，从地理的角度，把中华民族所居栖地划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云贵高原、满洲、蒙古、新疆、西藏、西藏等9个区域，根据中华文化润泽至当地的先后逐一进行了论述。
除此以外，郭维屏还就中华民族在秦汉、三国、西晋、宋和明清等时期，向南洋、美洲等地移民的情况作了简要论述。
在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上，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研究的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历程；二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已经跳出了仅仅指汉族的范畴，他已经自觉的把满族、回族、蒙古族、藏族以及苗族、瑶族、黎族、倮倮（彝族）、摆夷（傣族）、西番（藏族的一支）等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之列加以研究；三较为充分的论述了中华民族源于帕米尔高原的“土着说”假说；四从时空的二维角度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这样，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把常乃惪开拓的中华民族史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二）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1944年）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复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解。基于“中华民族”有着共同“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了“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因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只能称为“宗支”。
蒋介石的这一说法，在抗战时期曾得到广泛播扬，并一度几成“正统”。当时出版的一大批有影响的民族学和民族史着作，都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蒋介石这一观念做进一步发挥。俞剑华所着的《中华民族史》就是其中之一。俞剑华论着的整个构架，是以中华民族的来源为开篇，以中华民族的“五大宗支”的发展历程为核心展开的。
论及中华民族的来源，俞剑华质疑了郭维屏论着中，关于中华民族源于帕米尔高原的观点。他认为，“西来说”的不成立，已足以反正“土着说”的可信。在论述这个观点时，俞剑华除了罗列西方学者支持中华民族“土着说”的观点外，还把“北京人”考古发现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叙述，借此来夯实“土着说”的基点。
俞剑华的可贵在于把考古学的材料引入了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1921年，中外专家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史前文化进行考察和挖掘工作，发现了不少新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1921年8月，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地区，发现了生活在距今大约70一20万年“北京人”化石以及其他遗物。这表明，在70一20万年前，中华大地就已经开始有人类活动。1923年，法国传教士Teilharddechardln和F.licent在宁夏、鄂尔多斯和陕西榆林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取得新发现的同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成果也颇喜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骨针……以及数量可观的彩陶等等。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的发现，向世人展现了史前的中华文明。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中华民族来源的“土着说”观点。这些考古新发现，不仅证实许多传说的可信，同时也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俞剑华运用这些考古材料对中华民族史前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叙述。
关于中华民族的内容，俞剑华论着的论述与前面的两部论着的大同小异，在此不再赘述。有所不同的是，俞剑华在论及汉、满、蒙、回、藏等所谓宗支时，把“许多近似的附属小宗族分别附加”入其中，内容上，也较前面两位学者的论着更为详实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