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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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附录(2)

除此之外,俞剑华论着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就是,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小宗族合而为较大的宗族,由较大的宗族合而为更大的宗族”,经过彼此间的长期接触交往或战争会盟,最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就像一个五世同堂,支庶极多的大家庭,而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世界最大的族谱。汉、满、蒙、回、藏等族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的宗支。俞剑华就是根据这个框架,以五章的篇幅,运用历史文献,分别详细的论述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从发祥直至近代,由小到大,由野蛮走向文明,由弱到强,从独自发展到民族交往、融合,终成中华民族的一员的发展历程。

有意思的是俞剑华在《中华民族史》中从平等性、统一性、团结性、调和性、保守性、竖韧性、和平性、永久性、吸收性、独立性等l0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有参考价值。

在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有二个显着的特点,一是一反过去的学者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的一个集合体加以研究的传统,首次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体的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二是首次运用了考古材料,初步复原了中华民族的史前史。

综观以上所述,20世纪30一40年代中华民族史研究虽然勃兴而取得相当的成果,但终因当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受到历史的局限,所以大多成了蒋介石的中华民族论的解释者,为蒋介石抬了轿子,并没有能反映出中华民族历史的真实面貌。但这是时代的局限,今天我们不能苛术他们。

三、20世纪50一70年代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台湾一支花

兴盛一时的中华民族史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困在中国大陆沿寂了下来,而跌入冰点,但在台湾却继续了下去,出现了一技独秀的态势。据目前的材料所知,在这个时期台湾出版了王寒生的《中华民族新论》和陈致平的《中华通史》十二册。

(一)王寒生的《中华民族新论》(1971年)

王寒生的《中华民族新论》虽然号称“新论”,其实并不新,从其本人在《序》中所言:“中华民族,万流同源。我全面叙述各宗系,及与汉族有密切的关系,并不对某部分,加以强凋,亦不专论汉族,以大我代替小我,分汉满蒙回藏苗仍是小我,不免畛域”实际上还是对蒋介石中华民族观的又一种解读版本。

《中华民族新论》全书分为15章,遵循他不专论汉族的宗旨,从第2章到第6章以5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东胡族、蒙古族、匈奴族、藏族、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从体例到内容都大大不如三四十年代郭维屏等人的论述。

而王寒生的新论主要表现在:一是增加了对民族一词的释义,算是有一点民族学的色彩;二是论述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分析黄帝世系入手,运用了体质人类学的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讨论了中华民族的定型问题,其间虽突显了汉族中心主义,但也算是又有一点民族学的色彩。

(二)陈致平的《中华通史》(1974一1979年)

在台湾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中,以陈致平最为用心,他以个人之力,自1974年到1979年出齐了12册,340余万字的《中华通史》,成为2O世纪5O一7O年代中国中华民族史研究在台湾的一枝花。

陈致平的《中华通史》在开篇的绪论中,有一节专门探讨了什么是中华民族·开头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是自古以来抟合了许许多多民族而构成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它本身虽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但以一个主要民族为其中心,而同化其他民族,遂形成一种单元型的多元民族。这个中心民族,在先秦上古时期,称为夏族或华族,秦汉以后则称为汉族。”这里有三层含义: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由许多民族构成的一个民族;二中华民族是一种单元型的多元民族;三中华民族的中心民族是汉族。

在此,先且不评论上述观点的对错,令人惊奇的是陈致平紧接着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上古先秦时期、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4个阶段,又分析了现在中华民族的成分为汉人系、通古斯系、蒙古系、乌粱海系、突厥系、塔吉克系、康藏系、罗么系、侗傣系、孟吉系、苗傜系、福尔摩系等12个种系之后,用了其后几乎是全书12册的规模撰写的是中国通史,而不是中华民族史。看来陈致平并没有弄清民族史与国家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所以拜读陈致平的《中华通史》带给人的是极大的遗憾。《中华通史》虽然是台湾中华民族史研究的一枝花,但却没有秀起来。

尽管如此,台湾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因为她使中国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没有中断。相比中国大陆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冰点状态,台湾在中华民族史研究上开的这一朵花还是十分娇艳的。

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史研究的新勃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新背景下,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迎来了春天,开始了新的勃兴。

这一次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勃兴,是史式带的头。1990年11月1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以“一个振奋当代中国人精神的构想——尽快编撰一部《中华民族史》”为题,报导了史式提出的编纂一部《中华民族史》的倡议。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史式的这一倡议得到了海峡两岸学者的热烈回应。史式本人一下子成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学术明星,他到处讲演,频频在媒体亮相,游说学者们与他合作编撰中华民族史,组织成立了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主编出版了《中华民族史研究》第一辑,一时间热闹非凡,编撰中华民族史的议题一下子成了新闻热点。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史式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响雷,17年过去了,还没见下过一滴雨。

尽管如此,史式的倡议顺应了振兴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潮流,其社会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90年代初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讨论上。1990年12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发起举行了中华民族凝聚力首次学术讨论会,对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开展了深入的、广泛的讨。从1990年到1999年,先后召开了9次全国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5次出版了论文集,并于1992年成立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出版了孔庆榕和曾开垠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此外,还有伍雄武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呼应。南方讨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热烈,在北方也得到了响应,世纪之交先后出版了马戎、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1999年)和卢勋、扬保隆主持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2000年)。这两本书各有特点,但又都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探讨和原因分析。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马戎和周星在书中仍有一章论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形成”的观点,这与以往的学者动辄把中华民族的形成推到先秦有重大的区别。

有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讨论的基础,进入21世纪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开始勃兴,2001年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和田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几乎同时出版;2007年,尤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出版,全书三大卷,煌煌500万言,从而迎来了中华民族史研究的春天。

(一)萧君和的《中华民族史》(2001年)

萧君和在出版《中华民族史》前做了不少学术准备工作,他1999年出版了《《中华民族族体论》,2000年出版了《中华学》。这两本书对撰写中华民族史的理论和方法作了探讨》,为他撰写中华民族史打下了基础。

2001年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近百万字。这是自讨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中华民族史。该书体例独具特色,全书开头除导言和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两章以外,以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形成的前奏、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由华夏族向汉族的逐步过渡、汉族的形成、汉族的发展、汉族发展的鼎盛期、由汉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格局向中华民族的转变、中华民族的自在阶段、中华民族在自在阶段中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在自在阶段中的南方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自觉、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等12章的框架,论述了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和历史。与上述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的中华民族史相比,显然,萧君和的《中华民族史》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实,萧君和的《中华民族史》的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他主编《中华民族史》的框架,而在于他在对中华民族定义所作的质疑。在“何谓中华民族史”一节中,他明白表示“不认同现有的各种《辞典》、《辞海》关于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盼总称”的观点,而认同“中华民族是主要生活于中华地域里的以中华文化为主要纽带而构成的包括汉族等56个民族以及世界华人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尽管这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定义还大有于商榷之处,但对“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盼总称”的所谓权威观点提出否定性的意见应该是一大进步。

(二)田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2001年)

真是无巧不成书,同年田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也出版了,而且也是8月,这是自讨论中华民族凝聚力以来出版的,与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可以并列为第一部的又一部中华民族史,所不同的是田着为个人独着,萧着为集体所撰;前者36万字,后者92万字。

从体例上来说田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分为从远古到华族的形成、夏商周三代中华文化模式的定型、秦汉两期中华民族内部的新格局、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边疆各族向中原的汇聚融合、五代十国宋辽金元中华民族的再凝聚、明清两朝中华民族巩固发展6编。但从内容和篇幅的安排来看,田晓岫研究的深度和注意的焦点显然是在秦汉(包括秦汉)之前,这显然是不平衡的。

该书最有价值的是提出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模式为“搅拌式”。就是说,在中华民族发展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中原族群不断向边疆迁徙,与周边族群融合,把中原文化带到边疆,促进周边族群的发展;另一方面,边疆族群也不断向中原汇聚,输入新的血液,充实新的内容,使中华民族的主体族不断壮大,文化不断丰富。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发生汇聚、融合、分解、组合、再分解、再组合的搅拌运动。历数千年之久,形成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搅拌”运动的总趋势,是使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分散族群不断汇聚,不断在更深层次上反复聚合,促使中华民族内部各族文化内核更为趋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加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