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湾人特殊的外貌及性格
台湾女性的面貌，具有男性的风格。台湾男性大半有独特的脸型，比如鹰钩鼻，就如明太祖一样。据说外貌上魁梧的人，性格异常之点也特别多，猜疑心特别强。
如果平时走在台北的道路上，有时突然也会看到异形容貌的人，如鼻子特别大，鼻孔好像能塞进葡萄，两眉之间的距离约有五厘米宽。有异质面相的人，不仅是明太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各式各样的记载。唐初经过中亚到印度留学取经的三藏法师的随从之中，有猿形的孙悟空，海豚形的沙僧和猪形的猪八戒。虽然《西游记》是想像世界中的作品，但从创作的过程来看，守护法师的英雄侍从，正是应该具有异质面相的。
另外，京剧中出现的英雄豪杰的“花脸”，把脸部极端放大，也是在突显他们异质的面相。
在台湾，还有类似西班牙风格的美女。研究面相的圾元宇一郎结识了位姓董的太太。
他说：“董太太容貌端丽，简直和西班牙人一模一样。她同我曾经滞留在阿根廷时所看到的南美洲美人一样，甚至使我达到了想以西班牙语和她交谈的程度。在一张照片中，右边站着的是董太太的女儿，虽然也是美人型的女性，但毕竟只是个具有一般中国风格面相的女孩儿而已。但在座的董太太，如果说她是西方人，大概不会有人怀疑的。有一点也许从照片中看不出来，那就是董太太胸部的发育几乎和拉丁人一样。”
在公元7世纪～公元8世纪之间，西班牙人曾经被阿拉伯人占领，所以拉丁、阿拉伯的通婚混血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西域民族流入的血液也不少——主要是在唐朝——这是不可忽略的事实。
唐朝的诗仙李白，在他的诗中曾有“胡姬”的名称，还出现了“胡雏绿眼”——绿眼睛、金头发的女性。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的美人，她是一位台北的女士，拍照时，她虽未化妆，却也相当漂亮，和中国人的典型面相去很远，是另一种“血统”。
像这样的容貌，日本虽也有，但是她的美丽的确是出类拔萃的。
2．黎族和苗族的外貌及习性
在中国海南岛的西南部有一个少数民族的特区——黎族自治区，据说那里有黎族居民50万人，苗族居民1万人。在湖北和湖南也有不少苗族人。
黎族外貌的特征是尖下巴、低鼻梁以及浅黑色的皮肤。
现在熟知苗族存在的人并不很多，但是在中国的正史中，苗族曾经出现在《书经》的记载上，被称为三苗、有苗。同时也可确认他们是传来稻作文化的中国民族。
苗族人的特征是低低的鼻子、圆圆的额头、小小的眼睛、三角形的下巴、尖形的耳朵，从肤色上论，可分为白苗和黑苗两种。
苗族和日本原住民族之间有不少关联和类似性，主要表现在：①过去大量制造的涡纹铜鼓，和日本的铜铎相似；②都使用笙笛等原型乐器；③在山间巧妙地开辟水田；④无论男女，都有结发的风俗习惯。
3．与台湾人及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方法
与台湾等少数民族打交道不必太认真，但要坦诚，投其所好，但不要有所乞求。不可过问人家的财政收入，谈谈族人的历史和今日的风尚习性，寄情于当地的山水，也就足以交上朋友了。
4．少数民族的源流
汉民族第一次建立国家时，版图曾扩展到长江，成为南方的疆界，而在长江以南，苗族以及它的分派，也具有相当大的势力。秦朝建立后，随着汉民族国家的强大，原先在南方的民族大部分逃离到云南、贵州西部的山岳地带，有一部分继续南下，移居海南岛和台湾，还有一部分则东渡到了日本列岛。
至于海洋民族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南蛮的一族。只有在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才有楚、吴、越等国的建立。至于当时的先住民族究竟如何，因为没有深入研究而无从查考，关于他们的实际情况，尚没有理想的答案。
［附记］昆明民风的温情
“昆明”这个如此汉语化的地名竟是译音。早在旧石器时代，滇池一带活动的部落就自称“昆明”或译作“昆弥”。不知“昆明”在那些部落语中是何意义，它译作汉语音是如此地浑然天成、贴切应景以至于使人忘其来路。“昆”为日比，即接近太阳之意，正合了此地高原的地况；“明”乃光明，应了昆明在全中国最长的日照。“昆”、“明”这两个字联而为词，给人的印象是水面清澈、阳光明丽、烟雾迷蒙。
昆明有许多超出你想像的地方，使你觉得这个城市像一个你似熟而生的女人。走在昆明大街上，你会看到许多非汉化的异乡情调，出昆明十里就有着土服、操土语、以不同的形式生活的少数民族。在昆明民族村看大象表演，久久凝望着像大象这样灰色的庞然生物，使你忽生一种对于世界的迷茫，使你不能不对孕育了这各种怪异生物的自然心生崇敬，同时也使你感到你所置身的昆明与自然、与原始的接近。
然而与此相伴，昆明却又汇集着那么成熟的汉文化。别的不说，仅是大观楼长联就令所有饱读诗书的儒林文苑叹为观止；孙髯翁以一介布衣而有如此文才、如此天衣无缝的语言能力，使你对汉文化在此地的浸润程度不敢低估。
最能体现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人物就是杨慎了，杨慎当年因上书“议大礼”被贬至云南，十年寒窗所赢得的状元功名一朝消散。苏东坡被贬后自我修复的方式是寄情山水、亲近老庄，而杨慎被贬后则是走过黎民、皈依土地。苏东坡的赤壁腔调毕竟还带点自我说服、自我排遣的痕迹，而杨慎在云南才真是达到了忘我的真自在。云南少数民族淳厚奇异的民风一定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疗救，促使一个曾经是最上层的文人如此全身心地投入下层生活一定是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足以唤醒一个文人早已在古书和官场中迷失的慧根。相比之下行吟泽畔、形容枯槁的屈原就有点可怜了，中毒太深了。不过假若屈原不是被放于汩罗而是被放于滇中可能就会大不一样了，因为滇中的傣彝风情决非带有阴郁的神秘色彩的楚中可比。傣彝文化是奔放的文化，是自然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杨慎的拥抱和改造大概是原始文明对烂熟的儒教文明的一次令人欣悦的胜利。志书中说滇中妇孺皆识杨慎之名，这是怎样一种温情的接纳，这种接纳又是怎样一种意外而得的圆满。汪曾祺的一篇文章，记述杨慎被放途中如何被地方官缧绁相辱，这种黑暗阴毒的儒教官场与傣彝少女美丽热烈的风情是怎样一种强烈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