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水路，见之于史籍的有水道、海路、海道、御河、官河、漕渠等。其中“官河”的称呼最多，可能只要是官府开凿的新河均可称为官河。如果“官河填淤，行旅拥弊”，地方官有责任疏通河道。《旧唐书》卷一四六。无论官河还是自然河道，在河的两岸也多种有树木，树以杨柳为主。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是当时最大的“官河”。
2．桥式多样
隋唐时期国家主干路道上桥梁的修建，主要由尚书省工部的水部司主持，有时还设有专门的桥道使。地方路道的桥梁则由各地方政府主持；也有地方乡绅赞助修建的，称“义桥”。
隋唐时桥的种类很多，有石桥、木桥、竹桥、藤桥、绳桥、笮桥、浮桥等。石桥又有石拱桥、石梁桥。隋唐时期的石拱桥，当以隋大业年间（605～618年）所建的赵州安济桥最为着名，安济桥主拱宏大，弧度平缓，犹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桥身“两涯嵌四六，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张嘉贞：《安济桥铭》。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单孔敞角式石拱桥。宋人杜德源有诗赞曰：“架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蛰皆磨空。坦平箭直千人过，驿使驰驱万国通”。当时的石梁桥，比较着名的有洛阳天津桥，初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本为浮桥，用大缆维舟，两岸对起四楼，后冲毁；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改为石墩石梁桥”。洛阳利涉桥，唐长寿年间（692～694年）建，在设计上“创意积石脚，锐其前以分水势”《旧唐书·李昭德传》。其桥墩系船形墩。此外，还有京兆府的灞陵桥、东谓桥、中谓桥等。灞陵桥位于长安之东，为历来亲友送别之地，唐人诗文中多有提及。
当时浮桥的建造很盛，一般工程情况是“须竹笮大艑，两岸石仓铁牛以固”《旧五代史》卷五三。着名的有黄河上的蒲津桥（位于今天山西省永济县），张说《蒲津桥赞》曰：“域中有四渎，黄河是其长。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其旧制横絙百丈，连舰十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亦云固矣。”但冬春之际黄河凌汛时，竹绠常被冰凌撞破，后来“以铁代竹”，并在两岸铸有铁牛以“鸷缆”。近年在山西省永济县发掘出铁牛铁人各四个，每个都重达三、四十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蒲津桥的宏大。竹桥、藤桥、绳桥、笮桥则多建于南方。
3．车乘沿旧制
隋唐时期的车舆之制基本沿袭前代而来，如规定天子出行时的卤簿有“五辂”、安车、金根车、四望车、羊车、属车、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黄钺车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唐代皇帝出行大都不愿用“五辂”等车。《旧唐书·舆服志》载曰：“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玄宗又以辇不中礼，又废而不用。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而返。自此行幸及郊礼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其五辂及腰舆之属，但陈于卤簿而已。”《旧唐书·舆服志》
隋代社会牛车盛行。即使朝廷重臣如牛弘之属，出行也乘牛车，一次牛弘的弟弟“射杀弘驾牛车”，牛弘泰然自若，被时人赞为宽和大度《隋书·牛弘传》。唐朝刘子玄曾曰：“魏晋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旧唐书·舆服志》。但是到了唐代，朝士坐牛车之俗已不再流行。只有妇女才喜坐牛车，贵者如“（杨）贵妃妹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明皇杂录》卷下。百官赴任，政府则提供牛车载其家眷、行李。而牛车的主要用途已转为运输，白居易《卖炭翁》所描写的卖炭老人，即以牛车运载木炭。
牛车而外，当时日常用车还有马车、驴车、驼车等，以形制或用途分，又有轩车、轺车、辎车、斋车、輀车、柩车、丧车、卧车、奚车、毡车、钿车、山车、宝车、画戟车、拜扫车等。其中的轺车是马车，隋朝皇帝用于赐给退休的权臣。奚车源于契丹，“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旧唐书·舆服志》。中唐后盛行于世，属高等车辆，唐文宗时曾禁胥吏及商贾的妻女乘坐奚车。毡车，本自突厥，也属高等车辆，唐代传入中国，并很快得以普及，《幽闲鼓吹》载曰：“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辆”，因见杜氏生性俭仆，没敢献上。辎车和钿车均为妇女用车，《太平广记》载曰：杨贵妃得罪唐玄宗后，玄宗“令高力士以辎车载送还其家”《太平广记》卷二四0《太真妃》。；唐代曲江进士宴时，公卿家眷倾城纵观，“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唐摭言》卷三。
唐代社会崇尚武功，故上至帝王，下至胥吏，男人出行均喜骑马。所谓“良人玉勒乘骢马”王维：《洛阳女儿行》，《全唐诗》卷一二五。“五花马、千金裘”李白：《将进酒》，《全唐诗》卷一六二。“骑马过斜桥，满楼红袖招”韦庄：《菩萨蛮》。等，皆可证当时社会骑马之盛。开元天宝年间，不仅男人，而且妇女出行，也一度风行骑马。据史书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旧唐书·舆服志》。徐嶷《物怪录》载曰：“从二女奴，皆乘白马”。又，王昌龄诗曰：“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金门”。此外，传世画卷《虢国夫人游春图》也描绘了唐代贵妇人骑马出行游春的景象。因此，《旧唐书》卷四曰：“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不仅日常出行，而且朝臣上朝也骑马，并成一时风俗。今人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曰：“夫官至四品，在唐时亦尊甚矣，而骑马赴朝。可见当时朝臣殆无不骑马也”；“进士应举皆数千里，赴京师而皆骑马，且必有仆人随之，仆亦乘马。而少乘车者，盖唐人尚武其精神如此”。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第147～14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但是，唐代妇女出行还是以坐车为多，若是夫妻同行，则是“女檐男马”。
隋唐时期，平民出行，则大多骑驴。隋朝杜子春由富而贫，其出行则相应地“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也有官吏骑驴者，吕夷简任郑县县丞时，曾见“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唐语林》卷三。出身贫寒的进士也骑驴，冯氏三兄弟“共有一驴赴京”《云溪友议》。；唐懿宗咸通年间因进士们过分追求舆服华奢，特意规定进士不许乘马，只许骑驴。在唐代，由于驴是“劣乘”，非官员所乘，故许多落魄文人或隐居高士往往以骑驴为超凡脱俗之举，并以此为尚。如中兴宰相裴度未显时常骑驴出行，德宗时山人宰相李泌喜骑驴上朝，诗人杜甫、贾岛、李贺出行均骑驴。此外，当时的俳优、乐工，以及一些妇女也以驴为坐骑。唐天宝初年萧颖士就曾遇见“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太平广记》卷二四二《萧颖士》。
此外，隋唐时期民间出行也有骑骡、骆驼的。如歌舒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4．肩舆大行于世
辇和舆都是没有轮、用人抬或扛，类似后世轿子的出行工具。《隋书·礼仪志》载曰：“辇，制象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舆……制如辇而但小耳”。辇、舆，特别是辇主要为皇族所用。唐代殿中省有尚辇局，掌管皇帝乘用的七种辇和三种舆，即“一曰大凤辇，二曰大芳辇，一曰仙游辇，四曰小轻辇，五曰芳亭辇，六曰大玉辇，七曰小玉辇。舆有三，一曰五色舆，二曰常平舆……三曰腰舆，则常御焉”《入唐代法巡行礼记》卷四。其中的七辇和五色舆、常平舆主要用于礼仪，腰舆则为日常所用。阎立本《步辇图》中宫女所抬的辇舆，肩上有搭带，又双手抬之，当为腰舆。唐高宗以后“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因为辇为皇族所专，故皇帝抬步辇召学士，就是对学士的最大恩庞。辇的种类很多，有卧辇、重辇、运辇、玉辇、七宝步辇、四环金饰辇、金漆柏木镂金花版御辇等，步辇是其总称。
舆又称肩舆，起自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已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可乘坐。如白居易喜爱肩舆，《出使在途所骑马死，改乘肩舆，将归长安，偶咏旅怀寄太原李相公》诗曰：“驿路骑岖泥雪寒，欲登篮舆一长叹”。《因话录》卷三载曰：郑怀古“初家青、齐间，值李师道叛命，扶老亲归洛，与其第自舁肩舆，晨暮奔追，两肩皆疮”。隋唐时期舆的种类也很多，常见的有软舆、板舆、竹舆、篮舆、彩舆、绿舆、藤舆、卧舆等。
肩舆中有名“檐子”者，又名竹箯、编舆，类以后世的轿子，用竹篾编扎而成，隋唐妇女多坐之。《新唐书·车服志》曰：“初，妇女施幂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檐以代乘车”《唐会要》卷三一。唐德宗时名将李晟治家严谨，其女不顾婆母生病，往贺李晟生日，李晟痛责之，“遽遣檐子归”《唐语林》卷一。《册府元龟》载曰：“唐文帝时，妇女本来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唐文宗时，曾对乘坐檐子的行为作过礼制性规定，并禁止商人或庶民妻女乘檐子。到唐末，朝廷允许百官有病时可乘坐檐子，但须自雇脚夫。
又有兜笼，也名兜子，四周有遮蔽，门上有帘，多为女子所乘坐。最初流行于今四川地区，唐肃宗后，普及于京城。史称“京城……兜笼，代于车舆矣”。据《桂苑丛谈》记载，李德裕镇浙西时为办案，曾“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入对事。咸遣蔽帘子毕，令门不相对”。
兜子而外，还有“背笼”的出行工具，流行于黔地。据《太平广记》记载，刘隐诣南州，“州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之车马也。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南州》。
5．舟楫多样化
隋唐时，我国水路交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开广通渠，自都城长安西引谓水东入黄河；开通济渠（唐又称汴河），从洛阳引谷、洛水入黄河，再引黄河南入淮，凿深加宽了连接江淮的邗沟及连接长江和浙江的江南运河；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西南），形成了西抵长安，北达涿郡，南至余杭的南北大运河，加强了都城和富饶的河北、江南地区的水路交通。由于江南在唐中期后，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汴河就成了南北经济交通的大动脉。
水运的畅通，带动了水上运输工具的发展。隋唐时期，用于官民人等出行的舟楫，种类繁多种，常见的有木船、竹船、竹木筏、皮船、海船、轮船、小斛底船、小舸子、大河船、篷船、舫船、舴艋舟、小舫、大舸、画舸、楼船、舶船、棹船、米船、粮船、盐船、租船、漕船、饷船、转运船、龙凤船、竞渡船、行酒船、采花船、彩舫等。水路搭乘舟船已成为隋唐时期官民士庶出门旅行的主要交通方式。如杜甫诗：“门泊东吴万里船”，卢纶《晚次鄂州》诗：“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声”，李白《早发白帝城》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至柳宗元《江雪》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等等，均可看出当时出行乘舟之普遍。
内河航船首先是隋炀帝的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疡帝亡隋》。船体巨大、装饰豪华。史载，隋炀帝曾“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隋书·食货志》。数百首巨舟大舰、彩舫画船组成浩浩荡荡的船队，其场面十分壮观。
隋唐时期，造船业发达，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据有关史书记载，唐代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皋曾造轮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李皋传》。并已能制造载重万石的巨船大舰。如着名的俞大娘航船，《唐国史补》卷下曰：“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还有唐末成汭造的“和州载”，《北梦琐言》曰：“三年而成……上列厅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
隋唐时期，用于搭客的船有官船和私船之分。官船，就是由官府管理和使用的船，其中包括驿船。安禄山欲反，由长安回河北后，“疾趋出关，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十五里一更，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所乘即为官船。私船多为富商、士绅所有，用于运货，有时也搭客或佣借。
6．车坊应运而生
唐代随着大中城市的发展，和人们出行频率的增加，对代步工具的需求量日趋增大，以出赁车马、舟船等交通工具为业的车坊、车子家便应运而生。
隋唐长安城部面积84平方公里，东西直线距离近10公里。当城市生活充分发展时，人们户外活动，相互交往增多，于是出现了出租车骑、舟船以获利的经营者。长安东市就有赁驴处，需要者可以随意赁乘，出赁者派出一小儿跟随其后，到达目的地后支付赁金，小儿牵驴返回。《太平广记》卷三四六《马震》。也有小儿牵驴随处供出赁，有人赁乘，则随之而行；《太平广记》卷三八四《郜澄》。租赁乘骑的赁金一般按行程计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也有出租车辆的，长安胜业坊即有以为客拉车、出赁车辆为业的“车子家”《太平广记》卷三八五《辛察》。光宅坊有“车坊”，据考证，车坊是放置车辆的场所，所备车为马车，出租收费。（日）加滕繁：《本坊江就八二》，《支那经济史考证》。在唐代一些诏令和其他的记载中，常把车坊与客舍、邸店、园磑等并提，可知车坊系营利之所。因此王公贵族、地方官府也竞相设置车坊。如长安光宅坊有太什寺官所设车坊，除了设车、马、驴这类城市陆地交通工具外，也就有舟船出赁。
用于出赁的舟船史称雇船、赁船、佣船或僦船，往返于各地城市之间。对于隋唐时期赁船搭客的风俗，史书多有记载，如日本和尚圆仁要往楚州，“遇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唐天宝年间，有个姓崔的县尉欲去吉州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仆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孙，云空舟欲返，佣价极廉”《太平广记》卷一二一《崔尉子》。；长庆中，裴航“因佣巨舟，载于湘汉”，游历鄂地；《太平广记》卷五0《裴航》。会昌年间进士颜睿，“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常沂：《灵鬼志》。；南昌令李仁均，“捐俸赁扁舟”，将在南昌服刑的僧人尸柩送抵上元（建业城）。《太平广记》卷一六0《秀师言记》。除了州城，运河沿线的许多县城也有这种舟船租赁业。比如汴河沿岸“路次每县，不免自雇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越州诸暨县，河北巩县也有舟船供出赁。《太平广记》卷一三0《严武盗妾》。
7．旅舍业兴盛
隋唐时期在职官员出行，沿途由官办的馆驿招待食宿；而普通人出行，则要投宿旅舍。旅舍在当时有许多种称呼，如逆旅、客舍、邸舍、馆舍、旅馆、旅邸、旅店、邸店、村店等。
隋唐时期，随着交通的发达，人员出行的频繁，旅舍业比魏晋南北朝时兴盛。《通典》卷七曰：唐玄宗开元时“（自长安）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旅店一般设于道旁官驿边，以接待那些无权住驿的旅客，如富户何名远“每于驿边起店停商”《朝野佥载》卷三。；或设于两驿之间，起拾遗补阙的作用。唐孙樵《兴元新路记》记扶风至褒城的道路曰：“又十里至松岭驿，逆旅三户”，此逆旅设于驿边；又曰：“南行三十五里至灵泉驿，自灵泉平行十五里至长柳店，夹道居民”，此长柳店则设于两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