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王也都要在重阳这天登高宴会。据《景龙文馆记》记载，景经三年（公元709），唐中宗在慈恩寺登大雁塔，群臣献菊花酒祝寿。而《唐诗纪事》亦云景龙三年九月九日，唐中宗李显临幸渭亭登高，让每人作同题四韵五言诗一首，先成者赏，后成者罚。大约从此后，每逢重阳节，皇室显贵们游幸登高，曲江饮宴赋诗几乎成为定制。
5．重阳赏菊流行
唐代九月九日重阳节，还有赏菊、插菊之俗。在唐代咏九日的诗作中，写到菊花的比比皆是，可见赏菊之风之盛。如王维《奉和重阳节上寿应制》曰：“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王缙《九日作》曰；“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王缙：《九日作》，《全唐诗》卷一二九。；刘长卿：《九日岳阳待黄遂张渔》曰：“反櫂何来迟，黄花候君摘”刘长卿：《九日岳阳待黄遂张渔》，《全唐诗》卷一四九。由此可见，唐代简直是无菊无酒不重阳，不插茱萸不过节了。当时俗说菊酒可辟恶，如李颀《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诗曰：“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李颀：《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全唐诗》卷一三二。赏菊之外，又有簪菊之俗，亦含辟恶之意。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菊花》诗有“满城尽戴黄金甲”之句。
重阳节登高、佩茱萸、赏菊、饮菊花酒等风俗，从汉代到隋唐，基本上变化不大。但在过节时间上，唐代重阳节可提前于九月八日或推迟至九月十日，这样就使得重阳节的节期不是一天，而是两天或三天了。《辇下岁时记》曰：“都城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李白《九月十日即事》诗曰：“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李白：《九月十日即事》，《全唐诗》卷一八0。写的正是九月十日过“小重阳”的习俗。
6．重阳食糕趋盛
糕是隋唐时期重阳节的当令食品。重阳食糕之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无载，然隋时已之，隋杜台卿《玉烛宝典》载曰：“九月食饵者，其时黍馀并收，以粘米加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据《嘉话录》记载，唐人袁师德是给事中袁高之子，九日出门作客，有人让他吃糕，他却推辞不吃，后来人们才知他为避父讳，因“糕”“高”同音，故不忍食糕。《云仙杂记》载曰：“洛阳人家，重九，迎凉脯、羊干、饼，佩瘿木符”。从中也可看出，“重九”吃糕在唐代极盛。
五、冬时节俗
隋唐时期冬季的节日主要有冬至、腊日和除日，此外还有十月初一，隋时以黍臛祭祀祖先，《玉烛宝典》载曰：“秋有黍臛之德，先荐祖祢”。唐代四川夔州等地则作蒸裹、焦糖为节俗食物，杜甫《十月一日》诗曰：“蒸裹如乾室，焦糖幸一盘”。
1.除日傩祭娱乐化
傩祭，是一种古老的驱鬼逐疫仪式。从周代到唐宋时期的史书和礼书中对这一仪式有详尽记载，时间大都是除夕之夜，形式既有帝王宫廷中举行的“国傩”，又有民间举行的“乡人傩”。主持仪式的是巫师，称方相氏，头戴面具，黄金四目，掌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十二兽和侲子于宫廷各角落“索室逐疫”。这种仪式一直延续到唐代。
隋唐时期的除日傩祭仪式基本沿袭汉代，但场面更为宏大。《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当时的傩祭场面曰：
大傩之礼，选人年十二以上，十六岁以下为侲子，假面，袴褶。二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为列。执事十二人，赤帻，赤衣，麻鞭。二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执；其一人为唱师，假面，皮衣，执棒；鼓、角各十，合为一队。队别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监所部；巫师二人，以逐恶鬼于禁中，有司预备每门鸡及酒，拟于宫城正门，皇城诸门磔禳、设祭。
另，据段安节《乐府杂录·驱傩》记载，唐代傩仪中已带有表演性质，出现了以娱人为目的的傩舞表演。段安节《乐府杂录》曰转引自《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第4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驱傩，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发衣白囗画衣，各执麻鞭（辫麻为之，长数尺，振之，声甚厉）；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凶”者，“腓胃食虎”者，“腾简食不祥”者，“揽诸食咎”者，“祖明、强梁共食磔死、寄生”者，“腾根食蛊”者。侲子，五百小儿为之，衣朱褶素襦，戴面具，以晦日于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西阁门，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拥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官于本寺先阅傩，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壮观也。
《酉阳杂俎》亦有类似记载。这里的傩仪虽然仍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娱乐成分大大加强了，不仅有表演性的舞蹈，而且有抒情性的念唱，“呼神名”而舞，说明隋唐的傩仪已向傩戏衍化，成为一种可供观赏的表演形式。李绰《秦中岁时记》则曰：“秦中岁时日，傩作鬼神状，二老人各为傩翁傩母”。当时傩戏中的傩翁一般穿“朱衣画裤”，傩母一般是“青衣画裤”，傩鬼又都是“染面唯白齿”，并有一些基本规范化舞蹈动作。可见，唐代傩舞已突出了其观赏价值。
2．除夕门神角色转换
门神的信仰很早，《礼记·典礼》中就有“春祀户祭”的记载，当时的五礼包括门神在内。唐以前，主要是在门户上置桃板避邪，也有在桃木板上书写“右郁垒，左神荼”或画郁垒、神荼二神像以御凶鬼的。可见，当时社会以神荼、郁垒为门神。
到了唐代，门神却换成了唐太宗手下的两位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直到今天，中原地区诸省民间所贴门神，仍然是白脸儿的秦叔宝和黑脸儿的尉迟公。另外，又有以钟馗为门神者。关于钟馗的来历，宋人高承《事物纪原》载曰：“开元中，明皇病痁，居小殿，梦一小鬼，鞟一尺，悬一履于腰间，窃太真紫香囊及拈玉笛吹之，颇喧拢，上叱之，曰：臣虚耗也。上怒，欲呼武士，见一大鬼，顶破帽，衣蓝袍，束角带，径捉小鬼，以指刳其目臂而啖之。上问为准，对曰：臣终南进士钟馗也。因应举不捷，触殿阶而死，奉旨赐绿袍而葬，誓除天下虚耗妖孽。言讫觉而疾愈，乃召吴道子图之。上赏其神妙，赐以百金，是以今人画其像于门也。”可见除夕门贴钟馗之俗也发端于隋唐时期。
3．除日守岁成俗
守岁源于何时？《秦中岁时记》载曰：“守岁之事三代前后典籍无文，至唐杜甫的《杜位宅守岁》诗云守岁阿咸家，椒盘已颂花，疑自唐始。”其实，守岁之俗肇始于隋唐之前，而以隋唐尤盛。当时帝王宫廷在除夕夜守岁，燃檀香篝火，大摆酒宴，极尽豪华奢侈。据《南部新书》记载，岁除之日，太常领属官乐吏，并护童伥子千人入内宫，晚上于寝殿前进傩舞，同时“燃巨烛，燎沉檀，荧煌如昼”。唐代很多守岁应制诗，反映了宫廷除夕守岁的盛况。如唐太宗李世民有《守岁》诗曰：“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全唐诗》卷一。杜审言有《守岁侍宴应制》诗曰：“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庭灯烛上熏天”《全唐诗》卷六二。许敬宗有《奉和守岁应制》诗曰：“祥鸾歌里转，春燕舞前归，寿爵传三礼，灯枝丽九微”《全唐诗》卷八八二。
唐代妇女则有除夕夜镜听之俗，以卜丈夫归期或功名成就。王建《镜听词》曰：“重重摩娑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全唐诗》卷二九八。
（第六节）隋唐汉族信仰风俗
隋唐时期不仅物质风俗丰富，信仰风俗也极为繁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信仰风俗的范围更为广泛，从上到下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神灵崇拜。正是“每岁月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李肇：《唐国史补》，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一、宗教信仰风俗
1.国家宗法性宗教信仰规范化
隋唐时期，国家宗教祭祀得以规范化。唐代将祭祀分为三等，并确定了每岁的常祀之制。根据唐代有关礼典的规定，属头等大祀的是祭天祭祖，即祭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祗、神州、宗庙及追尊之帝、后。大祀时要预卜祀日，散斋四日，致斋三日；若天子亲祀，则要于正殿行致斋之礼。属于次等中祀者为社稷、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帝社、先蚕、七祀、先代帝王、文宣王、武成王。中祀亦须预卜祀日，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属于第三等小祀者有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山林、川泽、司寒、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以及州县之社稷、释尊。小祀则筮祀日，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每岁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腊，蜡百神于南郊；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祗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祗于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太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四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腊，享于太庙；孟春吉亥，享先农，遂以耕藉。
祭天之礼，隋代和唐初依旧制，礼五天帝。唐太宗贞观年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祈谷，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显庆二年始，南郊祈谷、孟夏雩祭及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乾封元年，高宗诏祈谷复祀感生帝，二年又诏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开元以后，五方帝五人帝皆从祀于昊天上帝，直至唐末未有更改，传统的祭法，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郭。武则天起始合祭天地于南郊，玄宗因之。
自唐代始，诸臣之祭祖，皆依其品位确定庙制等级。开元十二年令：一、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若宗子有故，庶子摄祭，则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则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为其介子某荐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庙，其主祭则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庶子官尊而立庙的习俗，体现了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对于早期宗法制度的某种修正和超越。
先圣先师之祭：唐武德二年，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祀。贞观二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祀。四年，诏州县皆立孔子庙。十一年，诏尊礼子为宣父，作庙于州。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皆以配享。永徽中，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显庆中，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为先圣。二十七年，谥孔子为文宣王，赠诸弟子公侯爵。
孔子庙是文庙，此外还有武庙。开元中立姜太公尚父庙，以张良配，仲春仲秋上祭之，如文宣王。诸州武举人上省，先谒太公庙。上元中，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典同于孔子，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建中中，列古今名将64人图形配享。于是孔子为文教主，太公为武教主，文武并祀，人臣文武之道于是兼备于祭祀。
唐代除了对祭天与祭祖的仪制有所规范外，其他国家宗教祭祀亦多有改作，主要有五帝祀、社稷与先农、蜡祭、九宫贵神、先圣先师等。
五帝之祀：武德、贞观之制，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帝宓羲配，勾芒、风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夏，祀赤帝于南郊，旁神农氏配，祝融、荧惑、三辰、七宿从祀。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帝轩辕配，后土、镇星从祀。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帝颛顼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孟夏之月，龙星见，雩五方上帝于雩坛，五帝配于上，五官从祀于下。此制将祭天与祭五帝分立，五帝祭配合四季气节，成为季节神。
社稷与先农：天宝以前，社稷为中祀；天宝三年，社稷及日月五星并升为大祀，并四时致祭，表示了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太社主用石，坛上被黄色，坛之四面及陛用四方色。藉田祭先农，唐初为帝社，亦称藉田坛；武后时称先农坛，神龙元年改为帝社坛；玄宗时又停帝稷而祀神农氏于坛上，以后稷配，后世因之。
蜡祭：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祭神的范围十分广泛，如大明、夜明、神农氏、伊耆氏，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渎、四镇、四海、井泉、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泽丘陵衍原隰，五方之鳞羽赢毛介，五方之猫虎龙麟及朱鸟玄武等，称之为百神。
九宫贵神：开元二十四年，置寿星坛，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天宝三年，置九宫贵神坛，其上依位置九坛：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四孟月祭，尊为九宫贵神，礼次昊天上帝。
九宫贵神皆高位天神，乃太一崇拜扩充而成，其职能在保护农业生产，故天宝三年十月六日敕谓：“九宫贵神，实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冀嘉谷岁登，灾害不作。”
2.佛教信仰习俗风行
隋唐时期帝王大多崇佛，上行下效，汉族社会佛教风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佛教信仰风俗，主要内容包括捐资立寺、舍宅为寺、听僧讲经、写经造像、斋僧和放生等。
隋唐两朝上层社会捐资立寺成为时尚。隋朝时捐资立寺之风已盛，如独孤皇后为外祖崔彦珍立普耀寺、为父立赵景公寺、为母立纪国寺、为尼华晖令容立法界尼寺，蜀王秀立大开业寺，亲王杨雄立灵觉寺，元德太子为尼善惠、元懿立慈和寺，细腰公主立功德民寺，河间王弘立明觉尼寺，等等，以上为王室成员捐资立寺；此外，薛国公长孙览为其父立资敬尼寺，内史舍人于宣道为其父平立阳化寺，郧国公韦孝宽立法轮寺，申国公李穆妻立修善僧寺，房国公苏威立法济寺西禅院，万安公李园通立慈门寺，楚公豆卢立罗汉寺，等等，以上为权臣捐资立寺；另有妇女捐资立寺者，如宫人陈宣华和蔡容华立开善尼寺，鲁郡夫人孙氏立修慈寺等。
唐朝时，捐资立寺之风不减于隋。如王室成员中有太子李承乾立龙兴寺，太平公主立罔极寺，安乐公主“用钱数百万”修安乐寺张：《朝野佥载》卷一。等等；史书载曰：“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韦后)、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旧唐书·姚崇传》。僧不空奏请造文殊阁，“贵妃、韩王、华阳公主同成之”《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达官贵人捐资立寺者有大宦官吐突承璀营安国寺，原将军尉迟乐宅立为奉恩寺，宰相王缙“舍财造寺无限”《旧唐书·王缙传》。宰相裴度尽舍平淮西所得巨万赏钱再修福先寺，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绢五千匹助修长安开业寺，杜鸿渐“造寺无穷”《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二年七月。如此等等。至于保留至今的唐代大雁塔，塔高十层，更是由当时的达官贵人出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