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社会不仅捐资立寺成风，而且王公贵族还竞相舍宅为寺。隋时，光德太子舍寝堂助造济法寺佛殿，秦王俊舍宅立济度尼寺，兰陵公主舍宅为资善尼寺，淮南公主及驸马都尉尉迟安舍宅立宣化尼寺，驸马都尉元孝矩舍宅立空观寺；大司马窦毅舍宅为灵花寺，左仆射高舍宅立真寂寺，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立普集寺，宦者仪同三司宋祥舍宅立真心尼寺，江陵总管贺拔华为沙门法海舍宅立法海寺，荆州总管杨纪舍宅为定水寺；申国公李穆妻元氏舍别宅为济度尼寺，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立温国寺，左仆射高妻舍别第为积善尼寺，等等。唐时，太穆皇后舍归宁院施净域寺，章怀太子舍宅立千福寺，淮安王神通为沙门智凝舍旧宅立辨才寺，嗣虢王邕舍宅立极恩寺，尚宫柴氏舍宅立光德寺；宰相王缙舍宅为宝应寺，高力士会宅立保寿寺，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淮西节度兵马使李重倩舍宅为宝应经坊，卢龙节度使刘总舍其私第为佛寺，等等。可见当时舍宅为寺风气之盛。
又有写经造像之风。如贞观十八年(644年)，金仙公主奏请太宗，赐幽州云居寺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充石经本。麟德年间，纪国大妃韦氏殁，其女临川郡长公主“自后年别手写《报恩经》一部，自画佛像一铺”《唐代墓志汇编》，第703页。唐高宗将会稽山妙喜寺僧印宗，“敕召入内，乃造慈氏大像”《宋高僧传》卷四《印宗传》。长寿二年(693年)魏王武承嗣第五千人表请加武则天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此后武则天就以佛的金轮王自居，作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宝和主藏臣宝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资治通鉴》卷二0五，长寿二年九月。天宝十载(751年)，唐玄宗以先帝忌日，“命女工乡释迦牟尼像，亲题绣额，稽首祈福”《册府元龟》卷五一，《帝王部·崇释氏一》。
听僧讲经之俗在唐代士大夫中颇为流行。唐时佛教寺院大多位于风景秀丽、环境幽静的名胜之处，已经或准备跻身仕途的文人学士喜欢在这幽雅的环境里读书、乞食、赋诗，同时也厕身寺刹的法会，聆听高僧说法、讲经，咨询“苦空”真谛，以释读经中的疑义，解尘世苦难之惑，消除人生诸种烦恼，求得解脱。高适曾同马太守听九思法师讲《金刚经》，孟郊曾作《听兰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欧阳詹有《智达上人水精念珠歌》，元稹则在《答姨尼胡灵之见案五十韵并序》中曰：“尽日听僧讲”元稹：《答姨尼胡灵之见案五十韵并序》，《全唐诗》卷四0六。至于普通百姓，则多去寺院听“俗讲”。
有些善男信女虽崇释氏，但不愿舍妻别子，抛弃功名，所以又有带发修行之俗。如杜甫“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杜甫：《谒真谛寺禅师》，《全唐诗》卷二三一。带发修行者，一般称为居士。王维自号摩诘居士；白居易称香山居士，复“为白衣居士”白居易：《香山居士写真传并序》，《全唐诗》卷四五九。；王建则“拟作读经人，空房置净巾”，“焚香向居士，无计出诸尘”王建：《原上新居一首》，《全唐诗》卷二九。带发修行的佛徒大多有按时持斋戒的习俗。唐玄宗时，苏晋“长斋绣佛前”杜甫：《饮中八仙歌》，《全唐诗》卷二一六。齐州禹城县令妻崔氏，“常绝荤辛”；大历时遂安县尉李守虚之女李处子，“不尝荤茹，稍却铅华，数岁诵经，六时行道。金刚般若，草契于心；妙法莲华，常指于掌。口资法味，身得道，虽非落发比丘，直是在家菩萨”；唐德宗时，殿中侍御史张府君妻源氏，“晚岁尤栖心禅寂，荤修不杂仅廿年”；上县令豆卢氏妻魏氏，“归信释门，斋戒不亏，卅余载”。《唐代墓志汇编》，第1881页，第1772页，第1890页，第2560页。至于信佛的士大夫，除自身持斋戒外，还斋僧，即施饭于和尚、尼姑。如王维“日饭十数名僧”《旧唐书·王维传》。；王建还特意在别屋为僧炊香饭，按佛门规矩不入荤辛，净手作素食，并“愿师常伴食”《全唐书·饭僧》。
还有结社修行的风俗。如白居易曾“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旧唐书·白居易传》。作诗曰：“本结菩提香火社，为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白居易：《与果上人殁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全唐诗》卷。又在庐山搭草堂结僧社；劝184人结上生会，“行念慈氏名，坐卢慈氏容，愿当来世必生兜率”《佛祖统纪》卷八。此外，刑部杨汝士、左丞高元裕和长安杨鲁士等，都到名僧知玄门下“拟结莲社”《宋高僧传》六，《知玄传》。修行。平民百姓结社礼佛之事也不绝于史。如开元初年，“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太平广记》卷一一五《普贤社》。唐文宗时，兰田县人“贺兰进与里内五十余人相聚念佛”《旧唐书·高元俗传》。在敦煌莫高窟的供养人题记中，民间结社共同礼佛的记载更是常有可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另据《剧谈录》引《京城坊曲》载曰：长安“旧有迎真身(即法门寺佛指舍利)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可见，长安居民为迎佛指舍利，自发成立迎真身社，不分长幼，每十天出钱一文，从唐文宗开成年间至唐懿宗咸通年间前后坚持了三十多年。除长安外，从长安至扶风法门寺二百里地区，平民百姓为迎奉佛指舍利而结的宗教社团，十分普遍。如咸通十四年随监送真身使来法门寺的“武功县百姓社头王宗、张文建、王仲真等一百廿人，各自办衣装程粮，往来舁真身佛塔”《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
佛教宣称以慈悲为本，不杀生是佛教徒的基本戒律之一。武则天时，监察御史王守真乞求出家为僧，“于京兆西市疏凿池，支分永安渠水注之，以为放生之所”《全唐诗》卷八七五，《永安渠石铭注》。抚州有放生池，信仰佛教的刺史京，禁民捕鱼。州人张顶乘舟垂钓，被其逮捕。试大理评事杨牢妻“晦朔又以缗钱购禽飞，或沉饭饱鱼腹”《唐代墓志汇编》，第2214页。
3.道教信仰习俗繁盛
唐王室为了抬高自己的门弟，视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李耳为始祖。据《唐会要》载曰：“武德三年（620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到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三月，又“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置紫云仙鹤万年观于兖州，天下诸州置观一所，各度七人”。《旧唐书·高宗本纪》。正式承认唐王室乃是老子的远脉子孙。崇老信仙、好事喜功的唐玄宗则三次为这位神仙远祖加尊号：“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唐玄宗还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和科举、教育制度，推广和扩大对老子的崇拜。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由于老子地位的巨大提升，他的几位弟子也有幸沾光获得封号：“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旧唐书·礼仪志》。不仅如此，唐玄宗还把当时着名的道士卢鸿一、王希夷、李含光、司马承桢、张果等请到长安，加官封号，并声称“朕志承道要，缅想真仙”。唐玄宗：《命李含光奉词诣坛陈谢敕》，《全唐文》卷三六。封建唐王朝的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早就存在于民间的老子崇拜和道教信仰达到了鼎盛时期，在民国社会流传广泛的“八仙”信仰也于此时得以肇端。
唐代帝皇不仅三番五次下诏抬高道教的地位，而且非常迷恋神仙生活。英武纵天的李世民尽管心中也明白“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但生存的欲念却使他也未能免俗，浸淫于采药炼丹，结果服丹药后不但没有长生，反而中毒身亡。“有唐一代的皇帝，差不多都是相信炼丹方术的。据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所载，唐代皇帝因服丹药中毒而死的很多”。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2〕，第3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隋唐强盛的国力和国势使人希望能够永久地享受目前的富足，所以在统治者的诱导下，士大夫和老百姓也特别希望得道成仙，狂热地信仰着道教。初唐四杰中，王勃常常游道观交道士，在梦境中也常常“翕然登霞首，依然蹑云背，电策驱龙光，烟途俨鸾态”，因而慨叹“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味”。王勃：《玉梦游仙》，《全唐文》卷五五。另一位卢照邻则“学道于龙门山精舍”，为了治好自己的病，求得长生，他到处访求道士，甚至求到了号称“药王”的道士孙思邈那里；他反复煮炼丹砂，多次服食方药，吃了后“之四年羸卧若嗽，几至于不免”，仍不思悔改，反而固执地认定丹砂质量不高。其他的陈子昂、孟浩然也莫不如是，而李白大概是浸淫于道教最深的人了。
4.其它宗教信仰习俗
祆教，祆教在波斯为琐罗亚斯德教，认为宇宙原为有善恶二神，善神叫阿胡拉·玛兹达，意谓智慧之王，是光明、生命、创造、善行、美德、秩序、真理的化身；恶神叫安格拉·曼纽或阿里曼，它是黑暗、死亡、破坏、谎言、恶行的化身。善恶二神各拥有僚神、眷属，彼此反复较量，终于善神战胜了恶神，光明代替了黑暗，阿胡拉·玛兹达成了最高的存在，唯一的主宰者。该教认为火是善神的儿子，因此礼拜圣火是教徒的首要义务。
北朝时，该教传入我国，被称为“祆教”、“火祆教”、“拜火教”。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流行。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曾置祆祠，并设萨宝府专司其教。其下官职分为萨宝、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主持祭祀，自四品至七品不等，也有流外四、五品。宋代姚宽《西溪丛语》曰：“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奏闻”。可知祆教教士颇得唐廷礼遇。西京长安有祆祠四座，东都洛阳有祆祠二座。唐人张《朝野佥载》提到南市西坊之祆庙，曰“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盖西域之幻法也。”该书还提到“凉州祆神祠，至祈祷日，祆主至胡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莫知其所以然也。”武宗会昌五年灭佛，“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于是祆教禁绝。
摩尼教，摩尼教创立于公元3世纪的波斯，因创教人摩尼而得名。我国旧译明教、末尼教、牟尼教、明尊教、二尊教等。该教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基础上，吸收基督教、佛教等教义，形成自己的信仰体系，并创立一套独特的戒律和寺院制度。其基本教义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指光明与黑暗两种对力的力量，“三际”指二宗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发展阶段中力量对比的变化。该教戒律有“三封”和“十戒”。三封是口封、手封、胸封，即言禁、行禁、欲禁。十戒是：不拜偶象，不妄语，不贪欲，不杀生，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诈，不二心，不怠惰，每日按时祈祷和实行斋戒忏悔。
公元6至7世纪，摩尼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被译为“明教”“末尼教”、“牟尼教”、“明尊教”、“二尊教”等。唐延武元年(694年)“波斯国人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受到武则天的召见。武则天悦其教义，留其深经，摩尼教得到朝廷的合法承认，该教正式进入内地，在流传过程中有逐步佛教化倾向、并与道教互相依附，形成中国摩尼教的新特点。玄宗开元二十年，玄宗发布敕令：“末摩尼法，本是初见，妄称佛教，诳惑黎之，宜严加禁断”《通典》卷四十。摩尼教被予以禁止。元和之后，朝庭解除禁令，摩尼教又得以在内地大力传布，从大历三年到元和年间，摩尼教从就师长安扩展到今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建寺传教，成为仅次于佛教的外来大宗教。至武宗朝，开始有步骤地打击道教以外诸教，包括摩尼教。会昌二年封闭长安等地摩尼教寺，三年罢废天下诸州摩尼寺，杀害摩尼教秆。会昌五年勒令摩尼教秆还俗，充国家两税户，外国教秆送元处收管。遭此打击，摩尼教在内地渐趋衰微，但仍在西北与东南沿海流行，并逐渐进入下层社会，孕育了后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国人毋工工、董乙的摩尼教起义，和北宋时期的方腊起义。
景教即基督教，初时传入中国，时称“大秦景教”或“大秦教”。大秦指罗马，景教空系基督教聂期脱利沉。唐贞观九年(635年)该教派遣教士本来到长安，受到朝庭机遇。唐太宗听其教义，颇加赞赏，于贞观十二的下诏曰：“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就，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唐会要》卷四九；又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于长安义宁坊赐建景寺一所，度僧21人。高宗时准诸州各置景寺，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不少教士还担任了朝廷与军队中的重要职务。玄宗命宁国等五王亲赴寺建立坛场。肃宗、代宗皆尊重其教。明代熹宗天启年间西安郊发掘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净撰碑文，由此证明中唐以前景教在中国有可观的发展和影响。碑文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教业相当兴旺。
唐代景教紧密依附于李唐皇室，主要传播于上层。如太宗、高宗对阿罗本之宠优；玄宗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画象)供于大秦寺内安置，诏佶和、罗含等教士于兴庆宫修功德；肃宗以教士伊斯为高官；代宗每于圣诞节赐天香以告成功。而大臣如房玄龄、魏征、尉迟恭、郭子仪等，也尊崇教。但教士多为外国人，中国下层民众信爷者甚少。
迨至唐武宗会昌五年灭佛，祸及一切外国宗教，景教亦遭毁灭。武宗认为“以武定祸乱，以是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不能让西方之教与我抗衡，于是除灭佛外，又“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旧唐书·武宗纪》。景教在内地从此被禁绝，但边远地区仍有基督教在活动。
二、多神崇拜
对雷电风雨，山川河海，日月星辰之类自然现象的信仰，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民间并且得到统治者承认和利用。隋唐王朝在以往的基础上又将其推进一步。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嵩山五岳之神，都被授予越来越高的人间爵位：“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改嵩山为神岳，授太师使持节神兵大都督、天中王，禁断刍牧。其天中王及显圣侯，并为置庙。”又“玄宗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开元十五年（725年），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天宝五载（746年），封中岳神为中天王，南岳神为司天王，北岳神为安天王”。《旧唐书·礼仪志》。相应地，四渎四海也得到各自的爵位。《旧唐书·礼仪志》载曰：天宝六年（747年），“河渎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十载（751年）正月，四海并封为王”。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并指派专人去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