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况
一、历史背景
梁开平元年（901年）唐灭亡，中国历史再次进入诸王朝攻伐杀掠，政局四分五裂的时期，其间除在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的五朝更替外，其他地区还先后存在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个地方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宋朝统治着中原大部和南方广大地区。自公元950年到1127年，都开封（宋称东京），史称北宋。辽建国于公元907年，辖有大漠南北和今东北在部、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公元1038年，夏立国，领有今甘肃、宁夏的大部和陕西、内蒙的部分地区。至此，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1115年北方女真族于建国，国号金。金人逐渐强盛，于公元1125年灭辽后，后又灭夏，并大举南侵。北宋朝廷坚持和议，酿成“靖康之难”，开封沦陷，宋钦宗、徽宗被掳。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由于金兵步步进逼，朝廷成了流亡政权，于1127年南迁临安（即杭州），偏安一隅，史称南宋（1127～1279），形成宋金南北对立的局面。
公元13世纪初，蒙古人勃兴于塞北，经数十年征战，建立了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公元1210年，蒙古人开始侵金，1233年亡金。1260年（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后为上都）自立为帝，是为元世祖。1264年迁都燕京（后定名为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国号为“元”。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1），蒙古内部略定，始侵宋。由于南宋统治者重用投降分子，结果求和不得，欲战无力，于南宋恭帝德祜二年（1276年）临安陷落，元军俘恭帝、全太后及宋室官员北去。直至1279年，偏安江南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政权宣告灭亡，自此，全国统一于元朝。元朝采取民族歧视政策，激化了统治者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至1368年，元朝终于为农民起义军所推翻。是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国号为明。
宋朝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世界大国，不仅领先于当时世界，而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62页。“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谈谈宋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北京历史学会讲演稿。不仅我国学界泰斗如此评价，外国学者对宋代文化也给予极高的评定。日本着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指出：“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匈牙利裔的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着呈现。可见，宋代又是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两宋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分析宋元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情况，有以下的特点：
1．经济发展极为突出
宋代农业耕地的增加，耕作制度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业工具的创造，使种植业得到较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增，蚕桑、果树、甘蔗、蔬菜、园艺、林木、药物以及养鱼等业，也都单独得到了发展，农村中出现了大批专业户经济。多种经营、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原料，推动了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各地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大增，生产的产品不仅能满足自用，而且还行销全国各地。如四川的纺织品“日输月积，以衣被于天下”。专业性手工业生产尤为突出，出现了生产能力很大的手工作坊，如茶叶加工行业，当时产茶的州在35个以上，有使用大量的雇佣人来采茶和加工，有独立使用水磨和分工很细的加工作坊，全国私焙计13万所，雇工约40万人，商品价值达一百万贯，销售遍及国内外市场。当时官私手工业不少领域居于世界前列，如铁的产量、船只制造、丝织业等。此外，火药、罗盘和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北宋一代发明。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商品交易冲破了坊市制，出现了两个国际性大都市——北宋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大小经济都会林立，跨区域的经济都会发展起来，如湖北的鄂州、浙江平江府嘉定县、山东密州板桥镇等。草市大规模兴起，“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更多的农村人口卷入商品经济之中。
由于宋元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提倡和鼓励，沿海各贸易港口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荣局面，如山东半岛的密州、登州，两浙地区的杭州、明州、太仓刘家港、温州、秀州、江阴、上海和福建的泉州，以及南方的广州港等。泉州港各国商人云集一起，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刺桐（泉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生产继秦汉第一个高峰后的又一个新的更高的高峰。可以说宋代在经济上、生产技术上是当时全人类农业社会中最繁荣的。
2．改革风行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改革风行的朝代。政治上，先有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继有王安石变法。后者所历时间之久，涉及内容之广，取得成效之着为封建社会罕见，影响极为深远。在生产关系内部，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出现了自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转折，产品地租代替了劳动地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手工业领域以召募制代替了应役制，形成了各类家庭作坊或雇有帮工的作坊。在商业贸易方面，唐以前坊市制度被彻底改变，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新阶段。哲学思想界，出现了儒释道相结合的理学。文学上有欧阳修高举的古文运动。史学界改革也硕果累累。在对外交往方面，借指南针的发明，造船业的兴盛，宋代从海上打开国门，挣脱了长期禁锢的局面，在传播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也给汉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加速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3．文化教育兴盛
赵宋立国后，统治者为了改变武将跋扈、战乱不已的局面，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自宋太祖、太宗创制之后，历代皇帝均守之以为“祖宗家法”。“不以言罪人”，给知识分子以一定的思想自由，为文化活动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由于实行以文治国，官吏的需求大大增加，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了唐代的门第限制，取士不问家世，提倡公平竞争。两宋通过科举取士达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取录人数大大超过任何朝代。张希清：《论宋代科举的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第5期。科举入仕，极大地刺激了社会上普遍的读书热情，加上印刷术之广泛使用，书籍从写本变成印本，士子得书远较唐代为易，使之形成了一股浓厚的读书风气。北宋真宗赵恒向士人鼓吹：“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官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真宗皇帝劝学文》。这样赤裸裸地以利禄劝学，使读书人数急剧增加。“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种社会风尚中，文人无不将读书科举，致仕做官看作高于一切。
宋代教育之兴盛，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冠。不仅国子监所属学校日益增收学员，而且大办州县学的风气大开，到北宋中期，“天下州郡，渐皆建学”。由于规定取士俱本于学，使宋代的教育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宋代私人办学尤其是封建家族立学普遍，纷纷建义学、书馆、书院，弥补了官学之不足。
由于朝廷重视、制度齐全、层次合理、生源广泛、竞争自由，使教育空前兴盛，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文化人，也促使宋代科学文化在各个领域得到空前繁荣，对社会风俗醇厚，气节高尚等都带来直接影响。
4．经济重心南移
五代、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已取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宋室南渡，促使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的大迁徙，“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壬戍。继而南宋政权偏安江南，随着政治政治中心南移，我国经济中心也完成了南移的过程。当时，经济发达区域由东南地区向整个长江流域推进，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包括建康、鄂州、江陵、成都等地的经济网络，长江成为重要交通命脉，给中原的经济文化更多地在长江中游地区融合，造成了重要的地理环境。
南宋后期，临安人口达39万户，142万口，超过了北宋的东京。每日从浙江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往返不绝，就是临安附近的小市镇，也户口繁盛，商贾买卖十倍于北宋时代。南渡后有“陪都”之称的建康、四川成都，南宋时都成为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到了南宋，海外贸易的口岸集中在南方，以广州、泉州、明州最为繁盛。宋末，泉州成为南方第一大港，据文献记载，与中国贸易的国家达十余国的近40个地方，南宋人泛海去贸易的国家也有20多个。海外贸易收入在南宋财经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总之，从农业、手工业、商业、南北户口等情况的对比中足以说明我国的经济中心在宋代完成了由北而南的转移，从此，就使南方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者接受了汉文化，采行了汉法，建立了在体制上一如传统的王朝，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元朝的大一统，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为南北方经济的恢复、交流和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加快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长和发展。大一统也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对外文化的交流。然而，元代奴隶制残余因素，对南宋以来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中国封建社会，起了破坏和阻碍作用；所实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对汉族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
二、五代宋元汉族风俗演变轨迹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南移，巨量人口的南迁和元代的大一统，民族的融合，加快了这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风俗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使宋元时期汉族社会风俗的演变和发展，呈现出其特殊的轨迹。
1．五方杂集，南北融合
两宋期间，汉、契丹、女真和党项的势力此消彼长，几个政权并立：北宋时是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南宋时，先是宋、金，后是宋、元的南北对峙。宋与各个并立政权之间既有征战，也有持久的和平时期。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接触交流还是很频繁的，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一方面是先进的汉族文化层层推进，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导力量，同化了少数民族；另方面，少数民族的习俗观念和粗犷风格，也影响了宋人。
南宋定鼎临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大迁徙；元朝时，大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又有大批汉族人遣发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南北融合，不同民族交互杂居，也影响了各地风俗和各民族风俗的交汇、融合。
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由于女真族强制推行汉人女真化的政策，加上汉人与女真人的杂居，女真族的一些习俗就在汉人中流行起来。范成大在《揽辔录》中叙述使金时目睹该地区的风俗习惯时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北宋末年，“胡乐蕃曲”随着金人入主中原以及蒙古民族的南下，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据史料记载，当时京师，“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篷篷花》等，其言至理，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筝、琹、琵琶、胡琴等大批的新乐器也相随输入，于是“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宫伎拨胡琴”。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后来，女真的习俗甚至传到了南宋都城临安，对当时的服饰、音乐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北方少数民族在婚姻方面的较为开放，如不重视封建礼教，改嫁随便，不看重贞操等，在民族间通婚的情况下，对汉族婚俗也多少产生一定的影响。
火葬习俗在宋元流行，也不能不看到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盛行这一风俗的影响有关。如北宋火葬首先在靠近辽的河东地区风行开来，决非偶然。
元末士人为能“速获仕进”，多数效仿蒙古人的语言、服饰。明人何孟春说：“（元代）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江南）士庶咸辫发，推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名，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纪实录汇编》卷一四八《余冬序录摘抄》。明初宋濂《汪先生墓铭》曰：“先生壮时，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宋濂：《芝园续集》卷四《汪先生墓铭》。方孝孺《后正统论》曰：“在宋之时，见胡眼，闻胡语者犹以为怪。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
元代，北方蒙古等游牧狩猎民族习俗，随着大量蒙古、色目人的移居，北方狩猎习俗也传至内地，从而内地不少地区出现了狩猎民，蒙古人原有的一种习惯法，即正月至七月间野生动物繁殖期，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围猎的习俗，也影响了内地的狩猎业。
与北方风俗相比，隋唐时，南方除东南地区外，广大长江中游地区的所谓“蛮”俗还相当落后，其俗“好俭约”《隋书·地理志》。“安土重迁，无远商行贾，百工技能皆农不能兼”《湖北通志》卷二一《舆地志》。到了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后，湖北的人口流入多而杂，于是风气渐开，“五方贫富相耀，耳濡目染，渐习奢华”《湖北通志》卷二一《舆地志》。南宋时，杭城风俗，也“盖效学汴京气象”。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繁荣，以至崇尚教育，文风大兴，科第日昌，不少僻远地区也都涌现出了杰出人才。
2．阶级结构变动推动风俗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