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士族门阀纷纷覆灭，庶族地主全面代替了士族地主，士庶之别日渐消除，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对立，已为庶族地主中的官僚大地主和普通中小地主的对立所代替。“自随唐以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郑樵：《通志·民族略序》。谱系之书的散佚，谱系之学的绝传，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士族地主的衰亡。
“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大批中小地主为了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纷纷参加科举考试，试图“以一日之长决取终生富贵”吕祖谦：《历代制度评说》卷八《科目》。故“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苏辙：《请去三冗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七。科举及第意味着授以官职，官户是宋代封建统治阶段的上层，享有很大的特权。科举取士，使一些出身低下、贫困潦倒的士人身份大增，以致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的现象十分普遍，构成了宋代婚姻的一大特点。
商品货币经济在宋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致经商致富的商人阶层兴起。他们“屋宇雄壮，门面壮阔，望之森严。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过着奢侈的生活，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唐代，政府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宋代立国不久即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之后，商人为官者日渐增多，宋徽宗太观年间，商贾为官者，“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商人已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一些大商人开始进入最高统治阶层。“婚姻不问阀阅”，士庶不婚的陈规大体打破，娶妻不顾门户，不慕着姓，而重钱财的社会风气，使富商与官僚普遍联姻，婚姻重科举士人，导致婚俗变异。
元代，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对元代政治的影响十分明显，在不少方面体现了元代社会封建等第差别和民族不平等现象。如服饰习俗，元代有严格的服色等第：“上不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期年后降一等叙，余人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促人充赏。有司禁治不严，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究治。”《元史·舆服志》。服色等第中规定：庶人等不得服赭黄，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戴制花样等等。又规定，蒙古人、充怯薛诸色人等不在禁限，但是汉人、高丽、南人等充怯薛者，并在禁限。说明汉人等民族地位的变化带来风俗的更改。
3．都市商业繁荣导致社会风尚剧变
马克思曾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对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19页。宋代城镇商业活动异常活跃，商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必然对社会风尚造成巨大的冲击，以致出现剧变。
一是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取得了“齐民”资格，传统的“重农抑商”和重儒轻商观念，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工商亦为本业”的观念得到确定，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南宋人黄震曰：“国家四民，士、农、工、商，虽然各自从事的职业不同，然而他们是一等齐民”黄震：《黄氏日钞》卷七八《词诉约束》；《晓谕假手笔代榜》。人们开始客观地看待商人阶层。南宋时的陈耆卿和郑至道说：“古者四民，日士，日农，日工，日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聚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陈耆卿：《嘉定赤诚志》卷三七《风俗》；郑至道：《琴堂谕俗编》卷上《重本业》。商业成为社会的“本业”，以前视商人为“杂类”或“败类”的传统观念有较大改变。统治者以“通商广财”，发展商业为荣，甚至政府以官爵劝诱人们从商。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取得了一定的入仕权，宋徽宗大观年间，商者为官者，已“一州一县，无处无之”。随着商业地位的提高，社会各阶层竞相经营商业，不仅农村人口纷纷离开农村经商，形成“贾区夥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都城之中，广大平民也纷纷“弃本逐末”，甚至僧侣也经商致富，以至“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士人也出现“多服贾而不知学”。官吏“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有无，日取富足”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十五《国论要目·度贪脏》。于是出现了官商融合和士商渗透的社会风尚。据史载，东京开封的工商业者约达1500余家，约占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强，远远超过唐代长安。南宋临安更是“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施谔：《淳祜临安志》卷六。照《都城纪胜》记载的工商户数字推算，约为4万多家，达20万人，约占城区居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这句当时流行的俚语，生动地描摹了当时都城的经商之风。
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礼制，越礼逾制的现象大量出现。中国封建社会通过礼制，用国家立法手段，对生活方面不遗巨细地区分尊卑贵贱。宋朝的礼制比前期更具周密和严峻，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宋史·舆服志》。后又作了详细的规定。但社会风尚的变化基础在经济力量，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过着豪奢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必然要求相应的物质消费，于是凭借金钱恣意享受的风气大盛，越礼逾制的事自然日增。
三是随着都城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中后期时尚以豪华、侈靡相尚，以好新慕异为荣。北宋的东京和南宋的临安，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重叠结合，造成消费人口的高度集中，商品经济渗入人们的生活，进而改变人们的风习。“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富商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他们放纵声色，骄态自侔于封疆大臣。汴京“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宋史·舆服志》。“而士民僭侈无法，室居服玩，况为华靡，珠玑金翠，炤耀路衢，一袭衣其直不翅千万”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汴京如此，临安更甚，《梦粱录》载曰：“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杭城风俗，侈靡相尚”，“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这种奢靡之风，在生活风俗、礼仪风俗的方方面面表现都十分突出。
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而发生变化，社会风习也必然产生相应的演变。如生育，南宋时期江南一些城市的贫困人家，不重生男，更重生女，因女儿可以“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捋拾娱侍”，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宝货金钱。婚姻不再注重门第，而看重钱财，买卖婚姻风气大开。殡仪租赁业的出现，使丧葬中的奢侈厚葬风气日增，等等。
4．上行下效，奢风日盛
司马光在嘉祜七年上仁宗皇帝的《谨习疏》中曰：“上行下效谓之风，熏蒸渐渍谓之化，论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六。宋代奢靡之风日盛，从上下来说，与统治阶级的提倡至关重要，从地域上看，京师为枢机，从京师刮向全国。
北宋建国伊始，宗太祖就对臣下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从第三代皇帝真宗时起，宋廷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南宋偏安一隅，统治阶级成员更是腐败之极，满足于守着残山剩水宴安度日。
《随手杂录》载曰：“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至北宋末年，统治集团更为荒淫无度。宋徽宗宫廷宫女多达万人仍不满足，还常去东京名妓李师师家荒淫享乐；庄焯：《鸡肋编》卷下引《摛文集》；《贵耳集》卷下。甚至皇帝惟恐臣下不荒淫，“劝以声妓自娱”，赐银责限买妾。《龙川别志》卷上。至于宫中生活，据《墨庄漫录》卷二载曰：“宣和间，宫中重异香。广南、笃、龙涎、亚悉、金颜、雪香、褐香、软香之类。笃有黑白二种……白者每两价值八千，黑者三十千”。统治阶级荒淫奢侈，上行下效，奢靡之风席卷全国，人们竞相奢侈，逐渐习以为常。京师奢靡之风，“四方仰之为师”，快速吹向全国，是风俗习尚薰染漫延之枢机。对此，司马光《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二“风俗”中有生动的描绘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
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财物毕会，难以俭率，易以奢变。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工者矜能于无用，商者通货于难得，岁加一岁，巧眩之性不可穷，好尚之势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见毁于人，人有循旧而见嗤于俗。富者竞以为胜，贫者耻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为为奉养若此之丽，而我反不及！”由于转相慕效，务尽鲜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时之嗜欲，破终身之资产而不自知也。京都只要“旦更奇制”，则会“夕染诸夏”，至使各路俗尚奢靡。嘉祜七年，司马光在奏言中还曾指出：“宫掖者，风俗之源也；贵近者，众庶之法也。故宫掖之所尚，则外必为之；贵近之所好，则下必效之，自然之势也。
当时不少有识之士都纷纷指出：“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三一《墨客堂记一首》。“近世风俗侈靡”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其风俗固已华靡”《陈亮集》卷一《书疏·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今风俗弊甚”《陆九渊集》卷八《书·与赵推》。要求厉加制止，但统治者是始作俑者，奢风之源在宫掖，哪能根除积弊。
5．佛道流行，信仰风俗趋盛
两宋时期，在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采取保护政策下，佛道二教极为流行。当时雕印大藏经、大建佛寺，真宗还曾做《崇释论》，对佛教大加赞扬。在统治者的提倡下，真宗时僧徒达40余万，尼姑也有6万多。道教在真宗、微宗两朝，一度有超越佛教之势，呈一时之盛。元代道观大量增加，全真教播向千家万户。
宗教的发展，影响了民众笃信释道。两浙路“尚浮屠之教”《宋史·地理志四》。福建路“重浮屠之教”《宋史·地理志五》。在南宋都城临安，“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尤众。”《咸淳临安志》卷一五《寺观》。
两宋时期，社会为佛教的深入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加上佛教为求自身的发展，不断地中国化、简易化和世俗化，以致佛教的影响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当时除众多的僧侣外，出现了许多不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如《五灯会元》中收录的着名文人士大夫就有杨亿、李遵勖、夏竦、赵汴、苏轼、苏辙、黄庭坚等。至于虽未皈依佛门，却精通佛学的人士更不计其数。这样，就使中国文化在发展中糅合了诸多佛教因素，促使宋代在很多方面的习俗产生了更新和变异。如民间流行的各种信仰中，传统神谱出现了较大的变动，不少佛教神被“中国化”后纳入了民间神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融佛、道和传统信仰于一炉的大杂烩式的民间诸神体系。同时，外来的佛教因素在宋代民间信仰习俗的方方面面也得到了反映。像庙神崇拜中，一种“功德坟寺”在宋代有了新的发展。功德坟寺是由个人或家族舍住宅、捐资财所修建的私人寺庙，主要功能是为寺主及其家族看守坟茔地，并作为斋供祭祀其祖先的场所，它作为传统家庙的补充，起着维系和增强家族凝聚力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尽孝的传统伦理，因此，国家不仅不制止，还加以赞许和鼓励。宋代人生礼仪与信仰民俗关系甚为密切，呈现出一种由生到死的社会生活过程和由死到生的信仰生活过程，这两种过程的循环受佛教“轮回”、“转世”说的影响至深。产俗中的求神送子、记生辰习俗；婚俗中的问卜、冥婚习俗皆为宗教影响下形成的习俗。特别是丧葬习俗，除道教因素影响兴盛卜兆宅葬日、看风水等外，宋代民间在治丧过程中普遍增加了请僧人念经，大作法事这一项。据王栐《燕翼诒谋录》载曰：“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僧道威仪前行，虽政府禁止，但“今犯此禁者所皆是也”。可见，这已成为一股风气。火葬在宋代兴起，也明显受佛教的影响。《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三曰：“民俗火葬：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元廷对火葬的态度比较强硬，但有元一世，火葬习俗在汉旖不但没有受禁，反而随佛教的进一步盛行，火葬习俗愈演愈炽。
宋代的节日习俗，受佛教因素薰染也较为集中。元宵灯节，汴京城中所扎的大型彩灯中有骑着狮子、白象的文殊、普贤像。四月初八相传为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届时各寺院都举行浴佛斋会，宋代民间也积极参预了这一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宋代的七夕节俗中增加了制作“磨喝乐”这一内容，磨喝乐原是佛教中的一位神灵，宋人汲取了这一神名，制成一种土偶泥人形象，用于祭祀牛郎星和织女星。当时汴京街市上，多有磨喝乐出售。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亦称“孟兰盆节”，民间俗称“鬼节”），至宋代，已演变成糅合了佛道及民间信仰多种因素的以祭礼祖先、追荐亡灵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节日，十二月初八的“腊八节”，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于此日成道，故每逢此日寺院要作佛会，并送门徒“腊八粥”。此一佛门习俗在宋代已成民间风俗，腊八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十二月》。
6．程朱理学对风俗的影响加深
宋元时期，在汉族社会的思想意识领域内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程朱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理学逐渐形成于北宋中期。理学家十分强调封建道德的自我修养，极力提倡封建伦理纲常，把男尊女卑、妇女的三从四德等提到“天理”、“自然”的高度。程颢、程颐说：“阴阳尊卑之义，男女长少之序，天地之大经也”又说：“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二程全书·伊川易传》序及卷四。朱熹则进一步提出：“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四书集注·论语章句》，“为政第二”。“人道莫大于三纲，而夫妇为之乎。”《朱文公文集》卷二0《论阿梁狱情札子》。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把儒家的纲常与佛教的禁欲主义相糅合，是封建地主阶级加强思想专制的表现。在程朱理学的支配下，封建的“三纲五常”被视为不可触犯的“天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