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子头饰丰富多彩，风俗奢侈，当时朝廷为了简约风俗，曾禁止市肆为妇人造作缕金首饰，故以罗、绢等原料制作的花胜曾风行一时，陈元靓《岁时广记》曰：都城仕女节日之夜，流行“插戴灯毛球灯笼，大如枣栗，如珠茸之类”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一。朱弁《续骫骨皮说》曰：每至元宵节，“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鬓参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朱弁：《续骫骨皮说》，《说郛》卷三八引。可见，当时以罗、绢等制作的女子首饰已有灯笼、灯球、花朵、蛾、蝉、蜂、蝶等形状。
据文献记载，宋代不仅妇女戴花，男子也戴花。《东京梦华录》载曰：“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宴退，臣仍皆簪花归私第，呵引从人皆簪花。”可见，当时王公大臣、差吏仆役，乃至皇帝皆有簪花的习俗。因此朝廷还定有簪花的品级制度，有时还要举行赐臣下花的礼仪，据《梦粱录》记载，皇帝祝寿御筵毕，“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
8.盖头、花钿和修容
宋代妇女用来障蔽面部的饰物有盖头。盖头，又叫盖天，方幅，多用紫罗为面料。《清波杂志》曰：“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谓之盖头”周：《清波杂志》卷八。；毛翊《吴门田家十咏》诗曰：“田家少妇最风流，白角冠儿皂盖头”，“已遮日色又遮羞”毛翊：《吾竹小稿》，《吴门田家十咏》。可见，当时妇女出行均戴盖头，即使乡村妇女也不例外。
宋代妇女用来装扮面部的饰物有花钿。花钿，系金属薄片或彩纸剪成的各类小花或小动物，常粘贴于脸上，以增加妩媚。北宋时，淳化三年(992年)，“京师里巷妇人竞剪黑光纸团魇，又装镂鱼肋中骨，号鱼媚子以饰面”《宋史·五行志三》。南宋时，都城临安妇人施粉黛花钿，着好衣裳，称“鲜妆帕服”佚名：《释常谈》。；并有经纪“面花儿”、“画眉七香丸”等妇女面饰用品的小铺。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
宋代妇女十分重视面部的修饰妆扮，俗谓之“修容”佚名：《释常谈》。北宋末年，吕希哲曾曰：“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油发不涂面者，又有戒女人不穿耳者”《吕氏杂记》卷上。说明当时妇人油发、涂面、穿耳比较普遍。南宋理宗时，妇女中流行“粉点眼角，名泪妆”《宋史·五行志三》。宋人诗词对妇人饰面之俗描述很多，如秦观《南歌子》词曰：“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揉蓝衫子可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晏几道《临江仙》词曰：“靓妆眉沁绿，羞脸粉生红”；《生查子》词曰：“轻匀两脸花，淡埽双眉柳”。
9．男佩鱼袋、女系腰带
宋代社会流行佩戴腰带之俗，官民士庶因身份、地位、品级不同，所佩戴腰带的质地也不同。朝廷品官多佩戴金、银、犀、玉等，而品外官员及庶民的腰带，可分“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之。”《宋史·舆服志五》。妇女则多在腰间系“罗带”。
此外，宋代朝廷品官在腰带上另佩有丝带，称“绶”，以供挂各类印、环而设。
并流行佩戴“鱼袋”，用金银饰为鱼形，系于公服的带子上，垂挂在身后，以标示贵贱等级。据《宋史·舆服五》记载，凡穿紫袍的用金制的鱼袋，穿红袍的用银鱼袋，京官、州县官、皇上特赐紫衣红衣的也佩鱼袋，亲王武官及在内廷供职的将校均不佩鱼袋。除特许者外，伎术人不得佩鱼。
10．流行文身
宋代军人有在自己身上刺字的习俗，以此表示自己的心志。如北宋时，兵马副部署、保州刺史呼延赞在自己身上刺“赤心杀贼”四字，表示“愿死于贼”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0《刺史》。；南宋时，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肤理”，相传系其母所刺《宋史·岳飞传》。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率义军退入太行山，为表示抗金决心，人人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号称八字军。《会编》卷一一三，“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乙酉”。
除军人外，宋代市井百姓也喜文身，俗称“刺绣”。如北宋初年有“拣停军人”张花项，“以其项多雕篆”，故“目之为花项”；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荆州街子葛清，自头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诗“不是此花偏爱菊”、“黄夹缬林寒有叶”等诗句，及“一人持酒怀，临菊丛”，“一树，上挂缬”等诗意图，共20多处，人称之“白舍人行诗图”。《永乐大典》卷五八四0，“花”字。南宋时孝宗、宁宗时，饶州百姓朱三“臂、股、胸、背皆刺文绣”洪迈：《夷坚支志癸》卷八《阁山排军》；鄱阳东湖阳步村民吴六“满身雕青”洪迈：《夷坚支志癸》卷九《吴六竞渡》。；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故人目为花六，自称青狮子”洪迈：《夷坚丁志》卷三《谢花六》。；临安金子巷口陈花脚面食店主人，也是双腿刺青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现存宋代绢画杂剧《眼药酸》，所绘人物中有一手臂“点青”的市民。由于当时社会文身习俗流行，故出现了专门为人文身的“针笔匠”，而且还在市面上“设肆为业”《续古今通考》卷三七。
二、饮食风俗
五代宋元时期的饮食习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渔、食品加工技术的提高和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频繁，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饮食品种花样繁富。《梦粱录》曰：“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种不缺”，“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三是南北交汇。《梦粱录》曰：“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三是习尚奢华。北宋时都城开封食风“侈纵”，“食不肯蔬食、菜羹、粗粝、豆麦、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凿稻梁、三蒸九折、鲜白软媚，肉必要珍馐嘉旨、脍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陆之品，人为之巧，缕簋雕盘，方丈罗列。”阳枋：《字溪集》卷九《杂着·辨惑》。南宋时都城临安则食尚“侈甚”，不仅深宫宴饮“一宴游之费十余万”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0。贵族官僚也竟相效尤，酣饮终日，享用侈靡，而且连一般的士庶也追求时髦，饮食“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李涛：《梦粱录》卷八《大内》。
1．主食有变
五代宋元时期主食较普遍的是一日三餐，方回《古今考》曰：“诸寺观不耕而食”，“披剃之余，二粥一饭”；“近世东南省斗学粮养士，一餐破七合半，上等白米也。”方回：《古今考》卷十八。则可知当时僧道饮食习俗是一是三餐，二粥一饭；而学生则两饭一点心。但穷苦人家则一日三餐不能保证。陈淳《上庄大卿论鬻盐》曰：乡村贫苦客户“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四。
汉族社会的饮食风俗，因地制宜，南北有别。在主食结构方面，向有南稻北粟的习俗。随唐以后，由于麦类种植面积的扩大，在北方已逐渐取代粟的地位。反映在人们的主食习俗上，就成了南稻北麦的格局。但到了五代宋元时期，随着北人的大量南移，南方麦类的种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南方的主食结构也渐趋向稻麦二元格局发展。在人们的日常饮食生活中，以小麦为原料的面、点、糕、饼类食品大幅度增加，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都城临安的面食品种达20多种。但总体而言，南米北面依然是当时主食习俗的基本特征。
五代两宋时期，稻和粟主要用于煮饭和熬粥。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武林旧事》卷六《粥》；《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两宋时期，南北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开封称“七宝五味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临安称五味粥、人口粥，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十二月》。北方有豌豆大麦粥苏轼：《东城后集》卷四《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一首》。但更多的是小米粥周：《清波别志》卷十。糯米食品还有糍糕、糖糕、蜜糕、栗糕、乳糕、蓬糕等糕类，如蓬糕，系“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有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等团类，如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此外，还有粽子、米线、粉糍等。粽子，“一名角黍”，“市俗置米于新竹筒中，蒸食之”，称“筒粽”，或加枣、栗、胡桃等为馅，多用于端午节高承：《事物纪原》卷九《粽》。；米线，或称米缆、米米索高似孙：《纬略》卷四《米索》。谢枋得《谢人惠米线》诗曰：“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粉糍，以“粉米蒸成，加糖曰饴”。谢枋得：《叠山集》卷三。
元代米食的原料有稻米、粳米、粟米、青粱米、白粱米、黄粱米、黍米等忽思慧：《饮饼正要》；王祯：《农书》。饭食有闷饭、干饭、和和饭、水饭等。其中和和饭、水饭较有特色。水饭，以米煮饭，冷水泡之，凉透后而食，流行于北方。熊梦祥《析津志》曰：“都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早晚多便水饭。”和和饭系一种杂菜羹饭，为贫民所食，元代杂居多有提及，如“早饭白粥才食过，到晚来又插和和”等。
五代宋元时期的面食的花色品种则比隋唐更为丰富。虽然仍以饼食为主，但饼食本身已翻出许多花样。如“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笼饼”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二《汤饼》。蒸饼亦名炊饼、笼饼，类似于今天的馒头；汤饼就是面片汤，又名索饼、餺饦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辨汤饼》、《煮汤饼》。五代两宋时期正趋于向面条演变。开封食店出售的生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万行街铺席》，卷四《食店》、《饼店》。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面食店》。以及南宋晚期出现的“细仅一分，其薄如纸”的“药棋面”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蒸作从食》。等等，都属汤饼。烧饼又称胡饼，开封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其他食店和夜市上还有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等出售。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馉饳出之类。宋仁宗出生时，“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蔡京府第专设“包子厨”，“集僚属会议”时，曾“命作蟹黄馒头”。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九。据《东京梦华录》、《粱梦录》记载：当时街市上则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出售。，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后烤熟而食夔明：《考》，《中国烹饪》1988年第7期。；大约类似今之锅贴或烤饺。又有馓子，也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当系一种油炸面食。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凌万顷：《玉峰志》卷下《土产·食物》。，估计也是面食。
元代汉族主食中面食品种更为丰富，仅忽思慧《饮膳正要》所记的面，就有乳饼面、鸡头粉撧面、春盘面、皂羹面、山药面、挂面、经带面、羊皮面等。其他尚有重罗面、拖面、细索面等多种。其中有的是元代新出，如挂面，《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写僧人裴如海向潘公送的礼物就有“些少挂面，几色京枣。”饼则有胡饼、烧饼、蒸饼、旋饼等，熊梦祥《析津志》曰：“都中经纪生活匠人等，每至响午以蒸饼、烧饼、软米凡子饼之类为点心。”当时做饸饹用米凡子面和荞麦面。王桢《农书·百谷谱集》载曰：“北方山后诸郡多种。治去皮壳，磨而为面，摊做煎饼，蒜而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滑细如粉，亚于麦面，风俗所向，供为常食。”王祯：《农书·百谷谱集》卷二《荞麦》。
五代宋元时期，汉族社会的主食除米、麦、粟等外，还有荞麦、薯芋等杂粮。如饶州“民种荞麦，可充一两月粮。异时饥馑，得萝卜、杂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洪适：《盘州文集》卷四六《奏旱灾札子》。在海南岛，“所产粳禾余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
在宋代，自商至五代一直享誉甚高的菰米，因品种变异日渐减少，已由主食而改作蔬菜食用，名称也相应由菰米而改称菰菜了。陆游诗曰：“今年菰菜尝新晚，正与鲈鱼一起来”；“万里秋风菰菜老，一川明月稻花香。”豆类则因豆制品、粉制品的发展，而逐渐由主食变为菜肴。芋作为度荒的粮食，仍得到重视，陆游诗曰：“赖渠撑住度凶年”；朱熹诗曰：“沃野无凶年，正得蹲鸱力”。“蹲鸱”即芋。
2．副食日丰
五代两宋时期汉族社会的肉食，北方以羊肉为主。北宋时，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周：《清波杂志》卷十。原则上“不登彘肉”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二十。宋神宗时，一年御厨支出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间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十。可见猪肉的比例很小。到南宋时，因南方产羊不多，“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但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宋会要辑稿·后妃二》之二一。
仅次于羊肉者，当然是猪肉。北宋时开封城外“民间所宰猪”，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卷二《米雀门外街巷》。南宋时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县挂成边猪”，“各铺日卖数十边”；另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以供居民食用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肉铺》。可见当时猪肉消费量相当之大。
宋元时代，禁杀耕牛，但也常有违禁者，宋时如“沂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于屠杀”《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疱馔，恣啖为乐。”洪迈：《夷坚续志》前集卷二，《戒食牛肉》。元时姚守《牛诉冤》散曲曰：“所在官司，禁治严明，遍下乡都，里正行，社长行，叮咛省喻：宰耕牛的捕获申路”，而一旦有屠户私宰，则“应捕人在旁边觑，张弹压先抬了膊项，李弓兵强要了胸脯。”《全元散曲》，第319～321页。可见，禁杀令并未得以严格执行。
在宋元社会的肉食结构中，鸡、鸭、鹅等家禽，以及水产、野味之类，也占有一定比例。北宋时，开封市场中有盘免、野鸭肉、鹑鹌、鸠、鸽、螃蟹、蛤蜊等出售；饮食店的菜单上则有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免、葱泼免、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东角楼街巷》、《饮食果子》。南宋时，临安市肆中出卖的内食有酒蒸鸡、鼎煮羊、五味杏酪鹅、酒烧香螺、银鱼炒鳝、紫苏虾、假熬鸭、煎黄雀、醋赤蟹、酒烧蚶子、鲜蛤等。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元代民间饮食中则有“烧鹅”、“白蝶鸡”、“鸡汤”《老乞太谚解》。“川炒鸡”、“卤鹅鸭”《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等。
蔬菜在宋元副食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园艺技术的发展，人工培育的蔬菜品种日益增多，如宋代出现了人工栽培食用菌、无土培育黄豆芽，保护栽培韭黄和温室生产等。原来甚至能上高级筵席的野菜之类，渐渐成为贫苦百姓疗饥度荒之物。五代以来先后从国外引进的胡萝卜、甘蓝、苴蓝、菜花、丝瓜、苦瓜、南瓜等众多品种，丰富了汉民族馔肴。莴笋在宋元时期得到普遍推广，元《农桑辑要》一书中，不仅提到“可为常食”，而且还说“霜降可为腌食”。这就使得宋元时期汉族社会的蔬菜品种十分丰富。如食用菌，据《菌谱》记载，已列入居民菜谱的就有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十几种。《说郛》卷七十《菌谱》。当时南北通行的蔬菜品种，主要有萝卜、茄子、黄瓜、瓠、冬瓜、芥、菠棱、莴苣、苋菜、芋、葱、韭、姜、薤、菘、蒜、葵、莙荙等。此外，北方又有蔓菁，南方则有竹笋、茭白等。由于南北气温、土质，以及种植习惯不同，南北蔬菜的差异性也特别明显。南方冬菜丰富，而北方“冬月无蔬菜”，开封“上自宫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食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