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魅力的增大，反映在婚姻风俗上便是嫁娶论财现象的普遍。蔡襄《福州五戒》曰：“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蔡襄：《福州五戒》，《宋文鉴》卷一0八。司马光《书仪》曰：“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头号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司马光：《书仪》卷三《婚仪上》。男女婚嫁以能否得到丰厚的聘财、嫁奁而作取舍，甚至专门选择富户联姻。元代吴阶夫曰：“婚姻聘财，今之嫁女者重要钱财，与估卖驱无异。”《历代名臣奏义》卷六七。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书记载，宋代都城之人议婚时，在草贴、正帖上男家要详细开明聘礼数目，如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等；女家则要列具随嫁资装，如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等陪嫁品。下定礼时，要送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匹、茶饼羊酒等物。下聘礼，富贵之家要备“三金”金钏、金镯、金帔坠；士宦大家还要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等贵重衣服及珠翠等昂贵首饰，和上等细巧杂色彩缎匹帛。下等人家也要送绢一二匹、官会银锭一二封，加以鹅、酒并饼等物。即使地处边远的潮州地区也不例外，“聘礼用金银纨绮羊豸酒果。”《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志》。
为了谋取财物，许多士大夫不惜娶寡妇为妻。真宗时，向敏中、张齐贤两大宰相为娶寡妇柴氏，展开激烈争夺，直至惊动皇上。程颐将其中奥妙说破：向敏中“与张齐贤争取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河南程氏外书》卷十《大全集拾遗》。连宋仁宗都曾一度想纳寿州大茶商陈氏女为后。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此外，如仁宗时吏部侍郎孙祖德致仕以后，“娶富人妻，以规有其财”《宋史·孙祖德传》。；神宗时，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一，元丰元年八月丙寅。；嘉定年间，福建提举司干官叶嗣立“更娶海盐蔡家寡妇常娥，席卷其家财”《宋会要·职官七五》之三二。
甚至宗室婚姻也讲究财资，不惜卖婚于富豪。《宋史》曰：“宗室女当嫁，皆富农大姓以货取，不复事铨择”《宋史·宗室传一》。以致当时社会一方面是富商大贾“争市婚（宗室）为官户”庄绰：《鸡肋集》卷六二《杜公行状》。以博得一官半职；另一方面是“宗室以女卖婚民间”《宋史·彭汝砺传》。以捞取资财。茶商叶孚德“结昏宗室，得将仕郎”洪迈：《夷坚丁志》卷六《叶孚德》。；商人王永年“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监汝州税”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苏州商人朱冲一家“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朱氏盛衰》。开封商人“帽子田家”一买再买，“家凡十县主”；“大桶张家”买得更多，“至有三十余县城主”。朱彧：《萍州可谈》卷一。对于宗室卖婚，仁宗曾于天圣八年（1030年）正月下诏：“宗室嫁女择士族之有行义者，敢以财冒为婚，御史台察举之。”《宋史》卷二四四《燕王德昭传附世开传》。但有宋一代竟禁而不止。
至于那些科场得意举子、进士，也是娶妻论财，自卖与富人为婿，并向女家索取“系捉钱”；成婚后，其“父母亲属又诛求，谓之遍手钱”。由于有钱有势者争相买婚进士，进士奇货可居，要价甚高。哲宗时，知枢密院事曾布挑选进褒做女婿，也得花费礼钱三十万。至于富豪只能“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朱彧：《萍洲可谈》卷一。丁在《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奏章中曰：“臣窃闻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往返，基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名挂仕版，身披命服，不顾廉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请求朝廷责成“御史台严行觉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从”。《宋文鉴》卷六一。然而朝廷并未能加以止绝，此风反倒日甚一日。
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平民百姓则为了钱财男的可作赘婿。当时，“川峡富人多招赘婿，与所生子齿。富人死，即分其财”，故“贫人多舍亲而出赘”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淳化元年九月。如秀州（治今浙江嘉兴）王蘧“利高赀，屈身为赘婿”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元佑七年三月丁酉。女的可以嫁给僧道。《鸡肋编》载曰：“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以致“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因此，此间和尚“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以便新婚时，“簪花其上”。庄绰：《鸡肋编》卷中。
3．榜下择婿风行
宋代官宦、富豪等家，流行榜下择婿之俗。《墨客挥犀》载曰：“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墨客挥犀》卷一。王安石诗曰：“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苏轼诗曰：“囊空不办行春马，眼眩行看择婿车。”宋代每逢科举考试发榜那天，达官、富室之家清晨便出动“择婿车”，去到“金明池上路”，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即“绿衣郎”做女婿，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三七，《科举门》。在择婿时，难免有拒婚者。于是有权有势者并会采取强制手段，实行逼婚。据《宋史》记载，冯京“登进士”，外戚张尧佐“方负宫掖势，欲妻以女”，派人将他拖至家中，当即“束之以金带”，声称“此上意也”，并“出奁具目示之”，进行逼婚；冯京无动于衷，“笑不视，力辞”。《宋史·冯京传》。因此，有人干脆称榜下择婿为榜下“捉”婿：“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并指出：“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达官贵人挑选新科进士作女婿，遇有不从者，尚可以实行逼婚；而富豪择婿则只能诱之以资财。由于大量的商贾富豪加入榜下择婿的行列，竞争自然更加激烈。这就无形中抬高了进士的身份，于是促成了“进士卖婚”习俗的出现；同时，对于新科进士来说，一旦中举，被达官贵人或商贾富豪择中，便可一日间荣华富贵，极具诱惑力，故许多人难免抛弃发妻，另攀高门，又诱导了社会上“负心婚变”风气的形成。对此，时人讥择婿者曰：“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后必贵，方名为知人。若损高赀，榜下脔状元，何难之有！”周：《清波杂志》卷四。
4．负心婚变成俗
由于自唐代起科举大盛，许多文人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一心求仕做官。有的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以求仕进之路。因而负心易妻之恶习，四处蔓延，并得到当时士流社会的鼓励和封建统治者的支持。陈寅恪曾指出：“盖弃寒女婚高门，乃（唐代）当时社会道德舆论之所容许，而视为当然之事”，故而“舍弃寒女，而虽婚高门，当时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7页，第112页。入宋，此风益烈，宰相贵幸公卿富豪之家，莫不于春榜之日，纷纷搭影楼抛绣球，或请官媒穿梭于状元府第，名之曰“榜下择婿”。彭乘《墨客挥犀》曰：“今人于榜下择婿，曰脔婚。其语盖本诸袁崧，尤无义理。其间或有不愿就，而为贵势豪族拥逼，而不得辞者。”宋元戏剧中塑造了不少以负心婚变、攀婚高门的负心郎形象，如蔡中、王魁、张协等。作为男子为攀高门、忘恩负义、离弃发妻的陈世美，即是宋代这种社会风气所孕育而成的艺术典型。
元代，科举中断，文人社会地位从四民之首跌入社会最底层。谢枋得《送方载排归三山序》曰：“嗟呼悲哉！介乎娼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王恽也慨叹曰：“百无一用是书生”，“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王恽：《秋涧集·故乾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科举停废给元文人带来空前的劫难，但精神却得到了空间的超脱，仕婚观念起了根本的变化：婚姻高于仕官，仕官为婚姻服务，婚姻观念明显地返朴归真。这种只为求妻不为官的仕婚观念，在元曲《西厢记》、《金钱记》、《玉壶春》等等中都有充分反映。田同旭：《记宋元矣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5．婚嫁失时
宋代婚龄，司马光《书仪》曰：“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司马光：《书仪》卷三《婚仪上》。但在现实生活中，男过三十、女过二十而未嫁娶者大量存在。如孙复“举进士不中”，“年四十不娶”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十年十一月甲申。；陈修登科时“年七十三，尚未娶”，高宗“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中兴赋联》。；程颢儿女“择配欲得称者”，“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因而终身“未得所归”《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孝女程氏墓志》。如此等等。故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曰：“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可见，当时男女婚嫁失时已成社会问题。
造成男女婚嫁失时的原因，对于上层社会来说，主要在于许多士人坚持“先立业，后成家”，所谓的“立业”即科举中榜。据史料记载，宋代士人平均科举中第年龄超过30岁，《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登科者平均年龄分别为35.64岁和35.66岁；如《夷坚志》所载16位中第者平均登科年龄为37.22岁。如果士人定要坚持中举后榜下娶妻，难免婚姻失时。上举“年四十不娶”的孙复，和“年七十三，尚未娶”的陈修，即是此中的典型。
而对于下层社会而言，男女婚嫁失时的主要原因在于婚嫁费用过高，普通人家难以承受。宋代嫁娶论钱财、婚礼铺张之风愈演愈烈，婚嫁费用日益飙升。如福建地区“厚于婚丧，其费无艺”《宋史·孙觉传》。光婚礼中的酒席一项，参加人数既多，延续时间又长，花费十分惊人。如福建婚礼，“来者无限极，往往至数百千人”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四《端明蔡公》。；合肥，“嫁娶者，宗族竟为饮宴以相贺，四十日而止”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开支之大可想而知。连不少士大夫也难以承受，或变卖家产，或债台高筑；如皇弟扬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宋会要·帝更二》之三。也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钱。嫁女的花费通常比娶媳妇更大。中产之家一旦生女，为日后“遣嫁乃不费力”，往往“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难怪人们叹息：“伤生以送死，破产以嫁子”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力不厚之家男女婚嫁失时在所难免。
6．婚仪趋简
按照古礼，从议婚到成婚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道程序，即“六礼”。每道礼仪程序又有许多细节，十分繁琐。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礼废乐坏，六礼不行。宋朝建立后，朝廷即组织力量编修礼书，“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王应麟：《玉海》卷六《礼仪·礼制下·政和五礼新仪》。但由于《新仪》以古礼为蓝本，与当时社会习俗相差太远，难以施行。鉴于此，士大夫纷纷自行编修礼书。其中有北宋程颢、程颐的《礼》，张载的冠婚丧祭礼，司马光的《书仪》，南宋朱熹的《朱子家礼》等。《司马氏书仪》因循古礼而不拘泥于古礼，因而为当时某些士大夫家族的遵行，如金溪（今属江西）大族陆氏即“采司马氏冠、婚、丧、祭仪行之家。”吕祖谦：《东莱集》卷八《陆先生墓志铭》。南宋朱熹的《朱子家礼》则以《书仪》为蓝本，并且更简便。《新仪》有关士庶人婚礼的规定已“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即纳征）”；《宋史·礼志十八·士庶人婚礼》。但《家礼》又将纳吉省去。朱熹曰：“古礼有问名、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币（即纳征），以从简便。”《朱子家礼》卷三《昏礼》于是，六礼只剩下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对每道程序的细则，《家礼》也有所省略。由于《家礼》繁简较适中，因而对当时及后世影响颇大。如浦江（今属浙江）大族郑氏的族规《郑氏规范》要求族人婚嫁“仪式并遵文公《家礼》”。
宋代婚仪不仅简化，而且灵活。如婚礼中纳币，按照古礼应当元束帛，而司马光的《书仪》已对古礼作了更改：“纳币，用杂色缯五匹为束。”朱熹《家礼》的规定则更灵活：“币用色缯，贫富随宜，少不过两，多不逾十。今人更用钗钏、羊酒、果实之属，亦可。”因此，宋代富贵之家下聘礼一般用“三金”即金钏，金镯，金帔坠，次之则“以银镀代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也不算违礼。至于新郎的衣服，《书仪》规定曰：“有官者具公服靴笏，无官者具幞头靴或衫带，各取其平日所服最盛者。”司马光：《书仪》卷二《冠仪》。在宋代婚礼上新郎甚至可以“未仕而昏用命服”，但只限于士，“若农，商则不可，非其类也”。朱熹：《河南程氏遗书》卷八《刘元承手编》。表现出既有一定的灵活性，又有严格的等级性。
7．婚姻违礼者日现
宋代有关礼书对婚姻礼仪的规定虽已较简便、灵活，但在社会上仍难以施行，违礼逾制者日现。一是繁缛其事。如按礼制，并无铺房，但铺房之俗在宋代十分盛行。《东京梦华录》载曰：亲迎“前一日，女家先来挂帐，铺设房卧，谓之铺房”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又如按照礼制，婚礼不用乐，但在宋代婚礼普遍用乐，“鼓乐喧天，笙歌聒耳”。司马光《书仪·婚仪》曰：“今俗婚礼用乐，殊为非礼。”这一习俗还影响到皇室。元佑年间，哲宗立孟氏为后，宰相吕公着坚持按古礼行事，“执议不用乐”，遭太皇太后高氏反驳，于是“众乐具举”周：《清波杂志》卷一。从此皇室婚礼正式用乐。二是婚礼不行。许多地方“鄙俗杂乱，不识亲迎”朱光庭：《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见赵汝愚：《同朝诸臣奏仪》卷九六。如福建同安，不行亲迎即“引伴为妻”，朱熹《申严婚礼状》曰：“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昏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朱熹：《晦庵集》卷二十。福建漳州则有“管顾”，“逃叛”之风，朱熹《劝谕榜》曰：“此邦之俗，有所谓管顾者，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则不待媒娉而潜相奔诱。犯礼违法，莫甚于斯。”而且官府也无可奈何，“官司纵而不问，则风俗日败；悉绳以法，则犯者已众。”朱熹：《晦庵集》卷一百。
8．相亲习俗肇始
按照宋代礼俗，男女缔婚，要起草帖子，“婚姻之法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吴自牧：《梦粱录》卷五《娶妇》。倘占卜是吉卦，即回草帖。待女方占卜是吉卦，则由“媒氏通音”，然后起细贴子。细帖又称定帖，由媒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在定帖上，男家要开列聘礼数目，女家开列陪嫁资妆。北宋开封在互换定帖之后，有相媳妇的习俗。《东京梦华录·娶妇》曰：“若相媳妇，即男子新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即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男方“看中”，“插钗子”则无事；如“不入意”，“压惊”不能解决问题，难免惹出事端。《江邻几杂志》曰：“京师风俗，将为婚姻者，先相妇。相退者为女氏所告，依条决此妇人，物议云云，以为太甚。”在南宋临安，此俗更为流行，地点不一定在女家，也可在园圃、湖舫等公共场所。《梦粱录·嫁娶》载曰：“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