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妇女临产时需准备以下物品：“好醋、白米、煎药炉、铫子、煮粥沙瓶、滤药帛、醋炭盆、小石（一二十颗）、汤瓶、软硬炭、干柴茅、暖水釜、洗儿肥皂、头发、断脐线及剪刀、干薄草、卧高椅、软厚毡、灯笼、火把、淑巾、油烛、发烛，灯心”；并准备助产药物，如“保气散、佛手用、枳壳散、神寝散、保生丸、催生丹、黑仲散、大圣散，花蕊石散”等。并有将催生符、海马、马衔铁等贴于产房或让产妇握于手中的习俗，俗信有克服难产之神效。
宋元时期，已有职业产婆，名曰“坐婆”，据欧阳修《奏事录》“又三事”记载，当时后宫宫女韩宝儿临产时，朝廷下令“并召医官产科十余人，坐婆三人入矣”。宋元时期产婆又有老娘、稳婆等称呼。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曰：“子谓母曰娘，而世称稳婆曰老娘”。
宋元时期妇女流行坐草分娩之俗，张端义《贵耳集》曰：“鹤山先生夫人，方坐蓐。”蓐即草荐。生产时，多采坐姿。杨康侯《十产论》曰：“儿将欲生，其母疲倦，久坐椅褥，抵其生路。须用手巾一条，拴系高处，令母用手攀之，轻轻屈足作坐状，产户舒张，儿即生下，名生产。”产妇分娩后，产家要将胎盘用瓶钵盛好密藏，以防止鬼灵侵害，保障婴儿健康成长。南宋内宫皇后，妃子产育时，有专门用以埋藏胎盘的“装画胎衣瓶”。周密：《武林旧事》卷八《宫中诞育仪例略》。
此外，宋元时期对妇女产前、产后的各个环节均有一定的习俗要求。如临产前，产家在铺草时要念咒曰：“铁铁当当，非公所当，是王一言得之铜，一言得之铁。母子相生俱蔑铁，急急如律令”《妇人大全良方》卷十六《坐月门·禁草法第八》。在准备浴儿之热水时，要念咒曰：“南无三宝水，水在井中为井水，水在河中为河水，水在法中为真水。自知非真，莫当真水。以净治蚀，以正治邪，阿俩尼阿比罗莫多梨娑婆河”《妇人大全良方》卷十六《坐月门·禁草法第九》。如此等等。
5．洗三礼风行
婴儿出生第三日，亲戚朋友要送礼祝贺，称为“洗三”。洗三礼唐时就流行于世，在宋朝，此俗已广为风行。元人刘一清《钱唐遗事》载宋徽宗参加后宫“洗三朝”礼曰：“（宋）高宗诞三日，徽宗幸慈宁后阁，妃嫔捧抱以见，上抚视甚喜谓后妃曰：浙脸也。盖慈宁后乃浙人。”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述宫廷洗三习俗曰：“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指洗儿礼）。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涂金果、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条曰：“则生色及绷绣线，贵富有金
银犀玉为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煎香汤于盆中。”洗三时，还要与婴儿“落脐灸卤”。据安徽宣城《梅氏家谱》载，宋朝着名诗人梅尧臣五十八岁得子，在为儿子“洗三”时，当时文人学士多有“洗儿诗”相贺。欧阳修《洗儿歌》曰：“翁家洗儿众人喜，不惜金钱散闾里。宛陵他日见高门，车马煌煌梅氏子。”苏辙得孙时，苏轼有诗祝贺曰：“况闻万里孙，已报三日浴。”《说郛·传》十七。另，苏轼又有《洗儿诗》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东坡续集》卷二。
宋时三朝洗儿之俗已从上层流向民间，从京城流向外地。《爱日斋丛钞》记福建等地，是时“家人及宾客皆戴葱、钱，曰：葱使人聪明，钱使人富”。同时，宋代又有“三腊”之俗，即生子七日为“一腊”，十四日为“二腊”，廿一日为“三腊”。三腊之期，女家及亲朋要给产妇送猪腰、猪肚、猪蹄等食。此俗南宋颇兴，后世逐渐消失。
宋代贺生风俗除上述主要习惯程序外，尚有记生辰的习俗。宋人认为小儿生辰可以注定一生的顺逆、贫富、荣辱等命运，关键时节都要以生辰八字预卜问卦，所以对婴儿的生辰八字要认真记录。另，又有给婴儿取小名的习俗，常见的小名一类是“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贵四家为名”，一类是“多自贬损，或曰愚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益之义也。如司马氏幼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道山先生：《道山清话》。
6．满月和周晬礼盛行
婴儿满月时，举行沐浴之礼，称“洗儿会”。是日，亲朋以彩画钱或金银钱果子以及彩缎珠翠囟角儿食物等送产儿家。“亲朋俱集，煎香汤于银盆内，下洗儿果彩钱等，仍用色彩绕盆，谓之围盆红。尊长以金银钗搅水，名曰搅盆钗。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浴儿落胎发毕，以发入金银小合，盛以色线结绦络之，抱儿偏谢诸亲坐客，及抱入姆婶房中，谓之移窠。”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育子》。这是富家之礼，贫家则一切从俭。
生子百日，称“百晬”，家中要开筵庆贺。婴儿周岁，称“周晬”，其进行的活动亦称“拈周”或“试岁”。抓周之俗，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可上溯到南北朝之时。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即有江南地区婴儿周年举行“试儿”仪式的记载。至唐宋，这种习俗更为盛行，叫“试晬”。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梁民间“罗列盘琖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到南宋时据吴自牧《梦粱录·育子》记载，杭州等地民间“（小儿）至来岁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罗列锦席于堂，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都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谶，谓之拈周试晬，其日诸亲馈送，开筵以待亲朋”。不仅野史笔记，而且官方正史也有抓周仪俗的记载，如《宋史》记载曹彬抓周之俗曰：“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后果以武功挂印，为节度使”《宋史·曹彬传》。《养蒙图说》则画有曹彬“抓周”时提戈取印的情景，名之曰“印取戈把抓周图”。
7．冠笄礼趋向式微
古代男性成年时要行冠礼。冠礼即男子束发戴帽；冠礼后，意味着可以娶妇。宋时，司马光曾曰：“冠礼之废久矣。吾少时，闻村野之人，尚有行之者，谓之上头。城郭则莫之行矣。”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二《冠仪》。由于冠礼不行，以至出现了以下两种现象：一是年长犹总角。宋时临安及严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因丁钱太重，成年男子不敢裹头，以便逃避；《应斋杂着》卷一《乞免临安丁钱》；《东莱集》卷三《为张严州乞免丁钱奏状》。二是年幼便戴帽，“生子犹饮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为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司马氏书仪》卷二《冠仪》。为了整饬风俗，恢复古礼，司马光、朱熹均主张恢复冠礼，但考虑到当时习俗，变通为“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但提倡“年十五已上”，“然后冠之”。《司马氏书仪》卷二《冠仪》；《朱子家礼》卷二《冠礼》。
至于女子成年，古时有笄礼。笄指女子用簪插髻，行过笄礼，就表示可以出嫁。宋时，笄礼也不行已久。故朱熹等主张恢复笄礼，其礼从古，“女子许嫁，笄。年十五，虽未许嫁亦笄。”并对笄礼的具体程式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朱子家礼》曰：
女子许嫁笄，母为主。前期三日戒宾，一日宿宾，陈设。厥明，陈服，序立。宾至，主妇迎人，升堂。宾为将笄者加冠笄。适房，服背子。乃醮。乃字。主人以笄者见于祠堂。笄者见于尊长，乃礼宾。
即女子许嫁后，母亲应为之主持笄礼。提前三天将行礼之意告诉宾客，发出邀请谓之“戒宾”。邀请信书式如下：
忝亲某氏拜启（非亲则云“辱交”或“辱识”）
某亲：
笄礼久废，兹有女适可笄，欲举行之，伏闻吾亲（非亲则改夫人、孺人，随所称）娴于礼废，敢屈惠临以教之。不胜甚幸。
某月某日某氏拜启
被邀请者在收到请柬后即当复函承邀。书式如下：
忝亲某氏复拜
某亲：
蒙不弃，召为笄宾。自念粗俗，不足以上盛礼。然既有命，敢不勉从。谨此奉复。
某月某日某氏拜复
在举行笄礼的前一天，女子家长要再次致函或登门邀请为女孩子行笄礼的女宾，将应用物品布置停当。到行礼日，天一亮就准备好恭候嘉宾。女宾至，主妇出中门见宾，宾主互拜，主妇请宾客升堂，各就各位，主妇东立，女宾西立。接着，充当侍者的女性眷童引女子出房，由女宾手揖女子即席，女子即跪下。侍者向女宾呈上梳子，女宾为之解发梳理，并为之合髻。女宾退下，盥洗片刻即复位。侍者将簪置于托盘进呈女宾，女宾走到女子前祝辞，辞曰：
吉月令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维祺，以介影福。
祝毕即跪下为女子加笄。女宾起立后女子亦起，进房易服。出房后便要进行醮礼仪式。中堂设席，女宾揖引女子即席，立席右面南。侍者立于女子左面酌酒。女宾受酒后，祝辞曰：
旨酒既清，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
女子跪下受酒，祭酒（倾少许酒于地）后略饮少许。继而，女宾即向女子宣布所取表字。再祝辞曰：
礼仪既备，昭告尔字。女士攸宜，永受保之。曰（某）。
字是对外使用的，取字后便意味着女子已经可以走出家庭了。女子拜受，女宾不答拜，由母亲引女子于祠堂见过尊长。至此，笄礼仪式告毕。
8．生日祝寿礼渐入民间
自唐玄宗诞辰立节号、赐宴和禁屠始，此后各个封建王朝都仿效唐朝故事，为帝王设节祝寿，“无帝不节”。宋代各朝皇帝的“圣节”宋太祖“长春节”、宋太宗“乾明节”、宋真宗“承天节”、宋仁宗“乾元节”、宋英宗“寿圣节”、宋徽宗“天宁节”、宋高宗“天申节”等等。宋代除为皇帝立“圣节”祝寿外，也为太后、皇后、太子祝寿。“圣节”之日，皇帝坐殿，文武百官簪花，依次上殿祝寿，进献寿酒。皇帝退入另殿，设御宴款待群臣以及外国使臣；先由百官进酒祝寿，然后由皇帝赐百官酒食，乐坊伶人致语，同时奏乐；酒数行而罢。皇帝又赐百官衣各一袭。各级官衙休假一天。各路州军除向皇帝进贡银、缉、马匹等礼物外，在僧寺或道观开建“祝圣寿”道场，长宫进香，享用御筵，用乐，放生，以示庆祝。朝廷下令禁止屠宰、丧葬和决大辟罪（死罪），还给赐度牒、紫衣师号等，准许剃度僧侣和试放童行。
宋元民间也有祝寿之举，届时献寿之物有寿桃、百寿图、寿酒等。刘辰翁《法驾导引·寿治中》词曰：“蟠桃熟，蟠桃熟，一熟一千年。佳人拜舞寿觞前。”黄庭坚诗曰：“欲将何物献寿酒，天上千秋桂一枝。”可见，当时多用桂花酒作为寿酒。
二、婚姻风俗
宋代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完备，士阶层在社会上地位提高，而使婚姻风俗呈现出上层社会婚姻重伦理、“不问阀阅、榜下择婿、婚娶论财、负心婚变、婚仪趋简，下层社会流行入赘婚、嫁僧道、婚嫁失时、婚姻违礼等时代特点。而到了元代时，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士阶层的社会地位随之降到与乞丐同等的位置，又引起婚姻观念的返朴归真，婚姻重情成了一时之风气。
1．婚姻重伦理
宋代社会严禁婚姻乱伦，反对异辈婚。与辽金元等朝推行“世婚”制度不同，宋代十分注重辈分。辈分不可混淆这一观念在婚姻制度上得到充分体现。为了防止“尊卑混乱，人伦失序”，颁于北宋初年的《宋刑统》就严厉禁止异辈为婚，在《名例律》、《户婚律》、《杂律》中反复申明此禁。后在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又将其中有关禁止异辈为婚的条文予以重申，并对其禁止范围作了某些扩大。异辈不婚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普通人，即使士大夫和皇亲民不能例外。宋代禁止异辈为婚，比唐代严格得多且卓见成效。废止收继婚。对父死独生子娶后母为妻，兄死弟娶嫂为妻，弟死兄娶弟媳为妻这种收继婚，自先秦就受到人们的旨南，后来列朝皆有律令禁止，但社会实际情况远非禁绝。宋代对禁止收继婚的法律虽照抄了唐律条文，但社会舆论比唐代强烈，使人们都深知这种婚制之非法，以至“事继母孝”，“事寡嫂谨”成为社会美德。到元代时，禁止婚姻乱伦的做法被推向极端，元朝婚姻礼制规定同姓不婚。至元八年（1271）二月，元廷规定：“同姓不得为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十五日为始，已前者，准已婚为定，已后者依法断罪，听离之。”
但在婚姻伦理禁忌方面，宋元时期南北风俗差异性大。五代宋元时期的这种差异首先是由民族差异造成的。宋代社会民族矛盾突出，反映在婚姻上则是禁止族际通婚。宋太宗至道六年（995年）八月诏曰：“禁西北边诸州民与内属戎人昏娶。”《宋史·太宗本记》。这道禁令后也适用于东南沿海。朝廷身体力行，断绝了自汉唐以来与少数民族首领“和亲”的惯例。如庆历二年（1042年），辽屯兵幽蓟，声言南下，派遣大臣出使宋朝，在提出割地的同时，要求把宋公主嫁与辽兴宗之子；宋朝廷宁肯增加岁币，也绝不实行和亲，结果“罢结婚之议”。但在北方的辽朝和金朝则均无此禁。而元时朝廷则规定：“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族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通制条格》卷四。这是对族际通婚的公开认可。又如宋代社会反对异辈婚，禁止收继婚，而在辽金元等朝则相反，皆盛行收继婚。元代时，汉族社会重又流行收继婚，尤其是兄收弟媳、弟收兄嫂的收继婚十分普遍。元代社会唯把收继婶母视为“浊乱大伦”，而严加禁止。
2．嫁娶论财
自隋唐以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讲究门当户对，崇尚士族门第；及至唐末五代，尚讲究“男女婚嫁，不杂他姓”《旧五代史·李专美传》。至宋，一方面士族门阀纷纷覆灭，士庶之别渐没；另一方面，社会上刮起婚姻论财之风，“今之俗，取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材”蔡襄：《福州五戒》，《宋文鉴》卷一0八。至使“婚姻不问阀阅”《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上层社会士庶不婚的陈规基本被打破，封建婚姻制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革，“士庶婚姻寝成风俗”龙衮：《江南野史》卷三《宜春王》。不慕着姓、不婚名族在宋代不仅普遍存在，且受人称赞。像宋朝着名宰铺吕蒙正、范仲淹、韩琦、王安石，他们共有女婿10人，其中竟有5人门第不足称道，以至世家难以考索。即使后妃，也“不欲选于贵戚”，象徽宗刘安妃“本酒保家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宁宗杨后，不知姓氏为何方之人。公主“欲求儒生为主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而“宗室以女卖婚民间”朱彧：《萍州可谈》。总之，有宋一代“婚娶之法，自朝廷以至民庶，荡然无制，故风俗流靡，犯礼者众。”韩维：《请不泛于诸家为颖王择妃》，《宋文鉴》卷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