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规指“家法”、“义约”、“规矩”一类的宗族私法，如江州陈氏《家法十三条》、范仲淹《义庄规矩》、司马光《家范》、吕祖谦《家范》、袁采《袁氏世范》等，是宋代家族组织用来管理控制族人的条法。族规的内容多在家族伦理、纲常名教、勤俭持家、戳力本业、完纳国赋、息灭争讼等方面。北宋中期，京兆府兰田人吕大钧制有《乡约》，后朱熹加以修订，撰成《增损吕氏乡约》，流行于世《朱文公文集》卷七四《增损吕氏乡约》。对后世“家法”、“义约”风俗的形成影响颇大。可以说都是宗族私法，它要求族人共同遵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族人违反了家规，“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容，则告于官，屏于远方”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五《陆氏义门》。如理宗时，台州黄岩县封建家族订有“义约规式”杜范：《杜德献公集》卷一《跋义约规式》。；饶州鄱阳县朱氏家族，该族尊长每天聚集子弟“训饬”，“久而成编”，形成族规，外人“或疑其太严”黄震：《黄氏日抄》）卷九十《（训族编）序》。；绍兴府会稽县裘氏家族，族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并按族规以竹箅笞打有过失的族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越州裘氏义门旌表》。；吉州永新人颜诩，全族百人，“家法严肃，男女异序，少长辑睦，匜架无主，厨馔不异”《宋史·颜诩传》。
５．族长“坐听于事”
族长是家族或家族的首领，族长的产生一般由族人共同推举，没有世袭。族长一般是宗族中年龄最长者，如果族人商议选举，年龄次高者也可以充任族长。在一些较大家族，除了族长外，还有宗子，一般由嫡长子担任，但宗子只管祭祖，是宗族的精神领袖，族内具体事务一般由族长负责管理。
族长在宗族内主持祠堂事务，掌管族田收支，如祭田的收入一般“交族长掌管”《勉斋集》卷三四《始祖祭田规约》。由族长“主其收支”《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在一般宗族中，族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箅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王栐：《燕翼治谋录》卷五。；可见，族长有一定的宗族司法权。宗族中逢年过节的族人拜会活动，“岁时会拜，同族咸在”，也要由族长召集和主持。此外，族人中若有户绝，其立嗣活动也由族长代理和主持，“立继由族长，为其皆无亲人也”《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族人分家，有时也请族长出面主持，若发生纠纷，一般由族长来裁定。如南宋时李子钦随母改嫁谭念华，谭有前妻所生子谭友吉等，后谭念华死，李子钦继承谭的田产，谭友吉等不服上讼，地方官“唤集谭氏族长，将谭念华所管田产及将李子钦姓名买置者，并照条作诸子均分”《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此外，族长对外还要协助官府统摄本族成员，处理与乡里邻族的关系。
６．族内互助成风
宋元宗族大多聚族而居，有族内互助风俗。一旦族人遇灾荒或病疾，生计无法维持下去时，宗族常要进行内部赈济。宗族内部赈济的对象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族人贫困无以为生者，“岁藉其入，以赒恤宗族邻里之贫者”；《不系舟渔集》卷十二《义田记》。二是族中孤残者，“以赡宗族之孤寡贫困者”；《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三是族中无力婚娶者，“婚丧诸费者，量厚薄之宜，制隆杀之等而周给焉”《文献集》卷七《沈氏义庄记》。宗族赈济的办法，大多是计口授给。如范氏义庄，其族人每人每月可支米３升，冬天可支绢１匹，凡娶妇可支钱２０贯，嫁女支３０贯钱公辅：《义田记》，载《范文公正全集·褒贤集》。但大多数宗族不能象范氏义庄那样赈济全族所有成员，而只能赈济贫穷、孤寡、残疾之族人。
族内互助还表现在宗族劳动成员的生产协作上。在宗族内部，虽然以一家一户生产为主，但对于一些较大的工程，诸如盖房、修室、建桥、铺路、兴学舍以及宗族内的一些建设项目如修祠堂等，非一家一户所能完成，这就需要由宗族出面，调动所有劳动成员共同协作。
族间互助还包括经济互助。如族中有人进行婚丧嫁娶时，族众要凑钱帮助，“所助之事，所遗之物，亦临时聚议，各量其力”朱熹：《增损吕氏乡约》，载《青照堂丛书》。宋代许多宗族都设有义仓，粮谷由族众捐献，主要用于遇灾害时借贷给族人以度饥荒，系族内经济互助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外，宋元时期个人对宗族的赈恤也蔚然成风，如《宋史·李定传》曰：“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宋史·李定传》。《葛宫传》曰：“宫性敦厚，恤录宗党，抚孤嫠，赖以存者甚众”《宋史·葛宫传》。
７．宗族祭祀隆盛
祭祖是宗族最主要的活动，有寝祭、墓祭和祠祭等形式。寝祭一般是族中各小家族的祭祀方式，在每个小家族的正房或厅堂，面对祖先的牌位设祭。墓祭即扫墓，一年两次，分别于清明和冬至举行。有的则仅清明祭扫一次。墓祭是宗族中的重要活动，族中男丁均须参加，否则要受族规惩罚。届时族众先齐集于祠堂，再由族长率领到始祖墓地祭拜。
祠祭是全族在祠堂集体祭祖，是族中最隆盛的祭典活动。事先由族长牵头，组织族人购置祭品，筹备筵席，并选择吉日。届时钟鼓齐鸣，全体族众菌集于祠，同祭祖先。祭毕，有时还要演戏，以示隆重。祠祭所需费用，先用祭田收入开支，不够，则向族人摊派。
三、社区风俗
１．杂姓而居
宋元时期大多数村落是“杂姓而居”，村落大小不一，从十几户到几十、上百户不等。村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很少依赖市场，除耕种土地外，尚有家庭小作坊，诸如纺织等。为了维系村落的日常运行，宋代一般采取编户齐民的办法，即在这些村落设置乡、里、社、村。后又改为乡下设都、都下设保、保下设伍的保伍法。
在保伍法下，如遇盗杀，被害家属和同伍要立即报告官府，否则，延误一天杖60下。宋中叶后，保甲法规定：相邻每10家结为1小保，选“有才干心力”的主户中人任保长。每５小保结为1大保，每１０大保结为１都保。如果自然村落民户较少，不及５户，则并入附近其他保内；户不分主、客，每户有１５岁以上的两丁抽一丁编入保甲为保丁；每晚，保长要派５名保丁在本保地界巡逻，遇盗贼，则各保互相击鼓报警协助捉拿；本保内有犯强盗、偷窃、杀人、放火、强奸、贩卖人口、传习妖教等罪，均须报官，若知而不告，则要连坐；保内居民有逃亡、迁移、死亡，或新迁入的，应报县衙。且每保设一牌，记载本保居民及保丁姓名。李涛：《续盗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
南宋时在乡村实行乡都保甲制。“五家为甲，甲有长，二十家为保，保有大长。凡一百二十五家，则揭其党里、姓名于都亭。其有不孝不支，不姻不恤，凡以泯彝败俗，合众而挞罪之”。《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九《吴猎行状》。
乡村的保甲，除负责征派赋税徭役、维护村落治安外，还有教化民众的职能。乡约乡规成为乡里组织奉行教化的手段。如吕大防就撰有《乡约》。其中规定：“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则违约者亦书之，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宋史·吕大防传》。
南宋初，许多乡村有成立义社的风俗。有些义社是真正抗击金兵的；有些则在恶霸的把持下，趁火打劫，掠夺财物，肆意杀戳，危害社会治安。
元代承金代之俗称农村为“村社”，设里正劝课农桑，督促赋税，又设主首辅助里正。世祖至元年间实行“村社”制《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立社·劝农立社事理》。其主要内容为：
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立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都立为社长。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一员。如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分相并为一社。若地远人稀，不能相并者，斟酌各地面，各村自为一社者听。或三四村、五村并为一社，仍于酌中村内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教劝本社之人务劝农桑业，不致废惰。
２．坊市杂混
宋代的城市经济较之唐代有很大的发展，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其他如路、府、州、军、监、县的所在地都是着名的城市，如北宋的“四京”以及南宋沿海一带的广州、澉浦、宁波、泉州等，都是中外闻名的商贾汇集之地。
宋代由于商业的发展，坊市制开始突破，出现了坊市杂混的局面，商人只要纳税，可以随处开设铺店，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这些商业场所往往与居民区杂混交错。宋代的城市区划有厢、坊、里、巷等，在城市管理上实行厢坊或坊制。如宋初有八厢，在新城外设置九厢，共十七厢。厢的设立，主要是管理城市生活。
宋代城市厢坊设有巡捕，负责城市防火，“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大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又有救火家事，诸如大小桶、洒子、麻塔、斧锯、梯子火叉、磊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通报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吴自牧：《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
东京、临安等城市有官方消防服务机构。东京的消除队名“军巡铺”，归军队建制，城中高处砌有“望火楼”，楼下屯住救火人员，并备有各种灭火器具。另设有专门报火警的快马，称“望火马”。南宋临安“分六都监界分，差兵一百四十八铺以巡防烟火”《宋史·职官志》。每“铺”屯兵卒数人，统称为“防隅一军”，专门负责巡警所辖地段的“烟火”。每“隅”处建“望火楼”。遇有火情，军兵以旗帜指其方向为号令，入夜则以灯火指明。救火时，“望火楼”规定“若朝天门内以旗者三，朝天门外以旗者二，城外以旗者一；则夜间以灯，如旗分三等也”吴自牧：《梦粱录》卷十《防隅巡警》。为了防止火患，京师有的灯火管制习俗，临近半夜，“消防队”就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不停巡逻，以防不测。
宋代的城市厢坊的管理较之唐代有许多改进，唐代坊市有时间限制，城门、坊门入夜都要关闭，而宋代城门一般三更一点闭，五更一点开《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五、一六。在开封还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营业时间一直持续到三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南宋临安的夜市营业时间延长到四更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似乎是通宵达旦。
元代城市社区则有严格的户口查验制度和值夜风俗。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南方城市杭州城内居民每家长都得把家庭成员名单贴在门口，若有死亡或迁离，则将名字勾去；如遇添丁，也要注明。每一客栈，若有旅客投宿，则得将其姓名和住宿日期登记于簿，以备有司查验。城内每座重要的桥梁都设有哨所，有士兵不分白天黑夜轮流值勤。每个士兵都配有木梆、铜锣和计时仪，夜间要巡夜报更。巡逻夜时，若发现有人在规定的熄火时间后还点灯，便要在其门上作一记号，次日传主人去有关衙门问话，如无正当理由，则要受到惩处。并有禁夜风俗，即使遇到火灾，居民也不得跑出家门，而由官方组织士兵抢救。《马可·波罗游记》，第76～77章，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3．社区义仓流行
宋淳熙年间，福建安抚赵汝愚首创举子仓，为宋元义仓风俗之始。刘光祖《宋丞相忠定赵公墓志铭》曰：“闽俗，生子往往不举。公创举子仓，凡贫不能举其子者，以书其孕之月而籍之。及期，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傅增湘辑：《宋代蜀文辑存》卷七一。庆元元年（1195年）十一月，朝廷“将建、剑、汀、邵四州没官田产免行出鬻，官收其课，以给助民间举子之费”《宋会要·食货六十一》之四三。嘉定五年(1212年），知桂阳军（治今湖南桂阳）赵崇度把户绝、冒占等田作为举子田，将地租收入存入举子仓，以充举子之费。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嘉定十年（1218年）创慈幼庄，其俗与举子田、举子仓相同。此后，各地义仓纷纷设立，不仅有官府创办的，更有民间宗族创办的，还有民间个人捐办的。
５．鼓励领养弃子
宋时，民间弃婴之风极盛，形成一大社会问题。为鼓励百姓领养，朝廷一再强调收养之后，“将来不许认识”。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恩霈军民》。法律上予以保障，《宋刑统》规定：“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宋刑统》卷十二《户婚律·养子》。
四、社交风俗
1．集会结社普遍
会社即结社赛会，是民间自发的松散性社会组织，多形成于城镇居民中。宋代民间的会社组织普遍，集会活动频繁。会社有合法与非法两类。合法的多具地方武装职能，属乡兵的范畴，如弓箭社、忠义巡社一类。有的则属民间的秘密“社”，“会”，被政府严加取缔。宋代时，已出现黑社会的苗头，如耀州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称没命社；扬州一群悍士行侠团伙之命社等。此外，宋代的会社，有的则是民间祭祀性斋会或为庆典而临时走会，或属于士大夫们的集会、结社，还有些则是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员带有娱乐性的民间结社。宋代会社的发达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市井生活的繁荣密切相关。
祭祀性质的斋会，有逢神梻诞日时城乡居民所举行的社会。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杭州的富户要在承天观阁上建会，其他如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四月初六城隍诞辰等都有相应的会社。再有奉尊道的多种会社，如光明会、净业会、经听会、放生会、灵宝会等。《梦粱录》载曰：“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呈献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十闲等社。”又有茶汤会，逢寺院建会设斋时，以茶汤助缘供应。还有官宦夫人建庚申会，诵经之余以珍宝首饰相夸，人呼“斗宝会”。
士大夫们的私人集会、结社，有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富弼、文博、司马光等13人在洛阳组织的“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等，则在“置酒赋诗相乐”的同时，带有政治色彩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宋史·文彦博传》。；南宋时则有杭州有西湖诗社，是临安搢绅之士及四方流寓诗人文会式的社团组织，他们在一起吟诗唱和，寄兴适情。
元代，士大夫更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宴赏穷日夜，时胜者辄有厚赠。饶介为准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优胜者厚赏《廿二史札记》卷三0《元秀风雅》；《明史·文苑传》。浙江浦江吴氏结月泉社，聘谢皋羽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题，取罗公福为首。《怀麓堂诗话》。
弓箭社系北宋出现的乡兵组织。哲宗元佑八年(1093年），知定州苏轼曰：“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宋史·苏轼传》。在南宋，“武士有射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此社性质显然与乡间百姓组织的弓箭社有异，属武士切磋武艺的民间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