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的百戏艺人则有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七宝社更以展示世间稀奇珍宝为最。伎艺人社会组织多在种种神道生辰日各竞风采。
宋代的城市工商业和服务业，“皆置为行”，则各行各业差不多都建立起自己的行会组织，行会的首领称行头、行首或行老，铺户又称行户。
北宋汴京的行业组织，据记载，有米行、麦行、糖行、面行、肉行、鱼行、果子行、茶行、牛行、马行、纸行、金行、彩帛行、彩色行、竹木行、大贷行、小货行、骨董行、香水行、花行、水行、杵作行、牙行等等。而南宋临安的行业组织，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有南北猪行、海鲜行、纸扇行等414行。各行会对本行有规范性约束，往往定有“规格”，如服务规格、服色规格等，拿服色来说，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各行业从业人员不得越外。同时对力役工钱和货物、产品发挥保护本行利益的功能。如宋初汴京工商业者因物价问题曾开展反官勒索的全市性罢市，就是诸行为保护本行的利益同官府斗争的表现。为了防止同业人员的竞争，不仅行业间有专营范围，而且在行业内部也有服务范围的划分，称“地分”。如水行，“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这些行会的建立，起到了工商诸行自我保护、自我约束的作用，属民间的自治组织。
2．重交往、尚节义
宋代社会重交往。宋初范质曰：“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曾巩曰：“欲求天下友，试为沧海行。”“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人们在交往中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
追捧“名士”，崇尚节义，是宋代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时尚。据《宋史》记载，胡则“喜交结，尚风义”；《宋吏·胡则传》。杨亿“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宋吏·杨亿传》。朱熹“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宋吏·朱熹传》。戚同文“所游皆一时名士”；《宋吏·戚同文传》。邢恕“从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着门，一时贤士争与之交”《宋吏·邢恕传》。等。
社交中往往重视乡里关系。吕大忠曰：“人之所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而乡里关系往往又与“布衣交”相联系。张浚与苏云卿同乡里，少时结为布衣交，后张浚为相，求苏氏而未得。《宋史·苏云卿传》。布衣交也被用来作为不拘上下礼节的交往，如文彦博贵极时，仍与洛中“以道自重”的邵雍、程颢兄弟“宾接之如布衣交”；《宋史·文彦博传》。尚未入仕的范镇至京，宋庠兄弟见其文，“自谓弗及，与为布衣交”《宋史·范镇传》。
重视“师道”，又是宋时士大夫阶层的社交原则。周敦颐《师友》曰：“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周敦颐：《通书》卷二《师友下》。师生之道推而广之，则科举中又有“座主”与“门生”之道。宋代进士虽已成天子门生，“座主”“门生”的关系已不如唐时浓重，但仍然存在。如刘温叟“知贡举时，有经学门生居畿内者献粟草一车”。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一。而在官场中，宋代对擢拔荐举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上级也称为举主，自视为“门生”。如范仲淹因晏殊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周邦彦因刘丙荐除户部尚书，后刘得罪，周亦落职。周笑为：“世有门生累举主者多矣，独邦彦乃主举主所累。”庄绰：《鸡肋编》卷中。
宋人称同僚为“僚友”。吕本中《管箴》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前辈专以此为务，今人知之者盖少矣。”称父亲的朋友为“父执”。吕希哲《吕氏杂记》载曰：吕希哲称欧公、荆公、温公等皆为其“父执”。初交相得叫“倾盖之交”，如《扪虱新话》曰：陈善方言与“仪真、艾填几邂逅，遂为倾盖之交”。同心相契则为“莫逆之交”。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学能诗，相与为“莫逆之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五。友情坚固者称为“金石交”，如“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终身友情如一。
3．社交尚礼
宋元士人把交往礼节看作是“人道”要事，所谓“大夫以礼相接，士以礼相谕，庶人以礼相同。士相见之礼，人道之大端”。刘敞：《公是集》卷三七《士相见义》。故君子相交多重礼节。
官场中欲拜会某人，得先投刺或名纸。此俗唐时已流行。宋时仍因之。并又出现了“门状”，比刺更郑重。陆游曰：“士大夫交谒，祖宗时用状”，元丰后又盛行“手刺”，绍兴初乃用“榜子”。嘉佑以前，“士人用名纸，有官即不用。吊慰人即用名纸，如见士人。敬之者亦用门状，见常人即以手状”。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行卷》。
官场往来书启一般前后均有一些客套话，如王令《上县令书》曰：“元城王令，谨内谒以书，自道于长官执事：……令再拜。”《王令集》卷十七。内谒是通名报姓之意。秦观《与邵彦瞻简》曰：“某顿首启：……某顿首。”秦观：《淮海集》卷三0。但书启的形式和格式也常有变化，如果与“流行”样式不同，则可能失礼。
宋时相见礼节繁多。君臣相会，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礼节，对此当时的“礼仪”制度均有详细记载。其基本格局一如前代。
与人相见需行礼，稽首、肃拜、顿手、揖等均为古礼，其行礼方法与前代基本相同。古代的“奇拜”，先屈一膝，到宋时则演变为“雅拜”，是当时通行的拜式。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宋时另有“唱喏”的相见礼节，或叫“声喏”，见面时须扬声致敬。开封府李伦被召至御史台，“有声喏于庭下者，李遽还揖之”康与之：《昨梦录》，《说郛》卷二一引。岳飞受诬被捕送大理寺，“初对吏立，身不正而撤其手，旁有卒执杖子，击杖子作声而叱日：叉手正立！”岳飞被迫“声喏而叉手矣”《会编》卷二0六。妇人与人相见，则常道“万福”致意，苏泂《过金陵》诗曰：“高资店里主人婆，万福官人问讯和。”苏泂：《泠然斋诗集》卷六《过金陵》。
北宋时，晚辈见父亲的好友，得行“父执之礼”。国子博士李稷怠慢韩琦，文彦博欲“庭训之”，相见时，彦博谓稷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李稷只得如数拜之。欧阳修受其友吕公着诸子谒拜，亦如“子侄之礼”周密：《齐东野语》卷九。陆游曰：“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此礼南宋时已废，周密《齐东野语》曰：南渡后“世道日薄”，他幼时“犹见亲旧通家初见日，必先拜其家影堂，后请谒，此礼今亦不复见也”。
官员道中相遇，有尊长之礼。据《天圣编敕》记载，“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皆退避。见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同宰相”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一。富弼致政归西都，常着布直裰跨驴出郊，威仪甚盛的中官遇之也不得不“下马执锐，伏谒道左”朱彧：《萍洲可谈》。《吕氏乡约》对道遇尊长时的回避进揖礼节也有具体规定。
接待宾客，“同席者皆谓之客”，马永卿：《懒真子》卷三。但有座次之分。沈括曰：“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宾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让客，此甚无义。”沈括：《补笔谈》卷三。程大昌曰：“古今宾主之位：宾西主东，因为东卑于西，故自处于卑，以西方尊客”。而洛阳风俗，私聚则尚齿不尚官。吕本中《官箴》曰：如己官在前辈之上，遇之得“避坐下坐”，因注重座次，常常“以坐次推逊不已”。朱熹曰：“吾人年至五十后，莫论官、休。”《朱子语类》卷九一。司马光《涑水家仪》规定：“凡为人子者，有宾客不敢坐于正厅。”
“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是南宋时的待客之礼。《南苑纪谈》载曰：“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闾间，莫之为废”；“客坐既久，恐其语多分气，故其欲去，则设之以汤。”朱彧《萍州可谈》曰：“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南宋以后，茶叶产量日渐增加，饮茶方法也日益简便，这样，以茶待客便成风俗。“欲去则设汤”的“汤”，大都是药制，当时有赤箭（天麻）汤、厚朴汤、长松汤、莺粟（罂粟）汤、紫苏汤、崖蜜汤、罗汉果汤、豆汤等，带有醒酒、消夏、养生、滋补之功效。马舒：《漫浴宋代“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文史知识》1990年第7期。
4．社交称谓种种
宋代亲属间的称谓，子女称父为“爹”或“爹爹”，称亲生父亲为“嫡父”；称母为“妈”，称亲生母为“嫡母”，这种称呼“举世皆然”庄绰：《鸡肋编》卷上。而闽人却“谓父为郎罢”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0《风俗杂志》。系方言称谓。
长辈对儿女，福建人称子为囝。各地称非亲生子为“螟蛉”，称遗腹子为“别宅子”，称过继子为“过房儿子”或“养子”、“义子”、“继子”；民户称未出嫁的女孩为“小娘子”。宋代，“小姐”一般是对散乐路歧人和妓妾等地位低微的女性的称呼。
子孙称祖父为“翁”、“耶耶”、“祖公”或“太公”；称祖母为“婆婆”、“祖婆”、“太母”或“太婆”。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三。
媳妇称公公，一般叫“舅”或“阿翁”，称婆婆为“姑”或“阿姑”、“阿婆”。公婆普遍称儿子的妻子为“媳”或“新妇”。
唐代“老婆”一词，仅指老妇。而宋代风俗，丈夫可称妻子为“老婆”或“浑家”、“老伴”。妇女常称丈失为“郎”，还常尊称成年男子为“郎君”。
宋代士大夫私交，常以“丈”相称。“近岁之俗，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必日丈。不知起自何人，而举世从之。至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姓，日某丈、某丈，乃反近于轻侮也。”朱弁：《曲淆旧闻》。如有人称司马光为“司马十二丈”，称苏轼为“东坡二丈”。又普遍以别人称自己为“公”，为敬重已；反之，倘称已为“君”，则认为轻已。
宋代士大夫以被称行第为荣。陆游《老学庵笔记》曰：“今吴人子第稍长，便不欲人呼其小名，虽尊者亦行第呼之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此为唐代遗风。行第，即今排行，一是按族谱同辈排列，再是按家庭兄弟姐妹出生次序排列。如苏轼的家谱同辈排行为“九二”，故其弟弟苏辙人称“九三郎”；岳州妇女甘氏的行弟是百十，而其哥名“甘百九”。而民间无此称呼法，如“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如“有民韦超，男名首，即呼韦超作父首，韦遨男名满，即呼韦遨作父满，韦全女名插娘，即呼伟全作父插，韦庶女名睡娘，即呼韦庶作父睡，妻作婶睡”。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0《风俗杂志》。
宋代普通妇女不起正名，常用姓氏上加“阿”字作正名，赵彦卫《云麓漫钞》曰：“妇人无名，以姓加阿字。今天官府，妇人供状，皆云阿王、阿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只有士大夫家的女儿才有正名。如女诗人李清照、朱淑贞等则有正名和字、号。平时，普通人家妇女仅以自己的行第组成名字，称“某某娘子”。如《梦粱录》记临安府女家在答复男家定亲的贴子上，开具新娘系本宅“第几位娘子”。民间称呼该女子时多以其姓氏加行第再加“娘”的称法，如“郑氏三十娘”、“孙四娘子”之类。
宋代妇女还自称“奴”、“奴奴”或“奴家”。《猗觉寮杂记》曰：“今则奴为妇人之美称。贵近之家，其女其妇，则又自称日奴”；妇女“一例称奴，起于近代。”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据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妇人自称为“奴”，是从宋代开始的。钱大昕：《戒斋养新录》卷十九《妇女称奴》。
五、社会风气
1．尚义重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