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释慧览》卷11谓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屙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阒，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由此可知他在年轻时开始就有名，与玄高并立，在犍陀罗学习禅学，接着到于阗传播佛教，其后在经过青海时，得到吐谷浑王慕延(436~452年在位)世子的尊崇。吐谷浑王室提供资材，在蜀地建立了左军寺，后到罗浮天宫寺、钟山定林寺、中兴寺传播佛教。
《高僧传玄高传》卷11载玄高在天水麦积山修禅道后，被西秦、北凉、北魏所招，后来由于慧览的劝说才到建康(南京市)传播佛教。
{书河南传》载慕延死，从弟拾寅立，乃用慕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次王拾寅(452-481年)在位之年，以重视文化而闻名，在其统治期间，佛教在全域普及、传播，并得到发展。
又，《高僧传玄畅传》卷8谓释玄畅，姓赵，河西金城人(兰州）。少时家门为胡虏所灭，仍往凉州出家。本名慧智，后遇玄高，事为弟子。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闰五月十七日发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东跨太行，路径幽冀南转，以八月一日达于扬州……迄宋之季年，乃飞舟远举，西适成都，始止大石寺，乃手画作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至升明三年(479年)又游西界，以齐建元元年(479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寺，名曰齐兴。”
又《梁书河南传》天监十三年(513年)条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僧佛寺，诏许焉。”吐谷浑王得到南梁的许可，在成都建立九重塔和佛教寺院。实际上从前面谈到的左军寺等例来看，吐谷浑与南朝的佛教及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确切来讲应该是在成都接轨的，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种关系后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南史梁本纪》大同六年(540年)条谓河南王ffl使朝遣马及方物，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敕付像并制旨涅盘、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可知，根据吐谷浑的要求，南梁将佛像及不少的经论作为回赠送给吐谷浑。从《宋高僧传》卷27的记载可知，这些经论被吐谷浑用胡语翻译出来。说明吐谷浑在成都地区、江南地区的佛教交流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三、成都的佛教活动
前文谈到了吐谷浑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也谈到了成都与诸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贸易往来对佛教传播的影响。高僧的往来对成都地区佛教以及教义与佛教艺术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关系，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成都地区的雕工们以自己的双手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佛教艺术品。
《高僧传法和传》卷5记载：法和与道安是同时学习佛教的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后赵末年，石氏一族的内纷(349年-350年）使华北地区陷人大混乱之中，法和与弟子共同入蜀，受到统治者与贵族、官僚的欢迎。《高僧传昙翼传》卷5亦载：昙翼是道安的弟子，“经游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从这些可以看出，蜀地最初的佛教都与道安有关连。
《高僧传玄高传》卷11载：长安出身的昙弘，最初在天水麦积山与玄高共修禅道，后随从邻国西秦来的昙无畏到成都，史载：“昔长安县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罢弘从岷江到成都传播佛教，受到西秦王重视。5世纪初，昙弘从长安到麦积山，然后又来到成都，并从西域高僧那里学习佛教，然后与同期的玄高再一次在西秦相会。从后来玄高到北凉来看，这时在陇西地域、成都、凉州一带，总体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佛教文化圈——禅学，从此以后由于吐谷浑在此地的进出，麦积山、炳灵寺石窟寺的佛教艺术明显表现出与四川成都的继承关系。
以上叙述了河西走廊与成都的关系，那么从江南地区人蜀的高僧又是什么人？做了什么呢？首先要说的是《高僧传》卷6对慧持的记载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率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蜗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遂乃到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并络四方慕德成侣，刺史毛璩雅相崇挹。”说明慧远的弟弟慧持在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入蜀，在成都传播佛教，七十六岁卒。又《高僧传道汪传》卷7谓后闻河间玄高法师禅慧深广，欲往从之。中路值吐谷浑之难，遂不果行，于是旋于成都。征士费文渊初从受业，乃立寺于州城西北，名曰只洹，化行巴蜀，誉洽朝野。”道汪是跟着慧远在庐山出家的高僧，后来听说玄高的事迹，决心前往师事。但是，由于西秦与吐谷浑战争没能如愿，只在成都建立了只洹寺。我想由此原因，当时庐山的佛教也传到了成都，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庐山佛教又是什么样的教团？以什么教义为依据呢？庐山佛教的开创者慧远是山西人，为道安的弟子，长时间跟他学习佛教，后来与道安分离，入庐山修行，开创净土宗，重视佛教教义之戒律与禅观，保持佛教本来原始的教义。为此目的而招见西域厨宾出身的高僧僧伽提婆与佛陀跋陀罗到庐山来传教，同时派遣弟子法净、法领到西域去求法，取经，于义熙八年(412年)在庐山重现西域的佛影窟，也就是说庐山佛教的教义与方针是追求佛教本来的原貌，尽可能保持印度、西域佛像的原貌。如果那样的话，从庐山传到成都的中国化的佛像样式是不可信的。
接着来看从西域到成都访问的高僧与事迹。首先是4世纪末的僧伽难陀。前述《昙翼传》的后半部提到，昙翼从蜀地沿长江中流到江陵建立长沙寺，由于佛像的不足而感叹。太元十九年(394年)突然有“阿育王像”在城北化现，昙翼将此像迎人长沙寺。到此传教的犍陀罗高僧僧伽难陀将像背的梵字读解，知此像是“阿育王像”。其记载谓：“后屙宾禅师僧伽难陀，从蜀下入寺礼拜，见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时来此7长沙寺的佛像经过西域高僧的确认，知其来历。僧伽难陀又是从西域经蜀地来到江陵的高僧。
《高僧传昙摩蜜多传》卷3有载：昙摩蜜多精通禅学，渡流沙，越戈壁来到敦煌，接着到凉州，于元嘉元年(424年)入蜀，并到江陵长沙寺建立禅阁。同样《高僧传畺良耶舍传》卷3亦称传主为西域人，元嘉年初渡过沙河来到建康(南京），于442年西行到蜀地学习禅学后，亡于江陵。《续高僧传》卷29载：明达，姓康氏，先祖是康居人，梁朝天监初年（502年)从西域入蜀，进行布教造寺的活动，天监十五年(516年)到江陵，并在此卒。就这样，当时有许多西域高僧在蜀地活动，传播佛教，沿长江而下到江陵。或者到安置有“阿育王像”的长沙寺，目前这是在中国安置犍陀罗佛像的惟一记载。
后来从北周入蜀的阇那崛多也是不能忘的。《续高僧传》卷2载，阇那崛多是由白沙瓦经于阗，于北周闵帝宇文觉元年(557年)到达吐谷浑的领地鄯州(今青海省乐都），然后于北周武成元年(559年)来到长安。接着作为益州僧主在龙渊寺出家，翻译了《法华经普门品产。这又说明成都地区的佛经翻译比其它地区要晚。
相反，当时到西域求法、巡礼的中国高僧，在西域又看到什么？又将什么东西带到了蜀地？有名的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苑州（西秦）、乐都(南凉）、张掖(北凉）、敦煌(西凉）而西域求法同时，从蜀地到西域求法高僧也存在，可见于《高僧传慧睿传》卷7：“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他是在蜀受粟特商人的帮助而经青海到西域游历的。
昙无竭事迹见于《高僧传》卷3：“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人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420年昙无竭从西秦海西郡，也就是说从青海吐谷浑领土通过，经鄯善、于阗，在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接着到南天竺，从海路归国，在广州登陆。
以上三僧西行求法时，都在吐谷浑向南朝遣使之前。从法显的记录可知，当时通过河西走廊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通过吐谷浑所控制的青海、甘肃之间的道路不安定，但他们还是到达了印度及最南端的狮子国(斯里兰卡），并从海路返回中国。也有从西域归国或东巡的西域高僧来到蜀地。
《高僧传》卷3谓：智猛在后秦弘始六年(404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阳关，通过鄯善、龟兹、于阗诸国。在“希沙国见佛文石唾壶。又于此国见佛钵……在迦维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迹炳然具在。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后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家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以元嘉十四年(439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成都。”他将西域的佛教信息带到了成都，在佛教信徒中传播是没有疑问的。
十六谓：僧表，凉州人，为了去犍陀罗礼拜佛钵到了于阒，由于前面的道路不通，到犍陀罗的希望末能实现。于是就在于阒停留，“于阒王寄表有张志模写佛钵与之，又问宁复有所愿不，对曰：赞摩伽罗有宝胜像。外国相传云：最似真相，愿得供养，王即命工巧，营造金箔像，金光闪高一丈，以真舍利置于顶上，僧表接还凉州，知凉土将亡，欲反淮海，经蜀欣平县，沙门道汪，求停钵像供养，今在彼龙华寺，僧表入矣，礼敬石像，住二载，卒于寺”。也就是说由于于阗王的好意，僧表才能在于阂国得到佛钵和赞摩寺灵佛的模写像。在返还凉州时因为听到凉州被灭亡(439年顷)的消息，转道到了蜀的成都，传说在前述从庐山来的道汪的请求下，将佛钵和灵像安置在了龙华寺。关于赞摩寺，在《北史》卷97于闻国条有这样的记录：“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袋汉比丘庐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宋云的记录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有关于此寺院的介绍。
僧表得到的佛像、石制金箔、舍利子，其收藏的形式，我想应该是古西域风格的。当时作为佛像的传播及释尊的“真容”来崇拜，或用“优填王像”类所代替。所以说前述吐谷浑在蜀地建立左军寺时，在佛像顶部收藏舍利的形式是受西域的影响。
《高僧传》卷13法献传称以宋元徽三年，发踵金陵(南京市），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找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链锞像，于是而还其经途危阻，见其别记。佛牙本在乌缠国，自乌缠来芮芮，自芮芮来梁土，献斋牙还京师，五十有五载。”475年从建康出发的法献，经蜀地人吐谷浑领地，往于阒西行，由于道路的不通，通过柔然得到佛牙舍利及佛像经典等，这也是西域佛教美术流入蜀地的实例。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知道从吐谷浑到河南道，到西域各地的交通路线，在当时是佛教美术交流的重要路线。而从这条道路传来的佛像与佛舍利等，直接影响着成都佛教艺术的发展。同时又能看出成都佛教的局限性，我想这主要是商人在其中的作用。因为他们用来贸易的大多是单尊的佛像，僧人大多又半途出家，不是正宗。
关于成都地区的佛经翻译，在史书中很少有记载，即使有，也是5世纪以后之事。如是，我们从其佛教遗物中，也许能分析出它的特征及模仿性。
四、成都的佛教艺术
关于成都近郊出土的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刻遗物，我想应该先从图像及样式探讨开始。在此之前，蜀地发现的早期佛像样式与印度本土的颇类，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可知，蜀地很早以前就有佛教传来，从东汉末年开始到三国时代岷江、长江流域就有大量佛像出现，但是这些佛像都不是作为独立的佛教尊像来供养，而是作为墓葬随葬品的装饰题材，佛像作为供养对象的特色并没有明确表现出来。
1940年于四川省乐山市发现麻浩1区1号、柿子湾1区1号东汉崖墓的佛像。墓为大型横前室后三室墓，开凿在砖红色原层砂岩中，墓门、门道、墓室均有雕刻画像，佛像在后室门楣。共同特点是：都采用高浮雕，有圆形项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衣角，通肩大衣，结跏趺坐，顶有肉髻，头部比较大，体躯短壮。（图2)还有绵阳市及忠县出土的摇钱树装饰的佛像，通肩袈裟，结娜趺坐，顶有肉髻，头部比较大，大眼有口髭，头后头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衣角。所有这些特征及风格都与犍陀罗地区，贵霜王朝的旧都(白沙瓦）遗迹出土，刻有迦腻色迦王铭文舍利容器上的装饰佛像相似。
迦腻色迦王在位，一说公元128年，一说144年c虽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2世纪中期是普通承认的。也就是说，1世纪末2世纪初出现佛教尊像的制作是学者共识。迦腻色迦王铭文舍利容器的盖上，一体结脚趺坐像和二体菩萨立像。腹部一周有三体结跏趺坐像装饰。（图3)还有同时出土的铜制结跏趺坐像一体。此像坐于方形台座上，与舍利容器上的佛像一样。右手上举，左手握衣端，施无畏印，着通肩袈装，浅衣纹线，比较笨重，头发采用简单的平行线表现。法显、玄奘的行记中都有此寺的记录，称雀雕浮屠。同样的形式我们还可以从迦腻色迦时期的货币上看到。
公元200年前后是贵霜王朝的最盛期，佛像的制作也达到了最顶点。不管是印度河流域的犍陀罗，还是雅姆那河流域的秣菟罗，石像的制作都比较盛行。但是，传到中国直接作为蓝本的小锎佛，在犍陀罗地区(巴基斯坦)却比较少。在坦叉施罗地区却有大量发现，如僧院遗迹F第18房和第21房的佛坐像。（图4)有可能是僧侣念佛供养时的佛像，高只有10cm左右，双手合十，结脚趺坐，小头光、头比较大，圆脸等特征，都与乐山市麻浩1区1号、柿子湾1区1号东汉崖墓的佛像相似，它们之间可以看出有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