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岗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科
序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历来都是立足于中原而论的，指的是佛教传到中原的时间。其传入路线，向来都着眼于“丝绸”古道和海上丝路为主要传播路线来加以探讨。至于佛教的传入，南方、北方谁早谁晚，研究者的观点不一。本世纪初期，梁启超首先提出“两汉时中印交通皆海上”，“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的说法。近年来由于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提出佛教由西南“丝绸之路”最早传到中国的说法。
西南四川地区的佛教艺术及考古工作，早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如法国学者伯希和，根据唐代贾耽的《十道志》所记的详细里程，调查了中印之间经过云南、缅甸的路线。1914年法国学者色伽兰组织了四川考古队，在四川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并撰有《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在此书中他指出除了隋唐以后是中原龙门石窟的造像特征之外，还发现了南朝萧梁529年的凿龛造像，其造像、服饰、造形较之于龙门的造像要早许多年，而且这种佛教造像和北方相比较，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同时还注意到岷江流域的石刻多汉式，嘉陵江流域多唐式。说明四川地区的佛教造像不是由北方传人的，故而色伽兰根据所发现的遗物怀疑“其输人者，似有别途”。这就是四川地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较早地区说的首倡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南地区、西南地区的古墓、古遗址大量被发掘，大量佛教造像被发现，如四川省彭山崖墓陶发现有佛像座和一佛二菩萨的摇钱树座一个，另有四川省乐山麻浩崖墓石刻佛像，四川什邡画像砖佛塔图，四川绵州何家山崖墓铜摇钱树饰佛座像，成都万佛寺二百余身纪年铭文造像等。1981年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摩崖石刻内容的确认，三国时代江南地区墓葬随葬品、堆塑罐、铜镜中的佛教题材及内容的发现，再度引起了中外研究学者的注意。1991年中国研究者与日本龙谷大学开始对南方地区的佛教遗址、遗物进行了全面调查，他们收集了140余件佛教造像的资料，其中30余件有明确纪年，其调查成果体现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佛教初传南方之路》一书中。
就西南佛教的传播来讲，四川盆地是一个关键的、神秘的地区。成都地区出土的佛教遗迹、遗物，由于地理、历史状况、交通等原因，历来都是与江南地方的佛教遗迹、遗物相接近的。目前从考古发掘调查的资料来看，就是到了佛教美术盛行期的南北朝时代，它同中原、河西、江南地区的佛教艺术仍然存在很大的区别。由于四川石窟中保存的早期佛教艺术品非常少，所以说成都万佛寺的纪年铭文造像在我国佛教雕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过去多有论文探讨，大家认为其受江南样式的影响，是南朝样式的继承和发展，如果从地理的位置来看，成都与西域、西南、中原、河西的文化交流确实要比江南困难。但是从大量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来看，成都自古就与这些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
诚如以上的问题存在，我拟从成都自身的历史、地理位置，与当时青海、河西、西域诸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略陈管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就成都的佛教造像及艺术风格、传播路线及作用进行一点探讨，敬请指导。
一、成都的历史与周边关系
成都是蜀地中心，古来素有人杰地灵、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的美称，历来都是西南地区与北方之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湖南等地省文化交流及贸易的重镇，成为历代王朝的必争之地。
古代的四川地区原来居住过一种居民，名盘越族，后来这部分居民离开其居住地远徙，移民至印度东部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古代印度境内的十六大强国之一，即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迦摩嵝波国。唐朝敕使王玄策三使印度归来所撰《中天竺行记》中，称其谓“迦没路”国，都是梵语的音译。在《新唐书》中，又作“伽没路国”，位于今天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部，是古代印度东部的一个强国。初时名曰“东辉(或曰东星)国”，后来再改名为迦摩嵝波国。在玄奘法师之后，唐朝敕使李义表和王玄策等，亦曾经至于该国，受到其国童子王的热烈欢迎。此王称其祖先来自汉地。唐朝高僧道宣在其撰着的《释迦方志）一书中对此国作了详细的记载，其国童子王“语使人李义表曰：上世相承四千年，先人神圣从汉地飞来，至于此土。这正与《魏略西域传》所谓“盘越国，名汉越，正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都相近。其人小，与中国等”相符。从而证明这个“盘越国”就是由我国四川地区移民到印度境内所建立的国家，西南地区与印度的交通和贸易肇端于何年，史书中没有为我们留下明确的记载，我们不敢妄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印两国正式交往之前，有着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民间交往和贸易，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司马迁撰《史记大宛传》记载：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大夏国看到蜀布、邛竹杖等，当地商人谓自身毒“得蜀贾人市”。这说明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四川地区与印度的交通往来就已经开始了。张骞归汉谓广通身毒国，蜀便近。”汉武帝听从张骞的意见，派遣使者“四道并出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皆因滇王的阻隔而“莫能通身毒国”。
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在当时与缅甸接界的永昌郡，在孝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置郡之初，境内即有“闽濮、鸠僚、僳越、裸濮、身毒之民”。这里所及的“标越”就是现在的缅甸，身毒就是天竺，现在的印度。
从这些史料来看，东汉以前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即已有大量的缅甸和印度人居住，证明张骞在大夏的所见所闻属实。我国西南地区与印度间确实进行着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证，兹不赘述。
经过两汉、曹魏、西晋中原王朝的长期统治，到了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再次割据，先后建立了许多短命的地方小政权。而蜀地被江南政权所支配，应该是347年东晋桓温被李氏灭亡以后的事。在此之间蜀地又一度被北方的前秦所占领(373-383年)。“淝水之战”前秦的败北与瓦解，蜀国再度被东晋夺还，从此之后蜀国被南朝的宋、齐、梁所支配。到了553年，尉迟迥率领西魏军南下，蜀国再度被纳人北朝的统治范围o《南齐书州郡志》谓广益州，镇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说明当时成都通西域可以与汉时中原王朝与河西走廊的关系相匹敌。又《宋书刘粹传》附道济传有“远方商人多至蜀土”。《南齐书芮芮传》载：建元二、三年(480、481年)“芮芮主频遣使，贡献狮子皮裤褶，皮如虎色，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同书又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可知当时有许多西方的商人和使节经河南道到此来访或进行贸易，而且还有柔然从北朝统治范围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带经吐谷浑来到蜀国。当时的吐谷浑在《梁书河南传》天监十五年(516年）中有记载：“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再岁一致，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
说明吐谷浑与蜀国之间也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又《隋书何妥传》卷75：“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蜀书》建兴五年(227年)条注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唐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续高僧传》道仙传谓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为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行贾达于梓州新城郡牛头山、值僧达禅师说法。”由此可知西域到蜀国来做贸易的百万富翁，有的后来出家成为有名的高僧。我想这些人做贸易带来的也只不过是珠宝、佛像一类的工艺品。而这种贸易应该是先在成都交易、传播，然后才转道江南地区。
作为国际商业都市而繁荣的成都，以通过贸易与往来与诸国之间保持着微妙的政治关系。贸易交通的发展受各国间友好及敌对关系的影响。西域商人与蜀国的关系非常悠久，这些使节和商人是如何来到蜀国的？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河西走廊的东面有北魏封锁，我想他们应该是从河南道经吐谷浑通往蜀国的。还有经过百年后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占据凉州建立前凉的张骏(317-376年），虽然得到当时在蜀地建立汉政权的李雄的许可往东晋派遣了使者，但是未能通过东面前赵的统治范围，这是从青海到蜀国的实例。还有占据河西走廊敦煌、酒泉建立西寒政权的李悬(400-421年），在405年、407年曾派沙门法泉作为使者出使东晋，也由于遇到敌对势力而没能通过北凉的(397-439年)统治范围，而从甘州(张掖)经由青海转道蜀国。对于河西走廊道路的不畅通来说，经由青海到蜀国及江南还是比较安全的。
关于这一点，唐长孺先生称说明当时益州与鄯善间有一条与河西走廊并行的所谓河南道。这条道路大概早就是今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的古代各民族友好往来的道路，但到了南北朝更加显得重要。本来，益州和西域之间的往来可以在河西走廊东头与进入关中的大道分路，不必要穿越今青海省境，但由于南北分立，来自南朝和往南朝境内去的行旅不得不绕过北朝所属的河西走廊，取同吐谷浑以上史料说明当时的成都(益州)南面经云南与印度，西北从吐谷浑经河南道与西域都有联系，而河南道并不比中原经河西走廊与西域的联系平行甚至要强。（图1)而经河南道到成都与青海地方的统治者吐谷浑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吐谷浑与成都的佛教关系
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西晋末年由于“永嘉之乱”，从北方蒙古高原迁移到青海地方，统治了当地的羌族、氐族，建立了一个领土很大的民族政权。
其统治范围在《后汉书西羌传》有记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是以今青海省为中心的。《晋书吐谷浑传》记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可知其东边境到西零(今青海省西宁附近)。《南齐书河南传》还有“在益州西北，亘数千里，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的记载，说明吐谷浑统治范围的最南边到了四川省松潘县境内。
其后，由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许多人从河西走廊到吐谷浑来避难，使其国力、人力和财力都得到加强。到吐谷浑王慕璜在位(426-436年)其间，“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从同传“地兼鄯善、且末”的记载来看，其疆土已经到了天山南道的鄯善、疏勒。最盛期的吐谷浑“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阒，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沙地焉”。吐谷浑的统治范围东边从甘肃省、四川省开始，中经张掖、鄯善，西至于阗国，掌握了青海与丝绸之路天山南道东半部的交通路线。429年吐谷浑把东面的邻国西秦击败，占领其地。吐谷浑自由地从苑川、金城(兰州）、璜罕(临夏)方面进出，将甘肃省西部、黄河以南等地占有，自称“河南王”。二年后，夏灭西秦，接着北魏又灭夏。逃亡到凉州的赫连定被吐谷浑王慕璜所捕获，送往北魏。这是吐谷浑与北魏两国政治往来的开始。
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河西走廊，并且占领了河南地，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同年南朝的刘宋封吐谷浑王慕延(利延)为“河南王”，这样形成了长江流域的刘宋与吐谷浑统一起来与北魏对立的局面。就在此时，442年高昌的北凉亡命政权向刘宋遣使。翌年北方的大国柔然也开始向刘宋遣使，对北魏政权形成了四周包围的局面。由于吐谷浑(河南国)统治着河南地，不用说从西域到蜀的通路可以确保。对于这样的局势，北魏太武帝在444、445年二年间对吐谷浑进行了讨伐。《魏书吐谷浑传》后复遣征西将军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慕利延队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屙宾。”吐谷浑的主力从河南道出走，经于阒，到达犍陀罗。慕延向刘宋救助，于446年收复失地，从此之后北魏时时向吐谷浑出兵。到北魏孝武帝时期，由于汉化政策，而且又有柔然在背后的威肋等原因，北魏与吐谷浑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善。到了6世纪，南北朝相对比较稳定，《魏书吐谷浑传》载终宣世至于正光，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历年吐谷浑向北魏遣使，两者之间实际上进行着贸易交往，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得到改善。
又据《梁书滑国传》载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可知滑国人到中国来作贸易要由河南人(吐谷浑人)来做翻译才能通。普通元年(520)滑国献上“波斯锦”，并且于大通二年(530)从波斯国(萨珊朝）得到“佛牙”舍利。还有，大同七年(541)于阗使者携带“外国刻玉佛”而至中原。这些都说明吐谷浑在蜀地与西域诸国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成都地区由于西域诸国的使节、商人、僧侣的停留而从中得到大量的佛教美术品。成都的佛教发展与吐谷浑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确切地说吐谷浑与成都佛教信仰、传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最初青海地域生存的人们对佛教有什么样的理解？这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吐谷浑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所以说此时，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的佛教艺术与吐谷浑有什么样的关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想青海地区的统治者是在5世纪初期开始接触佛教的，在吐谷浑王慕璜时，河西走廊、陇西有许多人移民到青海，而吐谷浑由于地处东西交通的要道，受来往佛教徒的影响，南北朝时佛教开始传到青海地方。《历代三宝纪》卷9、《众经目录》卷1、3均记载，吐谷浑击败西秦后，游历僧圣坚、乞伏国仁等开始翻译佛经，4世纪末，佛教在吐谷浑开始有所传播，5世纪初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及佛教艺术开始出现，河西走廊之佛教在4世纪后半期也开始走向繁荣，敦煌石窟开始开凿，特别是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更是一个佛教大国。439年北凉灭亡时，大fl的佛教徒逃亡青海。446年北魏太武帝废佛时，逃亡到蜀地与青海的佛教徒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都给成都及吐谷浑的佛教发展带来了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