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味姜氏此段论述，似乎有欠圆融。一者，君者者公主据谭蝉雪先生《《君者者状）辨析》称，应是达怛公主而不是于闻或回纥公主。二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一语前有君者者“切嘱夫人与君者者”八字，则君者者尚未得到北宅夫人为她“沿路作福，祆寺燃灯”。三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一语可以理解为以“祆寺燃灯”来为君者者“沿路作福”，而未必可以理解为“沿路祆寺燃灯作福”，况于、甘州回鹘或者达怛虽与曹氏归义军有良好的关系，而北宅夫人恐怕也还是不能让不在曹氏归义军管内的“沿路”亦“祆寺燃灯”以为君者者“作福”的。总之，所谓“祆寺燃灯”恐怕只能是敦煌抚寺燃灯，不能理解为君者者归宁全程上的祆寺燃灯。四者，“祆井”云云，既在播仙镇以西，既非曹氏归义军所能发号施令，又与甘州回鹘、达怛无涉，若君者者系甘州回鹘公主或达怛公主，并不能证明君者者回甘州或达怛之路上亦必有“抚井”或祆寺之类。不过，姜伯勤先生的论述却使今天的人们可以推想，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祆教之兴，可能同与归义军有良好的关系的于阒国“俗事祆神”有关。
归义军政权终结之后，敦煌地区祆教情况，因无史料记载，现已难详。但笔者注意到杨富学、牛汝极二位先生在论及沙州回鹘宗教信仰时曾说过如下一段话关于当时回鹘的宗教政策，各种史籍均未见记栽，但从回鹘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当与高昌回鹘比较接近，奉行着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11世纪50年代印度旅行家在谈到当时回鹘信奉多种宗教的情况时说：“九姓乌古斯（即回鸦）可汗属于迪纳维尔教派（HHaBepHHCKaH-sepa，即摩尼教的一个教派-引者）。”每天有三四百个迪纳维尔徒众集结在他的宫庭周围，高声诵读摩尼的着作。但他并不排斥其它宗教，“在它的城市和统治区内，基督教徒、祆教徒和佛教徒都并行存在”。
沙州回鹡和高昌回鹘本是同族；高昌回鹘既容许祆教之存在，则沙州回鹘亦当容许祆教存在。加上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在沙州回鹘政权统治时期依然存在，祆教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当更大一些。至于西夏和蒙元统治时期的情况则无从谈起，也许已经终止。情况究竟如何，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研敦煌地区曾经流行过的摩尼教，是中世纪亚洲大陆上的一大宗教，又称明教。这一宗教是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摩尼本人精通天文、善绘画且习幻术。他取祆教、基督教和佛教教义的某些内容创立的摩尼教，一开始并不为波斯所容，因而便转向罗马东部、印度北部一带传播。不久后，当摩尼还在世时，摩尼教一度在波斯获得传播的自由，但终因波斯旧有宗教之攻击而复遭迫害，摩尼本人也被处以极刑死去。摩尼教主张善与恶的二元论，和祆教一样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在组织方面，有严密的教团组织和宗教制度。摩尼死后，该教又迅速得到传播。从四世纪到六世纪，中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均有该教的广泛流行。
摩尼教在中国曾经广泛流行传播。其开始流行的时间，学术界看法不一。较皁研究这个问题的两篇名作即王国维先生《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和陈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国考》均认为摩尼教之始人中国中原腹心地区当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这一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献给武则天。然而，后来的研究者对此持有异议。柳存仁先生《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痕迹》以为摩尼教早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原腹心地区。林悟殊先生《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也认为摩尼教人华应比武则天时期早得多。他指出：延载元年(694年)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原腹心地区公开传播的开始；在此之前，很可能在四世纪初，中原腹心地区民间已能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了。柳、林二氏的论证晚出而又有据，其结论当可相信。
敦煌地区地处西陲丝绸之路咽喉，波斯文化东进中原腹地必经这个地区。因此，有理由相信摩尼教必然很早就曾在敦煌地区产生过某种程度的影响。可惜的是，现在已无从详知唐前期开始之前摩尼教在敦煌地区流行的情况了。不过，摩尼教在唐前期或之后的敦煌地区巳经流行，却是有据可査的。这就是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唐前期或稍后一点时间中形成的摩尼教经卷写本，即《摩尼教残经一》、《摩尼光佛法仪略》和《下部赞》。
《摩尼教残经一》见京宇56。最早由罗振玉先生于1911年公布于《国学丛刊》第2册，公布时罗氏为之拟名曰《波斯教残经》。日本学者羽田亨见之，考知其为摩尼教经并于1912年发表了提出此说的论文之后，陈垣先生在《摩尼教入中国考》疑此为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僧拂多诞上献武则天的《二宗经》。直到1983年，林悟殊先生在《《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才指出此经并非《二宗经），而是摩尼本人的着作，原名可能就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详)中提及的《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武则天时已在中国内地流行。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由两截残卷组成，前截残卷为S.3969，后截残卷为P.3884。全卷首题“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卷”，首题下又题“开元十九年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这里，所谓“译”，并不正确。林悟殊先生指出：《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实际上是开元十九年(731年)驻在京城的摩尼教传教师奉诏而作的一个有关摩尼教的解释性文件；拂多诞之所以要写这一文件，是由于唐玄宗因武则天优待摩尼教而自始就对摩尼教不感兴趣且想采取不利于该教的措施，从而下诏让拂多诞书面奏闻其教的情况，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就是拂多诞的书面奏稿。事实上，在过了一年之后的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唐玄宗也确实以“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逛惑黎元，宜严加禁断”的诏令，禁断了摩尼教。不过，该摩尼教着作虽非译品，却很重要，因为它相当全面地介绍了摩尼教的历史、教主摩尼、典籍、教团组织、寺院制度以及基本教义，对于研究摩尼教来说很有价值的。
《下部赞》见S.2659。其最早的发现者为日本学者矢吹庆辉，时间在1916年。后来，德国学者瓦尔兹米德等对之进行了研究。1984年，林悟殊先生在《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中考证了《下部赞》的汉译年代，认为上限为大历二年(768年）、下限为会昌二年(842年)。《下部赞》实际上是当时中原腹心地区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所唱的赞美诗，其写本除开头略有缺损外，基本完整，计有七言诗1254句以及少量的四言、五言诗等。
摩尼教的这三个文献何时流入敦煌地区，无从考查。但它们既均是唐前期或之后到达中原腹心地区或形成于中原腹心地区的，则有可能是在唐玄宗禁断摩尼教或唐武宗法难之后流入敦煌地区的；其中《下部赞》汉译年代较晚，可能传人敦煌地区也较晚。无论情况究竟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敦煌遗书既保存了这几种文献，那么摩尼教之在敦煌地区曾经有过影响就当为事实。而且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至迟在归义军时期，摩尼教在敦煌地区曾经有过影响。
笔者注意到，唐长孺先生在60多年前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白衣天子试释》的文章唐氏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西汉金山国张承奉之建号白衣天子，如王重民先生在《金山国坠事拾零》中的所说，似起于秦陇地方性之遥谶。而关于“此种谣谶之起于何时与其来源”，唐氏云：
综上所述，如幸得无误，则白衣天子之谣，本出于佛教中弥勒教徒之妖言，其起原当远在元魏之世。其分布地区，则在关中以及河汾之间。故秦陇既多白衣之谶，而太原又有白旗或白衣天子之谣也。
至于关中弥勒教派，尚白之意义，殊难明了；今姑妄为解释......夫莲花本为佛教净行之象征，原非弥勒之所专有；然信仰弥勒者，特重白莲……则所以尚白者，恐由于尊重白莲而然也……宋代之吃菜事魔或明教经中西学人考定为摩尼教，诚不可易，然其中实杂有弥勒教之成份。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八引洪迈《夷坚志》称广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按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白”，犹云告也，此作白色解，诚为可笑；然其有白衣之佛，则是事实……长孺则谓此白衣之佛，乃依托元魏以来流行中国之弥勒佛。当摩尼教流入中国后，以尚白相同，遂致混淆，或彼此受影响而难以分别。自宋以后，历代禁邪教，往往以白莲、白云、明尊三教并称……总之，唐氏以为“明教或吃菜事魔者所奉之白佛，当是依托弥勒”。可以看出，唐氏把张承奉之建号白衣天子，从根源上与摩尼教也联系了起来。既然如此，那么金山国张承奉之建号白衣天子，自可为摩尼教在归义军时期曾流行敦煌地区之一证。然而，学术界对唐氏之说并不以为然。李正宇先生《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即不同意唐氏之说，而认为金山国之尚白并建号白衣天子实际上当是根据中原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之义而来的。李氏之说不无道理。笔者所要补充的是，考虑到西汉金山国之建国与道教不无关系，而五行之说很早即已纳入了道教思想体系之中，因而建号白衣天子恐亦与道教有关。这样一来，金山国之建号白衣天子，也就很难成为摩尼教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区曾经发生影响之一证了。
不过，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认为摩尼教曾经在归义军时期流行。除了摩尼教文献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可证以外，还可以从摩尼教与回鹘民族的关系方面加以推测。改名回鹘之前的回纥，本来并不信仰摩尼教，而是经历了由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直到天神崇拜即萨满教信仰的宗教观念的演变的。广德元年(763年），回纥牟羽可汗改信摩尼教，使摩尼教成为回纥国教。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的一支迁到河西走廊并在甘州建立政权。10世纪初，回鹘已有一些人迁至敦煌地区。11世纪30年代前后，沙州回鹘在敦煌地区力量越来越大并终于建立了沙州回鹘国。9世纪中叶以后，迁到高昌地区的回鹡的又一支，在高昌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国，且长期与归义军政权关系密切，当然也同甘州回鹘、沙州回鹘保持着联系。甘州回鹘也好，高昌回鹘也好，沙州回鹘也好，后来都崇信佛教，但却并未放弃对摩尼教的信仰。既然如此，摩尼教之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区流行，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推测。杨富学、牛汝极二位先生在《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中即曾指出：
关于瓜州地区回鹘民族信奉摩尼教的情况，在成书于10世纪下半叶的波斯文着作《世界境域志》中即已有记载：
Khaiu(瓜州），为一大城，其中部分居民经商。其政府由中国委派。其居民信奉摩尼教。
Saju(沙州），属中国，位于山脉与沙漠间，是一个繁荣的地方，胜地很多，流水潺潺。其居民不作恶害人，尊崇摩尼教。
就是说，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区，不仅有摩尼教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较大。
归义军政权终结之后，敦煌地区由沙州回鸺政权统治。可以想见，摩尼教这时必然在敦煌地区相当兴盛。上揭杨富学、牛汝极二位先生的着作以回鹘文文献为据指明“当时回鹘的王室是继承漠北时代的传统，继续尊崇摩尼教的”，还指出沙州回鹘的摩尼教与高昌回鹘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沙州回鹘的摩尼教徒在名义上当归该教皇(引者按，指高昌回鹘国教皇)节制”。至于西夏和蒙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摩尼教的情况，则和唐前期开始之前一样，无从知道，很可能逐渐地衰落了。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即聂斯托里派。聂斯托里是叙利亚人，428-431年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倡导两位两性说神学，认为耶酥的神、人二性分别形成神、人两个位格，拒绝以圣母玛利亚为崇拜对象。他的主张与当时流行的耶稣神、人二性统一在一个位格中的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不一致，因而在431年的基督教以弗所会议上被斥为异端，不仅被革职，而且还被流放致死。他被流放之后，其信徒亦流徙至西亚和波斯一带，其中在波斯的信徒于5世纪末因得到皇帝支持而建立了教会。此后，这一派的传教士继续向东传播其教，大约在唐太宗在位时期传人中原腹心地区。但基督教传人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重要的一页，在17世纪以前的很长时期中，一直不为人们所知。其为人们所知，已是在其初传中原腹地的千年之后，即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这一年在今西安市西郊出土了长期不为人们所知的大秦寺僧景净撰文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明确记载聂斯托里派传教士是在贞观九年(635年)来到中原腹地的。
贞观九年(635年)到达长安的传教士是波斯僧阿罗本。他到达之后，唐太宗曾命中书令房玄龄迎之于长安西郊，而他也随即奏上景教经典并向唐太宗进行教义解说。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诏敕在长安义宁坊为之建寺曰波斯寺，并有21人被度为寺僧。此后，景教便流行开来。唐玄宗时，景教尤受重视。唐玄宗曾命景教僧与来自大秦(东罗马帝国）的主教一起在兴庆宫举行宗教仪式，还下令改波斯寺为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也就是吐蕃攻占敦煌的那一年，景教僧徒在长安附近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景教传入中国146年的历史。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制造法难，景教和祆教、摩尼教俱受牵连，西来的景教僧被“送回本国收管”，而景教从此也就一厌不振，在中原腹地绝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