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伟
北京石油学院社科部
2000年8月在“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姜伯勤先生含着热泪做了题为《在敦煌学习》的大会发言，回顾了他在敦煌学研究几十年的生涯中，敦煌研究院许多专家学者给予他的真诚无私的帮助。听着他充满感情的发言，我的心情亦是同样激动，甚至涌起难以遏制的阵阵悲伤。因为我刚刚才得知孙修身先生不久前突然病逝了，我手中拿着的他的新作《王玄策事迹钩沉》，也不是如他生前所约亲手签名送我，而是刚刚由别人转交的。
孙修身先生是我在80年代初研究敦煌学时，最早结识的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之一。不过因为他的性格特别，格外引起我的注意，渐渐交往就密切起来了。他是一个脾气很倔的人，而且遇事特认真。经常为了学术问题和别人争执不休。当时在敦煌研究院有两个着述多产的人，一个是遗书所的李正宇先生，一个就是考古所的孙修身。尽管他俩都是河南老乡，但是遇到学术见解不同，自然顾不得老乡面子，就比别人争论得多，争论得激烈一些。这也是研究院的一段佳话。而现今认真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大理解他们要干嘛。但孙修身可就是这么一个真诚的心地。我记得1990年冬天我们在陕西师大一起参加《丝绸之路大辞典》编纂会，他告诉我，他正在搜集王玄策事迹，准备写一本书。他知道我一直在研究丝绸之路贸易史，这本书对我可能有用处，答应出版后一定首先送我。10年过去了，他依然记着自己答应的事。现在我手里摩挲着这本书，不禁潸然泪下。
他对后学的真诚帮助也是如此。1992年我写了一本书《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想请常书鸿先生作一篇序，但此时常老已经眼力不济，而且我也不知常老在北京的住址。孙修身先生这时正要到北京去，问了我的要求，便自告奋勇拿着书稿去找常老。孙先生后来告诉我，序言是由常老口授，常夫人李承仙先生协助，他自己记录的。常老年事已高，尽管手颤抖难捉笔，但仍亲笔署了名。我这才知道此篇序文得来是这样的不易。不久，常老就辞世了。1994年夏天在莫高窟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并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李承仙先生携常书鸿先生遗像和遗着《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来到莫高窟下寺当年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小院，设了灵堂祭奠常老，许多人都去致祭。孙修身先生特意带我去下寺吊唁常老并看望李承仙先生。当孙先生认真地向常夫人介绍我时，她只是哽咽着说记得你，记得你。”在鸣沙山前那个朴素、破旧并寂静得近乎荒凉的小院里，望着李承仙、孙修身先生辛劳疲惫的身影，我感觉深深触摸到敦煌的历史脉搏。而孙修身先生和敦煌研究院的许多孜孜不倦耕耘，把生命和青春默默献给莫高窟的学者，都是这脉搏的生命流芳。在孙修身先生作古以后，我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
我调到南方工作以后，不能像过去一样方便地向他请教疑难问题了，只好打电话。那时我正在写《丝绸之路贸易史》，对于丝绸之路之西南夷道的永昌路这一段的情况，因为王玄策《中天竺国记》和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古籍都已失佚，间接引证的材料又不太敢相信，所以很烦躁。加上《丝绸之路大辞典》编委会西k大学王宗维、周伟洲先生那边紧催词条，因此对词条打算马虎一点。每次当我打电话请教西南夷道问题时，他都解答得十分认真、谨慎，凡和我提出的材料相左的，他都一再说仅供参考。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十几分钟、二十分钟。问及他写的历史文物部分词条时，他都说：写得很慢，只写了三四十条。因为怕写出来不好会害读者，这是文德的事，不能马虎。他们要是再催，干脆就不写了。我听了他的话，也就不敢马虎了。听说后来他真的把西安那边警告了一番，也不管人家生气不生气。
像孙修身先生这样一批敦煌研究院的中年学者，当时都已驰名国内外学术界，但对后学却是很诚恳和随和的，丝毫没有现在的某些地方常有的门户之见，也没有什么架子。除了李正宇先生家，我也经常到他家去。他不大管家事，他太太也是大大咧咧的性格，家里也总是乱糟糟的。但他从来也不造作掩饰，扯过沙发上的东西扔到一边，让我坐下就聊起学问行的事情。碰到吃饭就吃饭，端起茶杯就喝茶o我不是敦煌研究院的人，但只要我请他帮助找一个材料，他马上就找给我。有时我自己动手到他书架上找书，他也从不见怪。他虽然在学术上很固执己见，但他从不贬低对方。我记得有一次和他谈到归义军张淮深的问题、沙州地志的问题，他坦率地说李正宇先生和我看法不一样。不过沙州地志他比我熟，你去问他。”问到敦煌遗书中占梦文书的含义，他又说：“这个我不在行，最好去问谭蝉雪先生，她研究这个。”他对后学真是一点都不轻慢、不见欺的善良。
想起这些往事来，历历在目，倍感孙先生友谊的真诚、可贵。主持孙修身先生纪念论文集的好友知道我与孙年生交谊之深，希望我呈一论文。但我思忖再三，觉得论文里无法表达怀念的感倩，所以写了这样一篇心里的话倾吐思念，也好让不太了解孙修身先生的人知道他为学、为人的真诚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