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如北京图书馆藏北新1028号，题记作“贞观二十有一年唐文英写”，原卷我考察过，没有问题，题记则是伪造的。上海图书馆也藏有-号，有类似的题记，我没有考察过原卷，所以不能对原卷的真伪下结论，但起码这条题记是伪造的。由于伪造的题记与整卷遗书风格不一致，一般比较容易鉴别。有的题记还有各种常识性错误，更加露出马脚。例如上述“贞规二十有一年唐文英写”题记就是一例。作伪者仅知道唐文英是敦煌的写经生，知道有一些敦煌遗书中有唐文英的署名，便伪造了上述题记。殊不知唐文英不是贞观年间的人物，而生活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他的名字，惟出现在《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这么一部经典上。再说“贞观二十有一年”这种提法，是后代才有的，不是唐代书写年代的习惯。另有一些题记是根据现有题记编撰的。如北新1125号《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六》，本属于南北朝写经，但附有一段字迹完全不类的幵皇三年题记，内容如下：
开皇三年岁次癸卯五月二十八曰，佛弟子武侯帅都督宋绍遭艰在家，为亡考妣读《大集经》、《涅檠经》《法华经》、《仁王经》、《金光明经》、《胜蔓经》、《药师经》各一部，愿亡考妣神游净土，不经三涂八难，恒闻佛法。又原家眷大小康佳，诸善日臻，诸[恶]云消，福庆从心，王路开通，贼寇退散，受苦众生悉蒙解脱，所愿从心，一时成佛。
经查，在斯3935号中有一段内容与此大体相同的题记。作伪者就是依据斯3935号题记伪造了北新1125号的题记。由于作伪者的敦煌遗书知识还不够，把这段隋代的题记写到南北朝的卷子上，露出马脚。
通卷作伪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敦煌素纸；另一种则连纸张都是伪造的。
前一种我在北京某单位见过。这种伪造方式由于受纸张来源的限制，一般较少见；加之目前留下的敦煌素纸篇幅都不大，所以作伪者只能斟酌纸张大小，抄写一些敦煌遗书中篇幅较小的文献。当然，从理论上讲，作伪高手也可以抄写篇幅较大的文献，然后作成残破状。这样会给鉴定造成更大的困难。但是，就作伪心理而言，由于敦煌素纸非常难得，所以对于手中的敦煌纸，总想充分利用之。同样的敦煌遗书，完整的文献较之残缺的文献，卖价要高得多。因此一般所见均为前者。这是经济因素在起驱动作用。
连同纸张一起伪造是敦煌遗书伪卷中最为常见的伪造法。如北新1365号、北新1203号等就是这样的典型。北图《敦煌劫余录》部分的成2号、宙37号、成37号、昆53号、云35号、昆90号、丽24号、以及冈24号的中间部分等七号半也是这样的伪卷。
就作伪的条件而言，凡从事敦煌遗书的作伪，起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曾经认真揣摩过敦煌遗书，对敦煌遗书的形态、内容有相当的研究。二、有相当的中国古代文史知识。三、有相当的毛笔字训练基础。四、有相当的书画装裱的基础知识o五、有一定的佛教知识。就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无行文人来说，具备其中一条、两条者固然大有人在，但完全具备上述诸条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因此，造假也不那么容易。举例而言，中国传世的唐宋写经非常少，所以一般人对写经的形态并不了解。那些作伪的人既然有条件从容研究敦煌遗书，本身必然是敦煌遗书收藏家或与敦煌遗书收藏家有密切的关系。这就将伪造敦煌遗书的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中了。
生活在20世纪的人士企图伪造11世纪以前的敦煌遗书，必然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多方面限制。
首先要受到纸张的限制。敦煌遗书纸张非常复杂，但都是手工造纸。伪卷中有些是机器造纸，两者迥然不同。作伪者为了使伪卷的颜色接近敦煌遗书，往往采取染、熏、蒸等手法，结果缩短了纸张本身的寿命。前述北京图书馆《敦煌劫余录》部分的七号半敦煌遗书被人用偷天换日的手法盗走。所换的伪卷因时间的流逝而炭化，由此露出马脚。当时的机器纸中，有一种纸比较致密，没有帘纹，与盛唐写经纸有点类似。因此，有一批伪卷是用这种纸抄写的。仔细考察，虽然两者都没有帘纹，两种纸还是有差距。机器纸略薄，盛唐纸略厚。机器纸抖动发脆声，盛唐纸声音发沉。机器纸用树木制作，盛唐纸是麻纸。摸起来手感也不同。还有，这种纸有一个特点，在显微镜下看，纸面纤维浮扎。即使同样是手工纸，由于-年代不同，原料不同，两者还是有差异。还有，不同时代的敦煌遗书，纸张并不相同，因此，当遗书的字体、内容与纸张三者互不协调时，就要仔细考察。当然，也有后代写经采用前代纸张的，例如我就见过五代时抄写的《佛名经》，所用纸张为盛唐写经纸。所以必须予以全面考虑。
其次是界栏。关于界栏的画法，藤枝晃先生已经发现并总结了若干规律。这些规律都是存在的。
不过，由于敦煌遗书年代跨度大，涉及地区广，参与人数多，因此，这些规律并非对所有的敦煌遗书全部都适用，这是应该注意的。虽则如此，藤枝晃先生发现并总结的规律仍然是我们今天鉴别敦煌遗书的重要依据。此外，就我所见，敦煌遗书的乌丝栏绝大多数是用墨画的，而伪卷的乌丝栏有的则用铅笔画成。古代没有铅笔，也没有用石墨画界栏的记载，因此，凡是界栏用铅笔所画者，一概都是伪卷。
再次看墨色，敦煌遗书。特别是藏经洞遗书，年代大抵在千年以上。经过漫长的时间，墨色沉而不滞。在显微镜下，书写用的墨巳经与纸张的纤维紧密结合，部分卷面摩擦较甚者，纤维有露白现象。伪卷因时间短，墨与纸张纤维的结合还不够紧密，显得墨色较浮。在显微镜下，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不少敦煌遗书遇水潮湿，卷面留有水渍印，但由于书写在前，潮湿在后，所以水渍印浮在字面上。有些伪卷为了加强效果，也伪造了水溃印。但是，如果先写字，后造水渍印，字迹墨色必然淋漓。所以，水溃印必须在写字以前伪造好，然后再写字。其最终效果是水渍印在下，字迹浮在水渍印上。这样的伪卷我见过不止一个。
第四看笔迹。敦煌遗书的书写者水平不一，书品高低不一。所以，所谓看笔迹不是看书法水平，而是看通卷风格。一般来说，一号敦煌遗书是由同一个人书写的，前后的书写风格是一致的。虽然有时前后有工整与潦草的区别，但并不妨碍风格的一致性。少数遗书由数人抄成，风格不统一，但同一个人所抄的部分，风格还是一致的。但是，伪造的敦煌遗书书写风格往往不一致。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是因不同时期汉字的书写字体不同所致。如东晋南北朝基本为隶书，且年代越古老，字形越局促，随着年代的流逝，字形逐渐舒展。南北朝晚期基本上是楷书，有时略带隶意。盛唐为流畅的楷书，吐蕃时期出现木笔，书法亦为之一变。晚唐敦煌写经书法水平下降，字体比较有特征。造伪者要想在伪卷中完全体现这些字体及风格是很困难的，以致出现书写风格与卷子内容、年代相矛盾的情况。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汉字本身的演变造成的。不同的时期，同一个汉字的书写字体往往会有变化。这种变化有的可归纳到古今字、异体字之中；有的则纯属笔形的差异或变形，如“界”、“男”、“佛”等等。如属前者，一般来说比较好掌握；如属后者，则往往为作伪者所忽略，因而露出破绽。此外，我所见的伪卷中常见这样的情况：作伪者的毛笔字本来相当有功力，但为了造伪，特意模仿敦煌遗书的那些较为拙劣的字体，但积习难改，不知不觉中常常露出马脚，使得通卷矫揉造作之气十分浓重，就好比一个五尺高的大汉假扮成三岁小童。
第五看内容。一般来说，伪造的敦煌遗书所抄的大抵是一些最为流通的佛教经典，诸如《金刚》、《法华》之类。有的所抄虽是比较少见的佛经或注疏，但这种佛经或注疏必然已经有本传世，或在敦煌遗书中有保存且已被人们发现与整理。有时，某号遗书被人怀疑为伪卷，但由于所抄的典籍绝无伪造的可能，从而排除了该遗书本身是伪卷的可能。例如北京图书馆藏新1440号，有研究者察看时认为其墨色较新，怀疑可能是伪卷。该号所抄文献有尾题，作“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卷第三”。该文献是古印度着名佛教理论家安慧的重要着作，在伯希和特藏中有收藏，为卷一至卷五的撮略，而新1440号将卷3基本抄录完整，无传世本，敦煌遗书中亦仅此一件，因此不可能作伪。后来我们在北图藏残片中发现从该号撕裂的首部，证实该号确为敦煌遗书无疑。
中国对文物进行鉴别时，传统特别注意它的流传及来历。有许多着作专门着录历代文物的收藏情况。同样，对敦煌遗书进行鉴别，也必须注意它的流传及来历。比如，各收藏单位收藏的敦煌遗书，凡是通过市场得到的，均需要认真鉴别。尤其是曾由某些可疑收藏者过手者，更要注意。中国有的附庸风雅的收藏者，从市场上买到不少敦煌遗书，由于本身缺乏鉴别能力，所藏敦煌遗书中伪卷不少。为了搞清敦煌遗书的流传渊源，我们必须注意对敦煌遗书收藏题跋与收藏印章的研究。藤枝晃先生曾经对李盛铎的“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作过专门研究。我最近也与杜伟生先生一同考察过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上的几方“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发现其中的确有真有假。真的是石质或骨质的，假的则刻在豆腐干一类软质材料上。不过，由于李盛铎的印章其后流落书肆，掌握在书商手中。所以，盖有真章者，原件未必是真；盖有假章者，原件也未必是假。必须作具体的分析。我认为，一般来讲，斯坦因第一次在敦煌得到敦煌遗书及伯希和得到的敦煌遗书中可能因不慎混杂其它非敦煌遗书，但不会有伪卷。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所得敦煌遗书中是否有伪卷，就需要仔细鉴别。北京图书馆所藏由敦煌直接解京的敦煌遗书中一般不会有伪卷(上述监守自盗者除外），但在其后购入的敦煌遗书中，确有伪卷。掌握这一原则，也可以缩小我们鉴别敦煌遗书真伪的工作量。比如，北京图书馆新1272号《七祖法宝记》卷下是1963年11月由文物局拨交的。文物局拨交北图的敦煌遗书或者购自文物商店，或者调拨自其它收藏单位，详情已经很难考证。有的研究者最近研究，发现它与日本大谷大学所藏拟名为《诸经要抄》)已收入《大正藏》第85卷)属同一个文献，因此怀疑该《七祖法宝记》可能是某人在看到《大正藏》第85卷上所载的《诸经要抄》后伪造的。但是，该文献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从敦煌直接解京的敦煌遗书中还收藏一件，编为殷38号，无论从纸质、字体、内容哪方面考察，都可以肯定与北新1272号原为同卷。由于殷38号绝无作伪的可能，因此，北新1272号自然也是真的。
总之，敦煌遗书的鉴定辨伪是一件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必须全面考察各种因素，切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例如前面提到，有一种纸张常为伪卷所用，其特点是纤维浮扎。但是，也有的纸张因磨损而纤维起毛。因此，不能一看见纤维浮扎就认为是伪卷，还要考虑其它情况。例如，属于纸张磨损的，往往字迹露白显着；而假卷则基本无露白等。另外，鉴别时光线很重要，最好在自然光下进行，否则可能因光线干扰而得出错误结论。我曾有一次在一封闭库房中仅凭一盖焚光灯观察某写经，因光线不足而发生错误判断。
敦煌遗书的鉴别与其他文物书画的鉴别一样，经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不过，经验的构成除了客观的阅历以外，还包含着一定的主观成分，诸如本人的学识修养乃至脾气性格等等。这些主观成份在辩伪实践中有时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时也会起一些消极的作用。如何避免经验中主观因素的消极作用，是一个敦煌遗书研究者，也是一切文物鉴定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把确实无误的敦煌遗书按照年代罗列排比起来，作为一个标准的参照系，则对于避免鉴别工作中主观因素的消极干扰，对敦煌遗书的辩伪一定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中国有一句俗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自己的经验，在真迹面前，膺品就象被玉皇大帝的照妖镜罩住一样，无所遁其原形。这样的参照系其实不仅对敦遗书的辩伪有用，对传世的其他写本的考证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身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鉴赏资料。
敦煌文献中存在着一批伪造的膺品，从而给学术研究与文物鉴赏带来一定的混乱。因此，辨伪工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我们也必须防止另一种倾向，即过分地夸大膺品的存在，这对学术研究与文物鉴赏同样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