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民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元始五年“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墙皮题记作为保存较好、时代最早的文献资料得以再现出来，使世人有幸以睹，实属罕事。其价值之高，自不待言。就其本身而言，修复工作是完成了，而保护问题尚未解决。释文除个别字残损严重外，多隶写规范，业已完成。目前，只是在简报和《敦煌学大辞典》中有简单介绍(。本文除介绍释文外，还准备就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加以阐述。因学识有限，文中不当在所难免，请方家赐教！
一、概况
1992年冬，悬泉置遗址发掘工作收尾时，在遗址区北坞墙内侧房屋地面上发现该题记。房屋编号为F26。出土时文字部分反扣在下面，主体断为两块。随即以两大块分装固定，在发掘结束后运到兰州。现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3年，由魏怀珩、周佩珠、岳邦湖和黄志强完成缀合修复工作。复原后的题记长205、宽47.厘米，标题框长27.2、宽14.7厘米。黑框界边。左下角附以小边框为题记名“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两行16字。正文部分，以朱砂界栏，自右向左直行书写，隶体，书法工整，章法娴熟。现存99行，其中标题2行。文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月令”产生的背景(本文均简称为“月令”，同《月令》有别，下同），为前7行。第二部分为“月令”的正文，五十条分属春、夏、秋、冬，其中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盂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第三部分为“月令”下行所用之词，包括时间、地点和所及人员。
释文，是在魏怀珩先生修复时所作摹本的基础上，又依修复后文字完成的，后经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先生逐一校订。月令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月令正文，每条令文顶端加有圆点；下段为对上段令文的解释，顶端亦有圆点。令文除正文之外，还有解释！为认识汉律，特别是诏令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为方便使用，现将原文以通用字抄录下来。
二、月令内容
太皇太后诏曰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降农自安不堇作是以数被菡害治洎恻然伤之惟臣帝明王靡不躬天之历数信执厥中钦顺阴阳敬授民时劝耕种以丰年盖重百姓之命也故建羲和立四子将以成岁致意也其宜岁分行所部各郡诏条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和中普使下部郡太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书到言从事史况敬授民时曰扬谷咸趋南亩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毋摘剿谓剿空实皆不得摘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毋杀孩虫谓幼少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毋杀希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希者也尽十二月常禁毋夭蜚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毋麂谓四足及畜幼少未安者也尽九月毋卵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毋聚大众谓聚民皆治尤急落邂索捕盗贼之属也便下追捕治贼尽夏其城郭宫室坏败尤甚者得缮补毋筑城郭谓毋筑起城郭也到月得筑从四月尽十月不得筑城郭痤骼狸龇骼谓鸟兽之从也其有肉者为龇尽夏右孟夏月令十一条存诸孤谓幼……曰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先雷三曰奋铎以令兆民曰雷怀仁尽其曰谓雷常以春之曰发声先雷三曰奋铎以令兆民雷且发声不戒其容止者生子治必有凶治毋作大事以妨农事谓兴兵正伐以妨农事也尽夏毋侵水泽陂池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二月常禁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夏右中春月令五条修利堤防谓堤防利其水道也从正月尽夏治道达沟渎谓漕浚雍塞开通水道也从正月尽夏开通道路毋有障塞谓开通街巷以便民口从正月尽四月沾毋弹射蜚鸟及张罗鸟也巧以捕取之谓取鸟也治右季春月令因条羲和臣秀羲中臣充等对曰尽力奉行继长增高毋有坏隋谓垣墙素口口均种主者治气也从七月治毋起土功谓掘地谨关梁塞治毋发大众谓聚治毋攻伐谓治欧兽毋害五谷谓沾毋大田猎尽八月诏右孟夏月令六条毋以染谓治毋烧灰谓……门闾毋.......
关市毋索尽八治毋用火南方尽治右中夏月令五条右季夏月令一条羲和臣秀羲叔臣诵等对曰尽力奉行官始收敛谓县官治完堤防谨雍塞谓完坚堤治修宫室附垣墙补城郭谓附池治右孟秋月令三条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穹修囷仓谓得大兴土功治务蓄釆多积聚谓收五谷蓄积非尤急事治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失时行毋疑谓趋民种宿麦毋令治尽十月隋窳治右中秋月令三条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毋或宣出谓百官及民也尽冬毋采金石银铜铁尽冬右季秋月令二条教和臣秀羲中臣普对曰尽力奉行命百官谨盖藏谓百官及民治附城郭谓附池薄治城之属也尽治戒门间修键闭慎营龠固封印备边妓完要治谓门以顺时气洎为务非缮诒毋治沟渠决行水泉改藏尽冬右孟冬月令四条
土事毋作谓掘地深三尺以上者也尽冬慎毋发盖谓毋发所盖藏之物以顺时气也尽冬毋发室屋谓毋发室屋以顺时气也尽冬毋起大众以固而闭谓聚民缮治也尽冬埜阙廷门闾筑囹圄.......
右中冬月令五条告有司旁磔治以送寒气谓天下皆以治岁终气毕以送之皆尽其日治治天下也右季冬月令一条羲和臣秀和叔臣晏等对曰尽力奉行安汉公宰衡太傅大司马昧死言臣闻帝沾岁以然咸成功……历象日月治以百工允……口太皇太后圣高明权……遭古修岁事序元气以成岁事将超荡匚I于无洁今羲和中叔之官初置监御史州牧阆士农农部丞修职後重羲和四子所部京师郡其县至备岁行所不到者文对沾牒臣昧死请太皇太后曰可1安汉公宰衡太傅大铭五月大司徒大司法太师承书从事下当用治到言五月辛巳羲和丞通下中二千石治下郡太守诸侯相治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书到言兼掾恽治八月戊辰敦煌长史护行太守事洁护下部都尉劝农治郡文学史崇崇诒崇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沾如诏书使者书治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三、月令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
该题记作为悬泉置遗址发掘过程中的一大收获，其本身具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即“元始五年”。因之，我们探讨其时代背景也就有了充分的时间依据。“元始五年”，即汉平帝在位的第五个年头，公元5年。接其后为孺子婴在位，王莽居摄之时。从大的背景来看，正处在西汉后期，刘氏王朝的气数将尽。历数世荫恩的外戚王氏，独掌朝政。名为王太后执政，实为王莽专权。《汉书平帝经）称“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
重月令之风，西汉颇为流行，中后期尤甚。高帝时，“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文帝施惠天下，“颇非时节”，时为太子家令的御史大夫晁错，表奏《月令）。宣帝时，丞相魏相曾援引有汉以来故事上书，由其奏文可知，在以农事为传统的汉王朝，《月令）即为时政。“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成帝时，曾以诏书的形式，要求百官举措，“其务顺四时月令”哀帝即位，承大统之初，诏求问灾异。时待诏黄门李寻因王莽推荐得重用。李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以为“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上虽不从寻言，然采其语，每有非常，辄问寻。”到后来，李寻因改元“太初元将”等诸事无验，被充边敦煌。从一侧面，亦见李寻之被重用。由之可知，西汉后期当权者对月令十分重视。在平帝时，以诏书形式下布月令政策条文，当有深远的社会背景。如果再上溯，吕不韦门人撰《吕氏春秋），独以月令十二纪为篇首，当属其本。又是汉承秦制一旁证。
西汉末年，实际上掌权的王莽又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博求隐逸，以附会己意。一直主张恢复古礼的刘歆，得到“本习4L经”王莽的支持。哀帝时，刘歆力倡古制应立于官学。平帝时，礼经得以确认，元始四年被立为官学，由之，也就为后期的今古文之争埋下了伏笔。“月令”，也就同兵法、天文和钟律一起立于官学。立于官学的月令，显然是题记月令的原本。即由题记的条文，又可反过来考察西汉时流行的月令。
四、与月令相关的几个问题
1.《汉书）之中，重月令的条文甚多。但能与“五十条”相符者，惟《五莽传上》所记。元始五年，夺羌人之地“立西海郡”“又奏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该“五十条”，《通鉴》记为“(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史书所记“五十条”，与题记所列五十条恐为一事。《通鉴》记立西海郡和增法五十条均在元始四年冬。以例，不明其月日者，记于岁末。《通鉴》所记与《汉书》有出入。今证之以题记实物，足见“法五十条”颁行的时间应在元始五年，即《汉书》为准，《通鉴》为误。
2.月令同《吕氏春秋》、《礼记》、和《淮南子》三者的关系。三种文献之中，从其用字来看，《淮南子》用文最简，同月令区别最大。《礼记》之《月令》同《吕氏春秋十二纪》本为一事。这一点为传统学者所认识。郑玄曾明确断言“月令是吕不韦所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从这一点出发，题记月令应就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但是，由于《吕》之纪和《礼记》之月令，在时间演进中，字体略有差异。这一差异也就形成了题记月令同二书的差异或大或小，也就产生了区别。从用字上判断，题记之月令同《礼记）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接近。如“毋”字，（吕）书多作“无”，而与《礼记）相同；“道达沟渎”之“道”，《吕》书作“导”，《礼记）亦作“道”。既然如此，题记之月令应是西汉所推崇的月令、时政无疑。也就是，《吕》书的《十二纪）就是汉代月令学说的理论根据。即《礼记》的月令是汉代流行的《吕）书十二纪，因时代用字所致，题记月令更近《礼记）。从时间上，如其说题记近《礼记），倒不如是《礼记）更近题记月令。三者关系为：题记月令是以《吕》书为蓝本，《礼记）的月令是该书收录汉代流行的题记月令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