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谢逢私忌而“月旦”不必祗候官衙参禀长官的书状，反映了衙属内的规矩，完全是下属奉上司的口吻。余亦同此。可见僚属对于长官，自应执一份恭敬之仪。当然就不同级别的官吏而言也有不同的面向和需要。所以敦煌表状笑启书仪之中，也不乏另有专为地方各级官吏制作的部分。如S.078V书仪作者身份仅为一县令，所面向者是作为上司的节度长官及“四海”朝友。所以适用于藩镇低级幕僚或令、尉之类的下层官吏。更为典型的是一件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中已作过研究的P.3449《刺史书仪》，内容专以应付刺史之需。其中面向皇帝和朝廷，既有刺史得官后的谢恩牒子、正衙谢状辞状，到任后谢上表，拜官后的谢恩状及卸任后的进朝见马状等；而面对上司长官及同僚近属，又有申本道节度使行军副使状及赴任途中、到任之后的《送土宜物色本道官员书》，《与前使君交代书》等。特别是对于节度使，不但离京、至境、到任、离任皆有状，且亦有献马诸仪，所以周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此类书仪所反映的是晚唐藩镇割据局面下，州刺史一切听命于节度使、观察使及支郡刺史受藩镇控制的特点。
不应遗落的还有归义军时代的一些书状稿与谢贺仪、它们同样地使用于不同的对象、场合与层次。即有些是代表敦煌归义军节度使与中原朝廷或周边藩镇、蕃族政权交涉往来的信函；有些则仅用于归义军衙属内部长官与僚属之间。如P.2945题名《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曹元德至张希崇状稿》即属前者。张希崇是朔方兼河西节度使，据赵和平考证，书状实际上反映了曹元德通过张希崇而与中央政权取得联系及获其册命的情况。又如P.4065曹氏归义军时代的一件表状集，也记载了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上后晋朝廷的表状。但是有一些如题为《杂相贺语》(S.3399)、《诸杂谢贺》(P.2652V)的书仪却明显属于后者。这些谢贺语的书题注明是给“本使”，或作为归义军节度使专称的“尚书”、“司空”、“阿郎”以及作为中原朝廷使者之称的“天使”，表明它们都是归义军内部官吏参见、谢贺应用的书范或仪节。
以上专门的官场仪范在使用层次、场合的不同，说明其制作的具体方面和使用f围本有一些差别。但是，这却进一步证明了此类书仪在处理复杂政务和应对藩镇体制下各种政治关系所体现出的实用性。无论如何官文书范为官场所用的性质和总体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它们的实用性也是极为突出的。
三、官场酬应书仪的礼仪名目及其意义
书仪作为礼书的一种，反映和代表的常常是流行于社会的礼俗，在这一方面，表状笺启书仪或称官场酬应书仪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些书仪必须适应官文所须，它们所表现的，也就是官僚社会的礼仪了。
事实上，敦煌所见表状笔启书仪正是以礼仪性的书状为主的。而根据我们前面的介绍，这类文范仍可以分作两大类。即一类为给皇帝和中书门下的表状，此种内容仍可以《甘棠集》为代表。集中给皇帝的贺谢表状共18首。内含：1.贺表(贺瑞莲、贺元日御殿、贺徐襥王充成德军节度使）；2，谢表(状)(谢赐春衣、谢冬衣、谢端午衣、谢恩赐历日、谢召试并进文五首、谢充学士、谢进士及第让状、谢不许让兼赐告身、谢设状并绢鞯马等）；3.奉慰表(奉慰西华公主薨）；4.进献状(端午进马并鞍辔、寿昌节进马并鞍辔、进鹞子状三首)。如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知此类贺、谢、奉慰、进献表状是极常见的。特别是贺表中的贺祥瑞(瑞莲）、贺节日（正、冬、端午）、贺除官，谢表中的谢赐官、赐物等最多。另外还有诸如贺赦、贺起居、贺平贼之类的贺表与让官、荐官等表状，传世文献也较多，有些巳见于前掲吉凶书仪。这些笺表，显然是唐五代之际对于皇帝所必须行的礼仪节目。《甘棠集》中还另有三件给中书门下的表状，皆是代表陕虢观察使高少逸所作。前两件内容分别是庆贺皇帝“德音”——“释降宽徭之诏”及禁中“芙蓉”祥瑞——“上玄降鉴，圣祚垂休”；后一件是申报“事关风化”的孝子割股之事，也可算作贺文。“中书门下”即代表朝廷，所以与给皇帝的表状相似，规格也是比较高的。
另一类是各级官吏给长官(宰相以下)个人或互相问候、酬应的书状笺启。在敦煌表状笔启书仪中，此类书范相比前类数量上要多得多，且占主要成分。它们的内容也以贺、谢仪等为多。而贺仪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就是贺升迁、任职的贺“官”仪了。刘邺《甘棠集》中给宰相、朝廷人士及节度使的这类贺仪有约20余首。《记室备要》贺朝官与宦官的也大多是这类贺仪，共约60余首，占全部书范的四分之一以上。至于上面提到的P.4092《新集杂别纸》。P.2539V《灵武节度使书状集》等其他的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此类内容均屡见不鲜。而在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和S.078V给“元帅令公”、“太保”、“司空”的贺信即包括在其中。
对官的贺仪中，常见又有贺节与贺起居仪。《甘棠集》中有贺正、冬仪近三十首，占全部书仪内容的三分之一。《记室备要》中有贺正、贺冬及贺重阳书题。P.3931中有《贺端午》及《贺端午别纸》。贺起居即上面已经提到的按十二个月的不同节气候问起居的贺仪，又称为“十二月贺”或“月旦贺官”，R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P.4092《新集杂别纸》、S.078V《县令书仪》中都有此类专门的书题及内容。P，2539V《灵武节度使书状集》内一首题为《延州汝州凤翔陕府侍卫左卫月旦书》显然也是同一性质。
谢仪中，常见的仍是谢官谢物，不过对象大多是长官，如《甘棠集》中即有刘邺本人谢高少逸辟署及荐官的《上高尚书启》及《谢赐上白令公及三相公状》，前揭《县令书仪》中43-47行中“厶蒙恩旨授，状蒙元帅令公台造，已赐指妫赴任”的一件书启，也是谢节度使授官。
当然，贺、谢官仪的名目并不止上面所述。如《记室备要》卷上，除贺朝官升迁之仪外另有《贺册徽号》、《贺册南郊》、《贺册太后》、《贺册皇太子》、《贺赦》、《贺破贼》六首。仅举《贺册太后》一首为例：
伏奉A月曰制书，皇太后弘膺册命，伏惟同增欢拃。伏以A官道赞昌晨，功扶宝历，正三刚之道体，明六礼之威仪，今者册命弘宣，国风遐布，化传黎庶，礼备宫廷，么谬守4官，获承明制，欢拃之至。
册命皇太后是朝廷的大礼重仪，但是致书的直接对象却不是太后、皇帝而是官”。朝廷大礼竟与“厶官”的功绩拉扯在一起，其余的几件也是同样。又《记室备要》卷中，除了贺宦官升迁仪外，又有贺赐紫、赐绯、赐绿立戟、追赠父母、追赠妻母邑号、及贺雨、贺雪之类名目，对象固然也无一例处是“厶官”。
在贺官仪方面应提到的还有一件归义军时期的僧官书仪(P.3715P-2729)，内书题为《贺破贼贺将军亦[同？]》、《贺破贼恩赐裹疮布》、《贺赐衣甲抢旗》、《贺立德政碑》、《贺画影麟台》、《贺赐防秋兵马》、《贺赐征马》、《谢改授僧官》、《谢得衣服匹段》、《谢奏紫》、《谢与兄弟奏官》、《贺谢奏授京城内外临坛大德》、《勿(忽)有贺(加)官有人来相贺却答云》、《司空贺(加)官有人相贺却答云》、《郎君加官有人相贺却答云》等。S.3399《杂相贺（语)》，有《贺本使语》、《谢天使土毛》、《贺本使加官》、《贺赦文》、《赐物谢语》、《城中有祥瑞贺语》、《贺雨》、《贺雪》、《贺分散例物》、《贺加指挥使谢语》、《贺天公主语》、《诸亲眷谢来答语》等，谢、贺的名目超出前揭吉凶书仪所见，对象则主要围绕节度使。如其中《贺立德政碑》、《贺画影麟台》皆与中原朝廷的“恩命”有关，而《赐物谢语》、《贺分散例物》等，事实也是指得到中原朝廷所颁赐物，但是贺谢及歌颂的对象都是节度使。
贺、谢仪名目的丰富，说明这种礼仪是官场酬应的一种主要内容，唐朝社会一切以“官”为核心，围绕着任职、升迁，官员之间，特别是僚属对长官，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用贺、谢方式加强联系、表示敬意是非常自然的。这也是唐朝官僚社会相当醒目的一个特征。不过，仔细比较这些谢贺仪，我们也会发现，它们的内容名目毕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例如贺节目、贺起居、甚至贺祥瑞(包括雨、雪）、贺破贼等一些原来只见于皇帝笺表的内容唐后期却大量见于给官员（有些是长官)的启状《2)。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事实上也不止于贺、谢仪。例如《记室备要》下卷中有《荐秀才》、《荐学士》、《荐军将》、《荐官僚》、《荐医人》、《荐炉火处士》、《荐僧道》等自荐官到多种人才的举荐书。收书人也是“厶官”，对于宦官监军而言应当是节度使或其他有关的朝廷高级人士o所谓荐举，唐前期也是多见朝廷官僚给皇帝的荐官状。此类荐启，或者也渊源于此。另外，相对于给皇帝的进献，《记室备要》也有对官吏从《送书籍》、《送古董》直到《送茶酒》的几十种送物仪。同样，它们在其它一些书仪中亦不少见。如P.3449刺史书仪中即有《送土宜物色本道官员物色件段》、《交代送土宜色件》等书，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也有专门的《送物》、《送谢物》、《谢马书》，说明官员间也是通过送、i射物进行勾通的，至于官吏间遇丧事，也有类似对朝廷“奉慰表”的“吊仪”(P.3449)可以说明一切。
最后，应当提到的还有韩愈所说“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中的“祭祀祈祝”之仪。所谓“祭祀祈祝”唐前期已有规范。《唐六典》卷四所记开元五礼吉礼“其仪五十有五”中即包含有朝廷的郊庙大典、及祀风伯、雨师、灵星等神只，祭五岳、四渎的祠祀内容，还规定了诸州诸县的祭社稷、释奠诸礼。礼部的祠部司于此也有具体的职任，当然此类活动仍以朝廷为中心。但唐后期地方的祠祀活动颇有发展，反映在存世文献如李商隐《樊南文集》即有许多斋文、祭神文，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也有不少祭文与斋词。此外《全唐文》卷895罗隐《湘南应用集序》也提到所作文集“分为三卷，而举牒祠祭者亦与焉”。李、崔、罗三人文集皆为掌书记之作。文集中的此类内容不仅关系到以往学者已论述过的地方神佛道信仰问题，也关系到藩镇对此类活动的参与和主持。它们同样是涉及地方礼仪的重要方面。敦煌书仪中也有相关内容。例如前述S.1725V书启的前部即有《释奠文》、《祭社文》、《祭风伯文》、《祭雨师文》等祭祀文程式，推测可能也属正面或背面书仪的部分。由于此类内容涉及广泛，拟将另文探讨，此处即不再详论了。
总之，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礼仪名目的丰富及面面俱到，反映所谓官场之礼已经非常深人地渗透到唐朝官僚社会的各个层次和环节，并被整个社会所采用所接受，从而成为官场政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从皇帝笺表到官员书仪名目的类同，也说明许多礼仪和相同的仪节已被从朝廷而藩镇，从中央到地方，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普及和程式化、固定化，这正是唐朝整个官僚制社会成熟化的表现。官员们因此在其任职过程中，就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这些刻板的仪节，以不失时机地表达对于皇帝或长官、同僚的敬意，构建官场内彼此相互提携的关系，从而维护其个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升迁。这也是他们政治生涯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但是与此同时仪书范名目内容的某些相似也使我们注意到另外的问题，这就是唐朝官场的礼仪在普及的过程中事实上已发生了由皇帝为中心的一元化向藩镇体制多元化转移的变化。须知在表状笺启书仪中，不仅“官”仪的数量大大超过给皇帝的笺表，且在名目上也可以“上僭”于给皇帝的笺表而发生十分一致的现象。这对唐后期社会而言，即不能仅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模仿或上行下效。正如我们已见到的，一方面朝廷的某些重大礼仪活动，如前揭《贺册太后》、《贺册南郊》等实际上已被当作了官员向长官示敬和歌颂其功德的机会。另一方面，原来作为显示国家昌盛的贺祥瑞等礼仪内容，也被用于《城中有祥瑞贺语》这样的仪目，堂而皇之地照搬到了归义军节度使统治的边隅小朝廷之中。而诸如《贺立德政碑》、《贺画影麟台》以及《赐物谢语》、《谢分散例物》等更是将中原王朝的种种恩赏，一律转化成为吹捧归义军节度使的德政。这说明由于唐后期五代政治的多元化及礼仪的级级递行，对于某些官员来说，已造成了皇礼不如官仪切身来得重要的情况。而在藩镇体制之下，僚吏们就更是只知有长官而不知有皇帝了。既然包括地方政务及官吏的任免、升迁、赐赏等一切完全决定于节度使，那么官员礼敬的重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偏重于节度长官而不是皇帝了。在他们而言，歌颂“天恩”是虚，惟有吹捧长官才是实，这就是我们在文章开头分析s.1725V文书的情况，也是唐后期五代官场文范所反映的普遍特点。
以上，我们仅从书仪的名目对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晚唐五代官场往来文范作了简单的剖析和介绍。限于篇幅，尚未来得及对书仪具体内容加以更细致的对比和分析。但是，仅从以上的讨论，已不难发现这类书仪的共同特征。总之，表状笺启书仪作为新的书仪形式出现，所代表的是晚唐五代官场社会需要和新的礼仪风范。这些风范充斥了唐代官人的生活。不论是诸如S.078V那样的书信集或还是在此基础上已形成的S.1725V那样的标准官牍文范都是如此——因此书仪总体上是时代政治的产物。而这一点，也是它们的价值之所在。
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参见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33~134页；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学科学出版社，1996年，431-433页。
见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北大中古史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20~37页。
《敦煌本（书仪镜）为安西书仪考》，载《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267-273页。
语出《北梦琐言》卷15“李巨川有笔述”事，中华书局，1960年，120页。
《韩昌黎集》卷13《杂着》，国学基本丛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10-11页。
《唐摭言》卷6崔颢《荐齐秀才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9页。《全唐文）卷543作令狐楚《齐孝若书》，内容同，中华书局，5506页。
参见《旧唐书》卷118、卷172、卷185，杨炎、令狐楚、李德裕等传，并参笔者另文《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待发表。
见饶宗颐《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561-562页。
本文书仪用名一般均采用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以下不再说明。
关于皇帝笺表的内容规定，参见《唐六典》卷四《礼部》，中华书局标点本113-115页。《唐会要》卷26《笑表例》，国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1955年，504-506页。并参见拙文《从敦煌书仪中的表状笺启看唐五代官场礼仪的转移变迁》(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