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丽
敦煌研究院接待部
唐代曾经出现过一位游学印度，名播五天竺的高僧玄奘法师，归来之时，撰有《大唐西域记》一书，现被译为英、法、日、德诸多种文字，享誉世界，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必读之书。其实在与其相近的时间内，还有一位奉旨四次出使印度把中国和西域诸国友好交往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杰出外交家王玄策。在其三次出使归来后，同玄奘法师一样，据自己的足迹所至，耳闻目睹的资料，撰有《中天竺行记》，以此为据，唐朝政府出资组织人力编撰成《西(域)国志》诸书。以上着作在宋代先后遗失。王玄策的官运不佳，一生仅做到中下级官吏朝散大夫，在正史中是没有立传资格的。在有关资料遗失后，有好事者，不作查考，将许多本属于敕使王玄策的事迹，意地转致于唐玄奘名下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之中，如义楚在撰《六帖》时，即将拘尸国佛足迹石传至我国，再由我国传到日本的这一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美事改致于玄奘法师的名下。这是我们在读了日本奈良药寺《佛足迹石铭》后，才得以弄清的一个问题。再如有关泥婆罗国阿耆波尔水火池的故事，本是王玄策奉旨使印度且多有所记的故事。据考，玄奘法师在游学天竺之年，并没有亲至其地，在《大唐西域记》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是来自道听途说的，记载也极其简单。可是，在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研究中西交通史，言必称玄奘法师和《大唐西域记》的传统观念，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虽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找不到有关的详尽记载，一些研究者，仍以种种理由，说什么《大唐西域记》有“今本”和“初本”之异，在“今本”《大唐西域记》中不存在，或是记事简略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硬说是由于“今本”删节所造成的，因而将其作为“初本”的缺文，以诸多的理由，硬是要把其改致于玄奘法师名下和其《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之中。就这样唐朝敕使王玄策在中西交通史中所作的诸多贡献，便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转致于玄奘法师名下。不仅掩埋了王玄策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光辉业绩，且使其变得少为人知，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甚至连其名字都不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极大遗憾。
古印度诸国的历史记载有缺，要系统地研究其历史，是需要中国浩瀚而丰富的文献资料来为其补缀的，对于唐时曾经数度奉旨使往印度摩伽陀诸国，归来撰有《中天竺行记》的遗文是不肯轻易放过的。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亦是如此，自20世纪初年，即有诸多的中外学者，开始了对于王玄策事迹有关资料的发掘和搜集工作，其中有法国的梵学名宿烈维氏、汉学家伯希和氏等，对于这一工作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后来我国着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对前人所作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撰成《王玄策事辑》-文，发表于《清华学报》8卷1期。这是王玄策史实发掘的第一阶段，即史实的搜求时期。
在冯承钧先生《王玄策事辑》一文问世后，已发掘出来的资料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注意，在史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人将它写成了自己的论着，如《尼泊尔简史》曾经三次引用王玄策观阿耆波尔水火池的故事，我国着名的藏学家根敦琼培，将有关的资料写入西藏《白史》一书，还有季羡林诸先生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范文澜的《隋唐佛教年表》等，都多有引录，用这些资料写出的论文亦不是少数。为恢复唐朝杰出的外交家王玄策在历史上应有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诚如冯承钧先生在《王玄策事辑》一文的前叙所言综计前后检出王玄策事迹也不算少，所以我现在把他集合起来作一篇系统的供献。我不敢说中国书籍里面所见王玄策事迹仅限于此，这不过是迄于今日搜集的一个段落”(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着汇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3页）。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说法。在时过数十年之后的今天，家父孙修身出于研究敦煌莫高窟佛教史迹画的需要，亦曾翻阅过有关的资料，在前贤工作的基础上，又检到资料多条，较冯先生的辑录，增加了十余条，使其事迹更为明确，后将这些资料辑成《王玄策事迹钩沉》一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我亦深知这本书虽然较之前贤的搜求增加了许多条资料，使一些问题获得了解决，将有关王玄策事迹这一课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可是它也同冯承钧先生所说一样，不敢说在中国的历史文献、文物之中，所见有关王玄策事迹的资料仅限于此，外国的历史文献、文物资料中就没有其事迹的记录，故而我认为它是一项国际性的工作，是需要国际上有志于此项工作的学者和专家共同努力的。《王玄策事迹钩沉》的出版，只能反映此.问题研究现阶段的情况。
在当前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中，发表有关王玄策在中西交通史上所作贡献的论文已有多篇，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尚存在有遗漏和不尽人意之处，现作如下的补充和讨论：
其一，王玄策在第三次出使由印度归来后，利用其暂处国内数年的时间，将其出使印度的足迹所至，耳闻目睹所获得的资料，编辑成《中天竺行记》一书，全书文字10卷，图画3卷，总计13卷。从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一书中，我们所见王玄策足迹所至者达百余国，可以推知其书所包括的地域是不会小于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所及的，再从其所及的内容，除了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所记相同者外，更有记录当时印度历史变幻的资料，这由《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我们新检索到的一条资料可证。在讲到汉时摩伽陀王国政治变化时，该书谓王玄策已知，并有记述的条目可以考知(请参阅本书有关的条目的录文和讨论)。有关这方面的记录，王玄策的记述是较之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为多的，否则不会作如此说明。又以其奉旨出使西印度的次数和随员的情况推之，随员中既有雕塑家宋法智、文学家魏才，还有佛教高僧智岸、彼岸(按此二人系高昌籍高僧）、智弘律师(按：王玄策之侄)等，这些人都是一代同行者中的佼佼者。由于这些人同行，其涉及面自比玄奘法师为广，这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多次往返，所得的资料，是经过多次校核的，因之其《中天竺行记》应是较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述富于准确和可信性，这由当时的撰着可得证明。如官修《西(域)国志》是依其书和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为主要资料来源而修成的百卷世着，其中绘图60卷，由于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是没有附图的，这就是说，在这方面王玄策书的价值又在《大唐西域记》之上。如果人们以为在文字方面，在当时两书还处于平等之位的话，那在以后官府修撰的《旧唐书》、《新唐书》有关西域诸国的传记，都以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
为主要资料来源，特别《泥婆罗国传》表现最为明显。再者从其影响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所起的作用看，亦复如此，如泥婆罗阿耆波尔水火池故事在国内的流传即为明证。更为明显的是二使西域时，由印度带回的佛足迹石图，不仅复刻于长安普光寺内，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且，还被日本遣唐使成员黄文(书）本实于日本天智天皇十年(唐高宗咸享二年671年)写图带回日本。到日本的天平胜宝十年(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时，再由日本的智努王为亡妻超度刻石于奈良市的药师寺中，一直保存至今天，成为曰本的国家级文物。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我国的历史文献的文物中，有将其事置于玄奘法师名下和其《大唐西域记》的记述者，经过我们的研究和考证，并证之于日本现存佛足迹石的铭文，肯定其是王玄策二使印度时所带回，然后再由黄文(书)本实带到日本，并成为日本佛教徒供养和崇拜的圣物，这由日本所存的《佛足迹石铭》可以获得证明，亦证明此一盛事由王玄策转至于玄奘法师名下的始作俑者，是中国宋时和尚义楚及其《六帖》。因而，无论文献，或者是文物中所见有关此图是由玄奘法师带回的说法，都是来源于王玄策记述散失后.由义楚《六帖》杜撰出来的臆测之说，是不足取的。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道世《法苑珠林》和日本奈良佛足迹石铭文，还其于王玄策的名下。总括前面的讨论，我们认为王玄策《中天竺行记》一书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和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其二，在当时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佛教文化的交流，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和王玄策《中天竺行记》对于印度诸国的佛教圣迹及其有关的故事都作了详尽的记述，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学的发展，为研究比较文学的专家提供了许多的珍贵资料。
在乌仗那国有毛驴数头，无人控御，日日运粮入檀特山供僧的故事。此故事在北魏时期，由高僧宋云和惠生至其地时，即已听说过(请参见杨衍之《洛阳伽蓝记》)。但是，他的记载并未发生重大的影响，到了唐代王玄策奉旨，道经其国，再次听到这则趣闻，将其传到我国来，便在我国传播开来，被好事者去头添尾，改变故事的地点檀特山为中国的山西五台山玉华寺，改日日运粮事成为斋日运粮供僧事，从此一个乌仗那国的故事，变为中国山西五台山的佛教传说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这是原因之一。
其三，王玄策的数度奉旨使往印度摩伽陀国，每至必游摩诃菩提寺这一着名佛教圣地。在一使印度时，他曾经指使当时有名的雕塑家宋法智临摹了该寺的弥勒菩萨飞天，并将释迦牟尼像带回，王玄策在《中天竺行记》中曾记录此像的制作，谓：寺僧造寺已成，招募工人塑像，有一外来客来应募，谓其能制此像。僧问其所需之物，客答僧云：惟需香泥及水灯艾诸物。在诸物齐备后，客即来告僧云：我需闭门营造，约定六月为期，慎莫开门，亦不劳饮食等0条件讲好后其人即人室，不再重出，在差四日就满六月时，众人疑其所为，遂开塔门观之。不见其人，其像已成，惟右乳上有少许未竟。众疑而怪之，后有神告大众云：我是弥勒菩萨，像身东西坐高一丈二尺五寸，户阔六尺二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刚座髙四尺三寸，阔一丈二尺五寸云云。自王玄策出使印度带回此故事后，将其记人《中天竺行记》之后，此故事便在唐都长安、东都洛阳诸地广为传播开来，后来亦同样地被好事者添头去尾，改变面目，成为长安佛寺的故事，只是将原来的塑像改变成绘画故事，在长安诸地广为流传。改编后的故事，名曰：《七圣画》、《圣画》等，见于《太平广记》诸多的佛教文献中(按：请参阅有关此条所录的参考资料)。在我们讨论此条资料时，还使我们想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记我国东晋着名画家顾恺之打刹布施的故事。故事说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画讫光彩跃目数日。”《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诸朝贤鸣刹注巯。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顾恺之之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巯，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门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观可五万，第三日观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卷5)如果我们将此故事和前文的故事相比，我认为它和印度摩诃菩提寺弥勒菩萨造释牟尼佛像相比，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如果我们认为《太平广记》所记故事是由印度佛教改编而成的话，而摩诃菩提寺的故事，则极有可能是源来顾恺之画瓦棺寺维摩诘像故事，如此看法不谬，则可知此种故事发展的进程，其神话成分逐渐增加，同时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在古代交往的频繁和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的关系。
诚如前面的讨论所及，王玄策《中天竺行记》的附图3卷，是为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诸书所无的，它极有可能是官修《西(域)国志》附图60卷主要的参考资料。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的是，他的《中天竺行记》附图亦是其他有关西域诸国的故事绘画的雏形。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盛唐着名画家杨廷光“曾于照成寺画《西域记图》”。（卷3)杨廷光所绘《西域记图》的内容和情状如何，由于其原件无存，使我们无法知其原貌，但是在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中有一种佛教史迹故事画里，在晚唐以降，由诸多有关西域诸国的佛教圣迹故事组合一起，形成一个大的画面，画在诸佛窟甬道的顶部，从位置上看，和文献所讲杨廷光所绘《西域记图》的位置相当。从其内容上来讲，所绘的全是玉门关以外诸国的圣迹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其是《西域记图》也是不谬的。再从其在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中出现的时代，又恰在杨廷光画《西域记图》后许多年张议潮收复河西诸州县，再通丝绸之路之年，说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于理也是可通的。总括前面的讨论，我们说它是杨廷光画在敦煌的复制，起码它同杨廷光画之间存有某种联系，当不致于大谬。
经过我们的研究和考释，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称说的敦煌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有着诸多故事画的内容，是依据王玄策《中天竺行记》的记述而绘成的，如泥婆罗国阿耆波尔水火池的故事、毗耶离城维摩诘故居(按：亦是中国文献中出现“方丈”一词的章本)。菩提寺高广大塔及有关瑞像图，乌仗那国毛驴运粮供僧、释迦牟尼渡鸡越吒人、优填王造像、犍陀罗大塔、泥婆罗国沐太子水成油河的故事等等，都是由王玄策的记述Vff绘成的，这就是说王玄策的数度使天竺及其《中天竺行记》的问世，大大促进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丰富了它的内容，是杨廷光创绘《西域记图》的依凭，在敦煌莫高窟出现佛教史迹故事画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天竺行记》对于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是巨大和不可忽视的。
除此之外在中西交通史中的贡献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且前贤多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王玄策史迹钩沉》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先对王玄策一生活动与事迹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继而是先贤、近人及家父检索出的与王玄策有关资料的辑录和讨论，在必要之处还附录了有关的参考资料，较之先贤所录王玄策的资料更为丰富，使一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等变得更为明确，并对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讨论，在最后根据已检索到的资料，编制了王玄策活动年表，对其活动作了系统的排列，它的出版，将对中西交通史、隋唐史、佛教文学发展史、佛教艺术诸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促进诸方面的研究同时，亦必须说明，尽管查阅的文献较前贤所及多出了许多，还将此项工作延伸至文物资料，扩展面至于梵文、藏文、日文诸种文字，但对王玄策事迹的研究是尚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