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爱君
内蒙古赤峰民族师专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
契丹辽朝与当时亚洲诸国及中国古代诸割据政权(即区域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在辽圣宗时期以前，由于史籍资料的匮乏，主要地表现为一种经济贸易往来的“通贡”关系；圣宗以后，随着契丹国力的加强和政治影响能力的提髙，又总是以一种强制的或剥削的形式体现出来。
一、契丹早期同“五代”的经济文化往来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模仿中原的专制政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同时也将其同幽州地区的经贸活动，推进至黄河中下游，先后与梁、唐等政权建立了“通贡”关系，即双方以互为贡献的方式，确立了物质交换的贸易往来。因此，双方派遣的朝贡使团，实际也是一个携带货物甚多的庞大商团。据说，在辽太祖时期就已经与“十国”割据政权中的吴越、前蜀、吴等有了相互往来关系，但据《辽史》的记载，当时只见吴或吴越“来贡”契丹的记录，而没有契丹遣使往贡于江南诸割据政权的记载。所以，辽太祖时期，契丹与中原的经济贸易往来，也只是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后梁统治的腹心地带以及李克用控制的今山西太原地区及刘仁恭盘据的幽州地域。但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契丹势力已经深入至克鲁伦河流域及外贝加尔湖地区，与生活在那里的早期蒙古诸部产生了深刻的军政关系和经贸关系，并且带有浓重的被征服地区民族压迫的特征。同时，对于活动在额济纳河(即古代合罗川）流域及其以西的凉、瓜、甘、沙诸州回鹘及西州回鹘等，辽太祖也对之推行了渐次征服的方针。这样，不但契丹本土成为牢固的草原丝路的东端枢纽，而且契丹人也稳固地控制了分布在阴山南北的草原丝路的重要通道，使得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甚至包括欧洲在内的“丝绸之路”的连接点，被人为地导引至契丹本土中来，致使契丹的皇都（即上京)和松州（今赤峰市西南土城子），分别成为当时契丹本土南北两方的重要商贸会冲之地。
契丹的物产被源源不断地转售于中原及甘沙诸州和中亚地区，而其它诸方的物产也被纷纷引入契丹本土，使之成为“四方辐凑”的重要商贸枢纽。
辽太祖晚年，又倾其国力征服了渤海，将之纳入契丹的版图，从而完成了对当时东亚地区的来自草原丝路的商贸垄断，奠定了后世契丹辽朝在丝路贸易中“商业巨子”的地位。
辽太宗时期，进一步地发展了契丹商贸经营的市场和商贸活动的地理范围。天显七年(932)，“拽剌迪德使吴越还，吴越王遣使从，献宝器。复遣使持币往报之。契丹与周边地区的商贸活动呈现了日益扩大的发展趋势。辽太宗天显十一年(936)，以兵助石敬塘，灭后唐，扶立了后晋政权。因此，天显十二年，立国江南的吴政权的宰相徐知诰(即李升），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此事，《辽史》记曰天显十二年（八月）庚寅，晋及太原刘知远、南唐李升各遣使来贡。(九月）庚申，遣直里古使晋及南唐。”《)案，李升即徐知诰；是年十月，徐知浩更名李升，改国号为唐，结好契丹的目的在于意图恢复李唐王朝的旧域。辽太宗命直里古的此次出使先至后晋汴都完成与晋交好的使命后，再起程南下抵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并以契丹羊马等土产致取江南锦绫丹砂等物而归。直里古的这次奉使，历时年余，打破了北国契丹自古以来与江南地区无陆路沟通的局面。此后，辽太宗便置“回图务”于汴京，负责契丹与诸国的贸易，并任命乔荣为回图使来管理“回图务”的事务。这是见之于史籍记载的契丹皇帝设在其本国境外的商业管理机构。诸如此类的经贸组织，契丹人在其它地域或国度中，也屡有建置辽太宗会同二年(939)，立国于今福建境内的王氏闽政权遣使人郑元弼，携带大批货物并借道南唐、后晋，欲经陆路直达契丹，但引起了后晋君臣的不满，于是“劫其货物，籍没其赀”，断其通路，囚其使人。闽主闻知后，即遣使“越海聘契丹，即将籍没之物为贽(见之礼)”。辽太宗即使人传命后晋闽国礼物并付乔荣(即契丹在汴京的回图使），放其使人还本国。”后晋不敢违抗契丹的命令，遂一一遵从释放了闽使郑元弼等。可见，回图务的设置，已成为发达的商贸往来活动中的转运站，使得契丹的商业活动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太宗大同元年(947)，耶律德光扑灭后晋饮马黄河时，立国湖北的荆南高从诲，也“遣使人贡于契丹，契丹遣使以马赐之”随之，耶律德光闻知立国在今湖南境内的楚政权“丹砂委积如丘陵”，乃遣使册封楚主马希范为尚父，同时商讨购买丹砂事宜。
契丹人在同其周边地区及中原各割据政权的经济贸易往来过程中，每一次都涉及着大宗的互贸物品。例如：辽太宗时与后唐等国的贸易往来，长兴三年(932，辽天显七年)正月，契丹遣使拽骨等来朝。三月，契丹遣使都督起阿钵等一百一十人进马一百匹及方物。又契丹遣使铁葛罗卿献马三十匹。九月，契丹国遣使都督述禄卿进马四十匹。
同年十一月，后唐遣使赍书国信，杂彩五百匹、银器二百两，往赐契丹王。
辽天显九年(934)，又遣使后唐献马四百、驼十、羊二千。
后晋天福二年(937)，契丹送晋礼物，马二百匹、人参、貂鼠皮、走马、木碗等物o又，会同元年(938)与南唐通使时，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兄)东丹王各遣使以羊马入贡，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鬵，以其价市罗级茶药。
契丹人在大肆贸易、以商羸利的同时，也积极地投人自身的文化建设及与其它民族的文化交流活动。史称后梁开平二年(908)五月，契丹国王阿保机遣使进良马十匹、金花鞍辔、貂鼠皮、头冠并裘。男口一，名苏，年十岁。女口一，名譬，年十二。契丹王妻亦进良马一匹、朝霞锦、金花头冠、麝香从契丹“贡献”后梁的物品来看，契丹的物质文化已经颇具水平。贡献的目的在用于以物易物的形式获得回赐，从而加强自身的建设。在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十月），契丹遣使持书求碑石，欲为其父表其葬所。（十二月）遣飞胜指挥安念德使于契丹，赐契丹王锦绮、银器等，兼赐其母绣被缨络。
此事，在《册府元龟外臣部》亦有记载：
天成初(926)，阿保机死，其母令次子德光权主牙帐。明年，德光遣其使梅老等三千（十）余人来修好，又遣使为父求碑石，帝许之，赐予甚厚，并赐其母缨络、锦彩。
天成二年(927)十二月，宣飞胜指挥使安念德使于契丹，赐契丹王锦绫罗三百五十匹，金花银器五百两，宝装酒器一副，其母绣被一张，宝装缨络一副。
象这样以制作精细着称的“宝装”器服等回赐于契丹的事例，应是有求而赐的，绝不是后唐皇帝泛泛的随意行为。象天成三年(928)夏四月，“幽州上言，契丹有书求乐器”，就和上一年的“持书求碑石”一样，都是为专门的需求，才致货物于后唐而意在鬻买的互换。因而，所求的“碑石”和“乐器”都不是泛泛的物品，而是有讲究、有组合的“礼仪”建制的东西。故《辽史》称：
天显三年(928)八月庚辰，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
天显五年(930)八月丁酉，以大圣皇帝、皇后宴寝之所号曰月宫，因建曰月碑。冬十月癸卯，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
天显七年(932)六月戊辰，御制太祖建国碑。七月壬辰，唐遣使遗红牙笙。癸己，（唐)使复至，惧报定州之役也以上辽太宗所制的太后诞圣碑、日月碑、太祖圣功碑和太祖建国碑等，都应是当时用碑制度中的极致，故契丹持书向后唐求碑石的目的，不在于石料的索取，真正意图在于帝王用碑的尺寸大小和规模仪制的需求。故后唐因惧怕契丹再兴兵争，而遣使赠送的“红牙笙”，也不应是一件单纯的乐器，而是指以红牙笙为主的乐器组合及其配套应用的方法。这一切，就概略地播摹出了契丹国家初期，统治者们欲图模仿中原再造一个北方的“泱泱大国”的雄心壮志和问鼎中原的宏大目标。
929年(后唐天成四年，辽天显四年），后唐名将王晏球收复定州，尽歼契丹援军后，献捷于朝廷的战利品，有如下述：
王晏球又获契丹绢书二封，来进，明宗命宣示群臣，莫有识其文字者。
及930年，东丹王耶律倍叛入后唐时，携来书籍数千卷，多数为中原所罕见，同时，“东丹王突欲进本国印三纽”，当时后唐也罕有识者。与此同时，当时的“契丹装服”和“金、银装胡禄”等物，也以制造工巧、精美，而走俏于中原。契丹族画家耶律倍(即李赞华）的画作，也成为当时中原美术绘画中的“神品”，而为收藏者收拾不暇。这一切，说明当时契丹国家的制度建设，基本上脱离了“草创”时期并已初具规模。及后晋为契丹附庸，契丹的制度建设也凑于完善。《辽史》称：天显十二年(937)，十一月己未，遣使求医于晋。十二月己丑，医来。
会同元年七月戊辰，遣中台省右相耶律述兰迭烈哥使晋，临海军节度使赵思温副之，册晋帝为英武明义皇帝。九月，边臣奏：晋遣守司空冯道、左散骑常侍韦勋来上皇太后尊号；左仆射刘、右谏议大夫卢重上皇帝尊号，遂遣监军寅你已充接伴。
而据《旧五代史晋高祖纪》记载：
天福元年十二月，诏封故东丹王李赞华为燕王，遣前单州剌史李肃部署归葬本国。
天福二年六月，幽州（已割隶契丹）赵思温奏瀛、莫二州，元系当道，其剌史常行周、白彦球乞发遣至臣本府。”天福三年(938)八月庚寅，（遣官为契丹皇帝、皇太后册礼使）。辛丑，镇、邢、定三州奏：奉诏共差乐宫六十七人往契丹。九月己未，宣遣静鞭官刘守威、左金吾仗勘契官王英、司天台鸡叫学生商晖等，赴契丹。
在后晋政权存在的十年间，为契丹国家的体制建设提供了诸多的方便。所以，当947年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语与晋臣曰中国之事，我尽知之！吾国之事，汝曹不知也。”又与晋臣语曰我今日得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因此，大会蕃汉臣僚于崇元殿当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三月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薄、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是故，《辽史礼志序》曰：契丹“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太宗克晋，稍用汉礼。”又，《辽史乐志》曰：雅乐“大同兀年，太宗自汗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仪卫志》也说广辽太祖奋自朔方，太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于是举渤海，立敬塘，破重贵，尽致周、秦、两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是以传至九主二百余年，岂独以兵革之利，士马之强哉。文谓之仪，武谓之卫，足以成一代之规模矣。”
所以，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制度文化之事未遑深究。至于太宗，兼制幽蓟，官分南北，因俗而治，成一代大法。契丹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分治措施，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即形成了北面官和南面官制度，南面官即其“汉制”的体现。而“汉制”的完善，据《辽史百官志南面》记载：
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大同元年，世宗始置北院密使。明年，世宗以高勋为南院枢枢密使。则枢密之设，盖自太宗入汴始矣。天禄四年，建政事省。于是南面官僚可得而书。
南面官体制，亦备矣。由此看来，辽太宗在位20年，奠定了契丹为中国北方“草原帝国”的现实的人文基础，塑造了自10世纪以来中国南北方文化既有独立又有兼容、既有冲突又有融合的发展趋势，这是造就辽宋百年间长期对立共存的历史人文基础。因此，随着契丹辽朝同中原地区物质交流的发展，也极大推动和促进了双方体制的互换。
二、契丹辽朝与东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
契丹与东亚的经济文化往来，在辽太祖吞并了渤海国后，主要的是以草原丝路的商业流通建立了同日本和高丽、北宋、西夏、吐蕃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仍然主要的是以“通贡”关系来体现的，据《辽史太祖纪》：
神册三年(918)二月，梁遣使来聘……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各遣使来贡。
天赞四年(925年）十月庚辰，日本国来贡。辛巳，高丽国来贡。十一月己酉，新罗国来贡。
天显元年(926)二月，高丽、秽貊、铁骊、棘鞴来贡。
虽然，这些东亚古国或部族与契丹相贡献的程度和内容或有所不同，但联系他们保持往来的原因只能是经济文化的沟通。在亚洲的东部，除了远离亚洲大陆的日本国外，契丹始终是以一种征服的方式来确立与其他地区及其政权的经济联系的。
契丹政权对于分布北亚地区的渤海、秣鞴、新罗、铁骊、女真、室韦、兀惹等诸族人口，虽然早已建立了经济往来的联系，但随着契丹国家的不断壮大，这种联系也日益紧密。在太祖、太宗时期，这些分布于东北亚的弱小部族，就同契丹建立了经常性的经济文化往来，如辽太祖初元九年(915)10月，新罗遣使贡方物，高丽遣使进宝剑。神册三年(918)，渤海、高丽相继入契丹“贡献”。其后，秽貊、铁丽等也随之“入贡”。及辽太宗时契丹也日益注重对这些部落的联系，如天显十二年(937)，遣使高丽、铁砸会同五年(942)，铁骊来贡，以其物分赐群臣。八月，女真、阻卜、乌古各贡方物。
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文化、政治的联系也日益加强。至辽圣宗时期，这种原本作为经济关系体现的“朝贡”形式，实际上已成了政治附庸关系的体现。统和六年(988)八月，滨海女直遣厮鲁里来修土贡修，即商定。说明贡献也不是随意性的，它要受到一定的“条制或章程”的限制。所以，兀惹首领乌昭度在统和十四年(996)归附于辽朝后，契丹皇帝仍要规定其“朝贡”的内容：
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庚寅，兀惹乌昭度以地远，岁时免进鹰、马、貂皮。诏以生辰、正旦贡如旧，余免。
因此，活动在东北亚地区的大多数部落，已成为契丹辽朝势力笼罩之下的“属国属部”，他们必须在接受和遵守辽朝政令的同时，和控制了丝路贸易的最大垄断者——契丹辽朝确立起一定形式的经济贸易联系和文化往来：
开泰元年（1012)正月癸未，长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长来贡，乞授爵秩。
是年八月丙朔，铁面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于宾州，赐丝绢。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
[同年]十二月，归州言：其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诏允所请。
至辽圣宗开泰四年(1015)四月，曷苏馆部（附国女真）请括女真王殊只你户，旧无籍者，会其丁入赋役。（诏）从之。
开泰七年（1018)，契丹辽朝又制定了对兀惹诸部的征贡数额，三月辛丑，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面等五部，岁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原本出于经贸往来的“朝贡”关系，至此，随着辽朝的强大，已经成为政治归属的象征，标志着辽圣宗时期对东北亚诸部的政令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