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忙
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他们存在的数百年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旧唐书党项弟传》记载：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氏最为强族。俗皆土着，居有栋宇，其屋织犁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其人多寿，年一百五六十岁。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犁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
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蒸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为边患。
这段文字大体上反映出了党项族北迁以前的早期文化形态。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吐蕃……本汉西羌之地也……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赞普）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萱豆、小麦、乔麦。畜多斧牛、猪、犬、羊、马……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多事羝羱之神，人信巫觋。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
《北史宕昌传》记载：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
俗皆土着，居有屋宇。其屋，织犁牛尾及枯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惟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犁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比较古籍中关于同处西南地区的吐蕃、宕昌、党项等民族的历史情况，由于地理环境、气候节令等自然条件的近似，他们在同一时期所处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大致上是一样的。
“其后吐蕃强盛，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为平夏部落。永泰、大历已后，居石州，依水草。”《1)发展到唐代中叶，由于受到新兴吐蕃政权的严重威胁，党项族已逐渐迁徙到北方庆州、夏州、石州等地。随着环境的变迁，党项族的文化受到包括汉族在内的邻近民族更多的影响。如迁居到陕北的党项部落，“以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人贸羊马”，他们已经知道以贸易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了。过去党项人“畜犁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迁居北方后，唐政府命令给予银夏一带的党项人以“空闲之地”以为农耕。0虽然，此时党项所处并非富庶的农业区，但是，其生产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畜牧业经济了。“僖宗时，赐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钲、节鼓、抦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筚篥、桃皮、笳、笛为器。历五代人宋，年隔百余，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c只所以唐僖宗赐给党项首领一整套乐器，并不是偶然的。史载很早以前党项人已“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五代)后唐天成四年，“党项之众竞赴都下卖马，常赐食于禁廷，醉则连袂歌其土风”《2）。可见，党项人犹如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亦是能歌善舞。虽然，他们所用仅为简单的“琵琶、横吹”等器乐，所舞亦不过是当时的民间“土风”而已，远远比不上宫庭音乐的繁复宏浩，但是，犹如一只简单的“宪笛”一样，其声音之悠扬婉转，亦能扣人心弦。
《金史西夏传》最后的论赞，比较精辟地勾勒出了党项族迁徙北方后据地立根，展疆拓土，发展壮大的情形，明显地反映出迁徙后的党项社会与先前的不同。“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随着党项族的日益壮大，民族自强、自立的呼声日趋高涨，其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公元1038年李元昊的正式称帝。此前他早已在政治上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活动，取消唐、宋所赐的李、赵赐姓，自号“嵬名氏”；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以避乃父名讳；“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曰不从，许众杀之。”立官制，设文武二班；别服式；制蕃书；定兵制；立军名；定礼乐。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终于耐不住性子了，公开自称皇帝，国号“大夏”，从此开创了西夏近200年的基业。
作为李元昊标新立异最为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举动，便是最能表明西夏文化灵魂的西夏文字了。公元1036年他就让大臣野利仁荣借鉴汉字的某些造字方法创造了记录党项语言的民族文字一蕃书(西夏文)。元昊大力提倡和推行这种文字，“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告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学、汉学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学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学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渚字之右，故蕃学院特重。”西夏文的创制不仅对民族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西夏的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兴盛、宗教的传播、文学的繁荣、印刷业的进步等等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元昊之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西夏朝廷不时轮番交替实行蕃礼或汉礼。他们不管采取哪种文化措施，并未完全排斥另一种文化。这样就造成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与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局面，使两个民族文化在西夏同时存在，共同发展，并为西夏中后期蕃、汉民族文化发展到顶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仁宗仁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西夏的文化事业也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儒学而言，《宋史夏国传(下)》中对这一时期的重大文化举措有一个大概的记述(宋宣和）十三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赐名《鼎新》。”在短短的数年间，西夏采取的这一系列发展儒学的措施，使得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学成为西夏统治阶级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