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吐蕃向突厥和回纥学习各项制度的时间并不是仅限于松赞干布时期，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松赞干布建国之后吐蕃王朝一直同西突厥汗国及其余部、后突厥汗国、突骑施汗国、回鹘汗国以及唐朝、天竺等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学习、模仿和吸收其文化中的先进合理成分，为己所用。吐蕃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制度的建立是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在松赞干布时期一次完成。而且吐蕃各项制度并不是仅仅承袭自突厥、回纥，唐朝的典章制度也同样为其大量借鉴和模仿，先进的唐代文明对吐蕃产生了巨大影响。吐蕃王朝建立后，唐蕃之间首次有了正式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对吐蕃的影响日益深远，至为明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突厥、唐朝文化的学习与借鉴并融合本民族的习惯传统，吐蕃王朝制定了自己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密切了吐蕃与突厥、回纥、汉等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吐蕃能从青藏高原一个部落小邦崛起为领土横跨半个中国，与唐朝抗衡近二百年之久的强国，与此密不可分。而这些典章制度在吐蕃王朝灭亡后仍为后世藏族社会所继承，成为藏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突厥文化对吐蕃的影响反映了吐蕃与突厥、回纥等北方民族间交融互动的密切关系，写下了中华民族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中极有意义的一页，是吐蕃史、突厥史.、回鹘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课题，相信随着研究的深人，将会有更多成果涌现。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注释
[1]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颍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29页。
[2]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3]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第11页；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颗译《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4]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5]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颍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6]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参见王辅仁、索文淸《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19、20页。
[7]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
[8]刘昀等（旧唐书》卷144(西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
[9]阿底峡所着《松赞干布遗训》则记载当时任命了一批开本（khasdpon)，疑即奎本（kosdpon)之误，有东部汉地、西方大食、南方门域及天竺、北方突厥及巴尔之开本，他们的职责甩围与（贤者喜宴》中的奎本(kodpon)基本吻合。参见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10]魏征等《隋书》卷84《西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
[11]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颗译《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参见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26、53页。
[12]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356页。参见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第19、20页。
[13]陈楠《藏史丛考》，第52页。
[14]《贤者喜宴吐蕃王统函》，转引自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15]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颗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16]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17]安瓦尔巴衣图尔、克由木霍嘉《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8]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颗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19]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颗译《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0]杨铭《吐蕃统治敦惶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5、120-121、126页。
[21]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22]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73页。
[23]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25、120~121、126页。
[24]司马迁《史记》卷50{匈奴列传》，上海书店，1988年，第113页。
[25]马洛夫《蒙古和柯尔克孜的古突厥文碑铭》，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丨13、125页。
[26]王尧、陈践《吐蕃简犊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27]杨铭《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28]令狐德棻《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
[29]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0]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29页。
[31]巴卧祖拉陈哇着，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2]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甘肃民族研究》（增刊），1983年，第18-20页。
[33]褚俊杰《吐蕃苯教丧葬仪规研究（一）》，《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褚俊杰《吐蕃苯教丧葬仪规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
[34]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
[35]许新国《吐蕃丧葬殉牲习俗研究》，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4-175页。
[36]许新国《吐蕃丧葬殉牲习俗研究》，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第178页。
[37]霍巍《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第一章论晚唐五代的沙州（归义军）与凉州（河西）节度使——以“河西”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冯培红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划天下为十道；[1]睿宗景云二年(711)，又从十道中的陇右道析出河西道。[2]同年，为加强西北边防，始置河西节度使，辖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3]玄宗先天元年(712)，从河西节度中再析出伊、西二州，另建伊西节度使，后来又移隶北庭节度使。[4]对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8《河西》中有细致的罗列与考证，[5]王永兴《试论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则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所述精详，兹不赘论。W安史之乱以后，吐蕃趁机北侵，逐渐蚕食河西、陇右，于代宗广德二年(764)陷凉州，德宗贞元二年（786)克沙州，河西节度使最终覆亡。[7]
了唐大中、咸通年间，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与衰落，唐朝趁机积极收复河陇故土，使沦陷将近百年的失地重新光复。唐朝在河西、陇右设置了秦州、凉州、瓜沙三个节度使进行统治，《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云：
上元年后，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间，陇右遗黎，始以地图归国，又析置节度。
秦州节度使。治秦州，管秦、成、阶等州。
凉州节度使。治凉州，管西、洗、鄯、临、河等州。瓜沙节度使。治沙州，管沙、瓜、甘、肃、兰、伊、岷、廓等州。[8]
就河西地区而言，设有凉州、瓜沙两个节度使，分治河西走廊东、西两端，皆属旧河西道的范围，也正因此，它们都有资格称“河西节度使”。在晚唐五代的传世史籍、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中，出现了“河西”及“河西节度使”等词，或指凉州节度使，或指瓜沙归义军节度使，甚或是指关中北部地区，较为复杂。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晚唐五代的沙、凉二州节度使及其所称河西节度使问题作一考辨。
一、晚唐归义军、凉州节度使的设置与“河西节度使”
9世纪40年代，称雄漠北的回鹘汗国和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国几乎同时瓦解，东亚地区的这一形势巨变对于渐趋衰落的大唐帝国似乎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兆头。
842年，吐蕃赞普达磨卒，国内大乱，帝国崩溃。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9)旋因唐朝用兵泽胳平定刘稹而有所延迟，不久武宗因服食丹药致死。会昌六年（846)三月，宣宗即位，次年改元大中，开始着手收复河陇失地。大中二年（848)，唐凤翔节度使崔珙攻克清水，次年收复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1]在唐军东转战事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张议潮在河西走廊西端也发动了起义，率领敦煌民众驱逐吐蕃守将。据敦煌文献记载，张议潮在大中二年收复沙、瓜二州，三年攻克肃、甘二州，[1，)四年收复伊州，[12]控制了河西西部与西域东境的广大地区。
大中五年(851)，张议潮派遣的几批使者先后抵达唐都长安，向唐廷献捷。唐宣宗于该年“十一月，建沙州为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观察、营田、处置使。”[]3]虽云十一州观察使，但此时张议潮实际控制的仅沙、瓜、肃、甘、伊五州，直到咸通二年(861)才收复凉州。至此，归义军形成了“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的辖区，U5]恢复了原来河西节度使的版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中央并没有给予归义军首领张议潮河西节度使的衔号，反而将河西走廊一分而二，析置为瓜沙归义军、凉州两个节度使。《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河西”条咸通四年（863)“置凉州节度，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凉州。”[16]在这年正月，左拾遗刘蜕上疏道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17]在凉州筑城，显然是唐朝设立凉州节度使之故。不仅修筑凉州城，唐朝还从山东地区征“发郓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以加强对凉州的军事控制。
既然晚唐中央在河西地区设立了两个节度使，那么这两个节度使是如何对待原来的“河西节度使”的名号呢？究竟以哪一个为赓续之正统？从上引《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咸通四年置凉州节度使一事系于“河西”条来看，很显然，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史臣秉承了凉州为河西节度使治所的传统观念。故在该表中将大中五年“置归义军节度使，领沙、甘、瓜、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治沙州”、咸通四年“河、鄯、西三州隶凉州节度”等事系于“陇右”条之下。[w]只不过，唐朝所设的凉州河西节度使，处在张议潮势力和本地吐蕃、吐谷浑、嗯末等部族的夹击下，势孤力单，很快销声匿迹，甚至连节度使的名字也在史籍中未被保存下来。
相形之下，新崛起的归义军迅速地将势力扩展到整个河西走廊和西域东部地区，鋳蹲满志的张议潮并不甘心于唐朝所封的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在境内公然自称起河西节度使来，以河西道统治者自居。虽然《新唐书方镇表四》将归义军列人“陇右”条下，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5《归义》专列归义军节度使，与卷8《河西》相并列，[2]表明了自北宋以来并不将归义军等同于河西节度的观念；但是，实际上归义军却以河西节度使自称。在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中，甬道南壁西向第一身为张议潮的供养人画像，旁题：“窟主(河)西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尚书……”，主室南壁下方绘有规模宏大的张议潮出行图，中有一行文字如下：
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21]这幅出行图绘作于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收复凉州之后，虽然唐朝只给予他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但张议潮俨然以河西一道统治者自居，自称为河西节度使。然而他的这一做法与唐朝在咸通四年(863)另设凉州节度使完全异趣。张议潮未得朝命而自称河西节度使的行为，自然令唐廷大为不满，所以在张议潮收复凉州之后不到两年，唐朝就在凉州筑城戍军，另立凉州节度使，企图削弱张议潮的势力。
问题是，唐朝在凉州的统治是相当薄弱的，很快凉州就被一些少数民族所盘踞。S.6342flx.5474《唐咸通某年九月廿五日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进表并十月三日唐廷批答》云：“张议潮奏：咸通二年收凉州。今不知却废，又杂蕃、浑。近传嗯末隔勒往来，累询北人，皆云不谬。”1221从表文中“比年使州县辛勤，却是为羯胡所造”一语，并结合咸通四年唐朝在凉州筑城戍兵与设节度使等事观之，虽然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收复了凉州，但两年之后唐朝在凉州另建节度使，试图将归义军势力排挤出去；由于唐朝在凉州戍兵有限，难于实际控制凉州城，故在“比年”之后便被吐蕃、吐谷浑、喝末等部族所盘踞，以至于唐廷打算废弃凉州。张议潮进表的目的是想重新收复凉州，可唐朝却害怕归义军势力强大起来，借口“粮料欠阙”和“蕃状”为由，只是表彰了张议潮的忠心，而凉州遂沦为异族区域。如此，唐朝在咸通四年（863)所设的凉州河西节度使也就很快撤消了。
昙花一现的凉州节度使未能将河西节度使的衣钵继承下来，而以沙州为中心的归义军节度使却称起河西节度使来了。前文已述张议潮自称河西节度使，由此也导致了唐朝与归义军之间的矛盾。比如，张议潮在咸通八年(867)入朝为质、张淮深迟迟得不到旌节赐授等，正是双方矛盾冲突的典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