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二年(848)，张议潮收复沙、瓜二州，立即派遣押牙髙进达、僧人唐悟真等僧俗两界的使节，分道出使唐都长安，向唐廷报告驱逐吐蕃的消息，并表示愿意奉表归唐。之后，又派遣衙前都知押衙吴安正、释门都僧政惠菀等僧俗使节再使长安，向唐朝表达沙州军民心向唐室的诚意。[76]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唐宣宗在沙州设立藩镇，号归义军，命张议潮为节度使。从此，归义军成为晚唐的一个地方藩镇，奉唐正朔，采用唐朝制度，在唐朝先圣帝、后的国忌日，也积极举办行香纪念活动。除了上揭P.2854、P.2815文书样式之外，P.3545v《诸色篇第七国忌睿宗大圣皇帝忌六月廿日》是张议潮为唐窨宗举行国忌活动的一件实用文献的抄本。晚唐的沙州是一个佛教发达的城市，而大中初年张议潮逐蕃起事也得到了沙州佛教界的大力支持，[77]因此，利用佛教中的行香形式，不失时机地举行国忌纪念活动，是归义军向唐朝廷表达忠心的最佳方式。如在敦煌出土的“国忌行香文”中，先是称颂“我国家有翼善传圣之勋，高步羲轩之首”，再是对某位先圣皇帝的功业、皇后的贤淑等恭维一些赞美之词，甚至还有为当今皇帝即唐宣宗高唱赞词的，如P.3545v中的“伏持胜因，次用庄严，当今皇帝贵位：伏愿皇图化镇，圣德长新。高居北极之仪，永固南山之寿。”于是，在“是日大设筵案，天下清心，持香行道”。
咸通八年(867)，张议潮“束身归阙”，[7]入朝长安，其侄张淮深代掌归义军政权；咸通十三年（872)，议潮卒于长安，淮深遂自任归义军节度使，但一直没有得到唐朝的承认。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张淮深多次向唐廷派遣使者，请赐旌节，试图与唐朝搞好关系，故依然持续对唐朝先圣帝、后进行国忌行香活动。P.2854V《唐龙纪元年(889)正月十二日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为先圣恭僖皇后忌辰行香文》，就是张淮深统治末年为唐穆宗恭僖皇后王氏举行国忌行香活动的实际明证，这是一件珍贵的实用文献，沙州龙兴寺僧法海主持了这项活动。在这件国忌行香文中，既对已故的王皇后说了“伏惟先圣皇后彩云朝美，秀仪芳兰。四德之誉独彰，千姿之礼罕匹。柔襟雪映，妇礼播于西秦；淑质霜明，女范传于东晋”之类的赞美词，又对奉使沙州的唐朝使节常侍大夫进行祈愿：“又持胜福，使臣常侍大夫贵位”，希望他“寿命遐长”，并在回归长安的路途中有观音引路，势至来迎，千佛护持，天王围绕，以护佑他“往来无滞碍之忧，去住有清和之泰”。张淮深一方面借举办国忌行香活动，联络与唐朝的感情，依靠唐朝中央的政治庇护，达到稳定河西统治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的加官晋爵而大肆吹捧，为其丰功伟绩而恣意宣扬伏持胜善，次用庄严我仆射贵位：伏愿万佛回光，百神障卫，紫绶与紫莲齐芳，金章与金刚不坏。然后天下定，海内清；群凶扫荡而兵戈冥，五谷丰稔而万人乐。”据前考证，这篇文书作于唐昭宗龙纪元年（889)正月十二日。荣新江先生曾揭出一件藏于日本京都有邻馆的文书，末尾记载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押节大夫宋光庭护送旌节入沙州城，张淮深终于获得了唐廷正式赐予的旌节。[79]实际上，“文德”虽是唐僖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但僖宗于该年三月六日去世，八日其弟昭宗继位，然未改元，依然沿用文德年号，因此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唐朝赐予张淮深旌节是昭宗上台后的一项新政，而张淮深在喜得旌节之后，于次年即龙纪元年（889)正月十二日为唐穆宗恭僖皇后王氏举行了国忌行香活动，在为王皇后祈愿之后，还特地为“使臣常侍大夫”祝福，希望在回归长安的路途平安康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篇行香文之后，还有《唐龙纪元年(889)唐朝十帝及顺圣皇后忌日并所在寺院僧人名》，记录了唐朝十位皇帝及顺圣皇后的忌日时间，其用途显然是为归义军对唐朝其它帝、后进行国忌活动而准备的，表达了归义军统治者结好唐朝中央的愿望。然而，次年亦即大顺元年(890)二月，沙州内部发生政变，张淮深被杀，归义军遂陷入张、索、李等大族的内乱之中，而唐朝也在宦官、藩镇之乱中走向衰亡，归义军渐渐与唐朝疏离了联系，国忌活动也因之停绝，在张淮深之后的张氏后期及曹氏归义军时代，笔者尚未发现为唐五代北宋诸朝先圣帝、后举行国忌的行香文。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作者追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先生的指教与帮助，文中注释之41、54中的太和十五年，承邓先生指出其误，然原书将此十五年置于太和之后（很可能是元和，误窜于此），故又建议我暂在其后加-问号，以示存疑。在此对邓先生表示感谢！另外，本文在写作时，遗漏了两篇关于国忌行香文研究的大作，深以为憾。在此作重要补充。第一，早在1937年5月，那波利贞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唐O开元末天宝初期(7)交办f时世乃一变転期々易乃考证并仁主tLT敦煌発见史料仁拠厶天宝以後唐末至石期间C0庶民生活(C関中易二三(7)研究》中，已过录了P.2854、P.2815、P.2854v等文书的部分内容，并对唐代国忌行香制度作了一些考察；后来以《唐0开元末？天宝初期乃交力《时世们一变転期之石乃考证》为题，收入其着《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一书，关于国忌行香部分，参该书第一编第一章“四唐代0国忌行香{二就吞TO考察”，东京：创文社，1974年，第33-48页。第二，1991年4月，荣新江先生在考证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时，曾引用过P.2854文书，参其《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772页；次年对此文作修订，又引用考证了P.2854V文书，参其《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第19辑，台北：敦煌学会，1992年，第29-30页。笔者当年成文仓促，竟将那波、荣氏大作遗漏，前者原文是笔者在大阪大学留学时得以阅读的。特此追记，以作自我检讨。2007年6月18日于大阪。
注释
[1]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条，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05页。
[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杨秀淸《晚唐归义军与中央关系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69-72页。
[4]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第237-245页。
[5]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第224页。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4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第77-84页。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邰惠莉助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175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8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8-205页。
[7]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1-122页。
[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对此篇作了定名，为《礼佛发愿文》。（第19册，第121页)不过这一定名不甚确切，从内容、行文格式及后面连续两篇国忌行香文来看，应定名为《国忌行香文残卷》为妥。
[9]不过黄征先生在给第二件《国忌行香文》作题解”时，实际上也抄录第一件文书的全部七行文宇，参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第720-721页。
[10]冯培红《关于归义军节度使官制的几个问题》之第一部分“归义军节度使自称河西节度使”，郑炳林主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下册，第204-211页。
[11]《大唐六典尚书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04-106页。
[12]曾良《敦煌文献词语考释五则》，{语言研究》2004年第4期，第1H页。“远忌”并非一定指国忌日的远忌，也有私忌，如P.3722v《远忌并邑文》即云今此斋意者，一为亡女氏远忌之辰设斋追荐，又为邑愿功德因此崇愿者”，《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13]在敦煌愿文中，以此句式结尾较为普徧，如S.453《天王文一卷》、S.1137《天兵文》、S.4507《愿斋文》、S.4976《施斋文》、S.5573《印沙佛文》、6417《印沙佛文》、？.2058《患文》、汉2226《社文》、？.2854《转经画像祈愿文》、《竖幢伞文》、{行城文》、{祭四天王文》、北图836(字99)《患文》等，皆是如此。
[14]黄征、吴伟在录P.2854(国忌行香文》时，将“遽”宇录作“讵”，义通；而在录S.5637《诸色篇第七国忌睿宗大圣皇帝忌六月廿日》时，对“遽”字则无校改。（参《敦煌愿文集》，第721、245页）[15]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第721页。
[16](法藏敦撞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5-356页。
[17]原作“圣德圣长新”，衍一“圣”宇，录文时径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