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残存的序文“……若能师识前，今将遗尔子孙，非敢闻诸达者。勉之哉！勉之哉！”可以推知，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忠孝节义之气节，高德贤能之景行，作为激励后人和教诫子孙之用，使子孙后辈通过对本书的学习，能够师法先贤往行，以修身齐家，治国安邦，训俗化众为己任。这与教诫子孙之《帝范》、《珠玉抄》，训俗安邦之《臣轨》、《新集文词九经抄》等道德伦理教育读本极为相近。我们虽然不能尽知当时社会的详细细节，但从《励忠节钞》这样一个残存的部类编次和内容概括的名目及引用书目，我们可以大致略窥当时的社会观念、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
在这个总结了奉君行事和修身立命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中，君臣之间关系和义务的道德标准“忠”被放置在最优先的地位，忠臣们的事迹被视为激励后人的榜样，这显示着古代中国的一个社会政治观念，即帝王是人间的主宰，其统治下的“人”（臣民）对帝王的义务与准则是不言自明的且具有天然合理性的绝对“忠诚”。接下来就是社会存在的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德才贤能”、“安邦定国”、“公平善政”、“恩义智信”等道德品格和政事行为，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对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看法，即个人价值的评判是以他在社会上的道德品格和功业成就为标准，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取决于个人的独立存在和自我情感，而是取决于个人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等级秩序和位置，集体的意识对个人的行为起到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再接下来排列了作为个人社会生活行为规范的“敬慎”、“谦让”、“耿直”等准则，显示了古代中国对个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了个人生活行为与社会规范的高度一致，即个人的行为、道德、价值及意义等必须符合儒学传统所认同的“圣、贤、忠、孝、德、让、智”等基准，同时这也是社会道德伦理教育的核心。
这样的分类体系清楚地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等秩先后，也表明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即政治权力超越个人权力，社会集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社会秩序优先于个人自由，社会价值高于个人成就。由此可以看出，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突显了人间秩序中君臣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以“忠”为核心，以儒家的“圣忠贤孝、德让智信、勤学修身、诚意正心”等道德原则为重要内容，对广大臣民进行道德伦理教育，从而达到教化世人，维护“立身行事、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人间秩序的伦理规范，稳定社会政治统治的目的，这无疑对唐代建立政治秩序与典籍秩序相统一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二、《励忠节钞》与《帝范》及《臣轨》之比较
唐王朝统治者为宣扬传统的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稳定政治秩序，采取了许多措施，编纂了大量垂训教诫类的通俗读物，如：《帝范》、《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天训》、《女则》、《臣轨》、《百僚新诫》、《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兆人本业》、《开元训诫》等书，在这些通俗读物中，以唐太宗御制的《帝范》和武则天御撰的《臣轨》最具有代表性且有传世存本。
1.《帝范》。《帝范》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着录为4卷，《宋史艺文志》着录为2卷，《崇文总目》、《直斋书录题解》着录为1卷，愿公武《郡斋读书志》载为20篇，仅存6篇。此书在宋代已经散佚，现存四库全书本《帝范》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除《四库全书》本外，还有日本宽文八年（1668)本、日本大正四年（1915)三色印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粤雅堂丛书》三编本等，而日本宽文本较《四库全书》本为善，故本文在此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6编第6册载1924年东方学会据日本宽文本所影印之《帝范》为据。
《帝范》分为上、下两卷，有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12篇。该书御制序云：
余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陶均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玄珪踢夏禹之功。丹鸟呈祥，周开七百之祚；素灵表庆，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而观，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者矣。昔隋季版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犹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余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静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丽之陈，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必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搀枪而廓八纮。跃而承庆天潢，滥登徒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宝箓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摧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余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篡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藉，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唐太宗叙说了创业的艰难和对太子所处环境的忧虑，表明博采史籍要言撰写《帝范》的目的，是要太子了解和思考历史上的圣明之君和淫乱之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治乱兴衰和存亡得失的历史事实，引以为戒，作为将来治理好国家的龟鉴。
《帝范》一书所引典籍主要有《诗》、《尚书》、《礼记》、《易》、《论语》、《左传》、《史记》、《汉书》、《魏志》、《帝王世纪》、《吴越春秋》、《春秋后语》、《吕氏春秋》、《说苑》、《物理论》、《鬻子》等，从该书所存篇目及援引内容来看，其宗旨在于崇为君之体，辨君臣上下之礼，审安邦治国之术，明治乱得失之道，以为帝王宗室之训诫。全书从安国、治乱、昏明、荣辱、制俗、国用六个方面对帝王的政治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阐述。（1)“君体”和“建亲”是“安国之基”，指出民为国先，国为君本，“威德致远”、“慈厚怀民”、“抚亲以仁”、“接臣以礼"、“奉先思孝”、“处后思恭”、“以行德义”是为君之体，“众建宗亲而少其力”是为封建之鉴。有德之君，“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明，抚之以德”，则可以达到“邦家俱泰，骨肉为虞”的太平盛世。（2)“求贤”和“审官”是“治乱之源”，指出忠良贤士是治国之本，所以求贤为贵。明君察职审贤，量能授官，随才任使，择才分禄，任使得其人，则不劳而化，天下自治。（3)“纳谏”和“去谗”是“昏明之本”，指出明主善于纳谏，去谗佞之徒，则“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从而形成“遍照于下”，“病就苦而消”的政治局面；而昏主拒谏从谀，则“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最终至于“身亡国灭”。有鉴于纳谏去谗与拒谏从谀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前途如此分明，为君者不可不慎。（4)“诫盈”和“崇俭”是“荣辱之端”，指出骄奢为忌，节俭为德。去骄奢，崇节俭，减轻赋税，不劳民，不扰民，才能免于人神愤怨，祸乱倾危。（5)“赏罚”和“务农”是“制俗之机”，指出明君要以仁爱为心，以农为政本，做到赏罚公正廉明，无偏无党，重本轻末，劝穑务农，才能劝善化人，使百姓怀仁义之心。（6)“阅武”和“崇文”两者“递为国用”，指出武以安邦，文以治国，文武两途，与时优劣，各有其宜，缺一不可；乱世重武而轻文，治世修武而笃文，是为用兵之机，崇文之术。
以上十二篇所论，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为基础，将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政治的体验结合在一起，全面阐述了国家君主的行为规范。
2《臣轨》。《臣轨》又作《臣范》、《臣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着录为2卷，《玉海艺文》、《通志艺文略》、《崇文总目》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录为10篇（缺下5篇），《宋史艺文志》不着录。现存《臣轨》系阮元、杨守敬、罗振玉等从日本访求所得并影印而成[u]，本文所据为《罗雪堂先生全集》第6编第6册载东方学会据日本宽文本所影（该书上卷五篇为罗氏据弘安十年古写卷校改）。
《臣轨》分为上、下两卷，共有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十章，该书御撰序云：
屈直敏从敦坦写本类书《0忠节钞》看唐代的知识、道徳与玫治秩；T295。
盖闻惟天着象，庶品同于照临；惟地含章，群生等于亭育。朕以庸味恭位坤元，思齐厚栽之仁，式罄普覃之惠。乃中乃外，思养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诱之情无隔。常愿甫殚微恳，上翔紫机；爰须众僚，聿匡玄化。伏以天皇明逾则哲，志切旁求，簪裾总川岳之灵，斯佩聚星辰之秀，群英莅职，众彦分司，足以广扇淳风，长隆宝祚。但母之于子，慈爱特深，虽复已积忠良，犹且思垂劝励。昔文伯既达，仍加喻轴之言；孟轲已贤，更益断机之海。良以情隆抚字，心欲助成。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训，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近以暇辰，游心策府，聊因炜管，用写虚襟，故缴叙所闻，以为（臣轨》一部。想周朝之十乱，爰着十幸；思殷室之两臣，分为两卷。所以发挥言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机模，作臣下之绳准。若乃遐想绵栽，眇鉴前修，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资栋梁而成大厦，凭舟楫而济巨川，唱和相依，同功共体。然则君亲既立，忠孝形焉，奉国奉家，率由之道宁二，事君事父，资敬之途斯一，臣主之义其至矣乎！休戚是均，可不深鉴。夫丽容虽丽，犹待镜以端形；明德虽明，终假言而荣行。今故以兹所撰，普锡具僚，诚非笔削之工，责申裨导之益，何则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轻，巽语为珍，苍璧喻而非宝，是知赠人以财者，唯申即目之欢，赠人以言者，能致终身之福。若使佩兹箴成，同彼韦弦，修己必頋其规，立行每观其则，自然荣随岁积，庆与时新，家将国而共安，下与上而俱泰。察微之士，宜所三思，庶照鄙诚，敬终高德，凡诸幸目，列于后云。
这篇序言阐明了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指出撰写《臣轨》一书的目是为了给大臣们事君奉上、修身立行确立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该书援引的典籍主要有《诗》、《尚书》、《礼记》、《易》、《春秋左传》、《论语》、《汉名臣奏》、《孔子家语》、《晏子》、《贾子》、《老子》、《庄子》、《列子》、{尸子》、《管子》、《文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世要论》、《体论》、《傅子》、《孙子兵法》、《陆景典语》等。从该书所存篇目及序言来看，其宗旨是为了“发挥言行，镕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从而达到“广扇淳风，长隆宝祚”、“荣随岁积，庆与时新，家将国而共安，下与上而倶泰”目的。《臣轨》全书十章，从十个方面提出了作为臣下的准则：(1)“同体章”阐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同体合用，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臣主同体，上下协心，是为君臣之道。虽然父子至亲，也不如君臣同体重要，将君臣关系凌架于传统儒家父子亲情关系之上。（2)“至忠章”阐述了君臣之间的道德标准是至忠至正，即臣事君以忠正，要先国而后家，先君而后亲，强调事君竭忠尽节，宠任加敬，见忘无怨，勤劳不倦，是臣的本分。不仅如此，还要不以安危险易改变心志，见君有善则宣之四海，见君有过则潜谏，推善于君，引过于己，如此才是至忠之臣。（3)“守道章”以老庄学说的“道”来阐述人间君臣的关系，指出“道”是身为臣子的人必须遵循的原则，“道者，无为无形，内可以修身，外可以治人”，只有先“知道”才能“立忠”，“知道”则达于理，达于理则明于权，明于权则不以外物而伤害自己，“有道”则事君忠，事父孝，言行合宜，忠孝得节，所以“道”是臣所必须遵循的准则。这样，宇宙自然秩序的“道”在被赋予儒家的道德伦理之后，便成了君臣、父子等人间秩序的准则。（4)“公正章”首先解释了“公”是源自于天地之道，“天无私覆，地无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所以公正是身为人臣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即“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指出为臣不仅要行公正废私情，同时还要行六正（即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之道，去六邪之术（即臭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才能使“上安而下理”。（5)“匡谏章”指出屈直敏从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看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
纳谏与任贤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措施，所谓“谏”，即是“匡君于正”，“纳君于道，矫柱正非，求上之谬”，身为人臣，能谏君之过，匡君之失，不畏死罪，不避斧锧，以谏为忠，方为至忠之臣。（6)“诚信章”指出，诚信是君子事君怀民之本，臣以信忠其君，以信孝其父，以信亲于百姓，则上下通诚，信而不疑。（7)“慎密章”，指出人臣要慎言慎行，谋虑机权要保密，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8)“廉洁章”指出，清静无为，恭廉守节是天地之德，人臣以廉平为德，行廉守清，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不求非其所有，则可以全真保身。（9)“良将章”指出，武将为臣之道不仅要“爱兵"，懂御众之术，而且要“善谋”，明攻守之法，同时还要有五材四义（即“知不可乱，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货，直不可曲五材；受命之日忘家，出门之日忘亲，张军鼓宿忘主，援桴合战忘身四义）。（10)“利人章”指出，“衣食者，人之本；人者，国之本”，因而作为忠臣事君奉上的主要职责在于利民，利民即兴利除害，劝农抑末，省徭轻赋，不夺民时，以足民用。最后指出“忠者，致福之本；戒慎者，集庆之源”，为人臣只有“心归大道，情切至忠，务守公平，贵敦诚信，抱廉洁而为行，怀慎密以修身，奉上崇匡谏之规，恤下思利人之术”，才能达到“名实兼茂，禄位俱延，荣不召而自来，辱不遗而斯去”。
以上十章所论，以儒家传统“正心、诚意、爱国、忠君”的道德伦理观念为基础，全面阐述了作为忠臣的道德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即每个臣子都要求是忠君爱民，德才兼备的人物。
《帝范》、《臣轨》、《励忠节钞》三部书就其编排体例和援引内容而言，都是以九经三史以及诸子等传统典籍为共同资源，以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为核心，以道德评判为体用，以勤学修身、慎行齐家、立德行政、安邦治国为目的。我们从这三部书的序言可知，这三部书是作为社会秩序结构中的帝王、大臣、百姓三种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的日常道德伦理教育读本，我们若将这三部书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则可以发现，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是维系中国古代“帝王一臣僚一百姓”这样一个社会等级秩序构成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臣轨》和《励忠节纱》两部书中，突显和强化了君与臣民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忠”，如：《励忠节钞》与《臣轨》两部书都将有关“忠”的内容置于首部，且《励忠节钞》引《臣轨》的《至忠章》5则，《守道章》4则，《公正章》2则，《诚信章》2则，《慎密章》5则，反复申述了“至忠至正”是为臣之道，反映了唐代“移孝就忠”的道德伦理建设和观念的变化。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忠孝仁义、诚信友智、勤学修身、敬德礼让、尊贤尚能、齐家治国等准则，在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和提倡下，通过自上而下的道德教育，不仅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而且拥有了不言自明的合理性，是人人都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成了维护政治秩序的纽带，在教化世人和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中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
三、《励忠节钞》与《珠玉抄》及《新集文词九经抄》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