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运用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勾勒了唐后期五代宋初散居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的吐谷浑人的分布状况，并对他们的职业特征及其与归义军尤其是金山国与曹氏时期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证明了以慕容氏为主体的吐谷浑人在归义军时期势力的崛起，长期控制瓜州并影响到沙州归义军的政局。除慕容氏外，还有浑氏和其他诸姓的吐谷浑人，在其灭国几百年后仍积极活跃在河西的历史舞台上。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注释
[1]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文实《唐五代以后的吐谷浑后裔及其民族特征》，《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2]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95-116页。钟侃《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宁笃学《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周伟洲《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西北民族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6064页。
[3]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一26页。齐东方《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五号墓出土的部份文书的研究~兼论吐谷浑余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撞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81-15页。王素（吐鲁番所出武周时期吐谷浑归朝文书史实考证》，《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第161-170页。
[4]齐东方《敦煌文书及石窟题记中所见的吐谷浑余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63-278页。
[5]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1-10页。
[6]周伟洲《吐谷浑史》，第M2-147页。
[7]苏莹辉《莫高窟C245窟及榆林窟C.6窟慕容氏题名考一瓜沙史事丛考之五》，《敦煌学》第5辑《戴密微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1982年，第53-61页。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90-106页；《咯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89-95页。
[8]唐耕称、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17-220页。
[9]在敦煌文献与传世史籍中，吐谷浑多写作吐浑、退浑。P.2%2、S.6233、S.3074v等写作吐浑，P.4640、S.389，P.2932等写作退浑；刘煦等《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吐谷浑》云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1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吐浑》云：“吐浑，本号吐谷浑，或曰乞伏乾归之苗裔。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居于青海之上。当唐至德中，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内附者，唐处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连等族。”中华书局，1974年，第910页。
[10]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吐谷浑氏，依旧吐谷浑氏。谷浑氏，后改为浑氏。”中华书局，1974年，第3008页。郑樵《通志略》之{氏族略五》“代北复姓”条谷浑氏：吐谷浑归化，因氏焉。”又《氏族略四》“名字未辨”条浑氏：又《官氏志》，吐谷浑氏改为浑。”（中华书局，1995年，上册，第177、138页)[11]房玄龄等《晋书》卷97《四夷传吐谷浑》，中华书局，1974年，第2539页。
[12]《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铁勒》，第5348页。
[13]敦煌研究院编《敦值莫髙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5页。
[14]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43页。
[15]唐代前期吐鲁番地区也有许多浑姓人物参加军队充当行人。参孙继民《从浑小弟一组文书看唐代早期健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第9~16页。
[16]郑炳林、姜伯勤先生持吐谷浑人说，参郑氏《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45-347页，注③；姜氏《敦煌道真赞与敦煌名族》，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进真赞校录并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47页。而荣新江先生则持铁勒浑部人说，参其《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人居及其消亡》，《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第1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81-82页。
[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吐谷浑》，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7页。
[18]705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典六吐谷浑》，中华书局，1988年，第5册，第5167页。
[1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86页。
[20]荒川正晴《唐代河西乃吐谷恽t墨离》，《内陆了史研究》第3号，1989年，第50-2页。周伟洲《大非与墨离》，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编《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9-142页。
[2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2《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元年(874)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174页。
[2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88-489页。
[23]孙楷第《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图书馆合编《敦煌学文选》(上），第193-194页。
[24]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金山国征伐楼兰史事考》，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值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6年，第403-5页。
[25]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169-178页。
[26]《资治通鉴》卷249(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五年(851)条胡三省注，第8049页。
[27]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26页。
[28]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髙窟供养人题记》，第34页。
[29]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144页。
[30]刘进宝《试谈归义军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80-《2页。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98-99页。
[31]根据其他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可知李弘定后任瓜州刺史，杜江进后来担任节度押衙知都客将，索丞肃为索勋之子，明仁贵后任舍人，曹子盈后任玉门军使，慕容归盈后任瓜州刺史。
[32]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38页。
[33]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103-105页。
[34]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第2册，第2036页；卷965《外臣部封册三》，第12册，第11355页；卷972《外臣部.朝贡五》，第I2册，第11423页；卷976《外臣部褒异三》，第12册，第11469页。中华书局，1960年。
[35]P.2943《宋开宝四年(971)瓜州衙推泛愿长等状》云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泛愿长与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右愿长等昨去五月一日，城头神婆神着不说神语，只言瓜州城隍及都河水浆一切总是故暮（慕）容使君把勒。昨又都河水断，至今未回，百姓思量无计，意内灰惶。每有赛神之时，神语只是言说：不安置暮(慕)容使君坐位，未敢申说。今者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不避斧钺，上告王庭，比欲合城百姓奔赴上州，盖缘浇灌之时，抛离不得。今者申状号吿大王此件，乞看合城百姓颜面，方便安置赐与使君坐位。容不容，望在大王台旨处分。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开宝四年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泛愿长与瓜州僧俗官吏等牒。衙推泛愿长信紫羊角壹双献上大王。”（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5年，第125册，第354页）[36]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33、47页。
[37]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髙窟供养人题记》，第109-110页。
[38]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68页。
[39]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93页。
[40]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48页。
[41]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髙窟供养人题记》，第93页。
[42]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72页。
[43]-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79页。
从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看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屈直敏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和隋王朝的短暂统一之后，如何建设和稳定新的统治秩序，是唐王朝所面临的紧迫任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秩序十分混乱，儒学南北两分，对经典的解释歧异甚多，人们无所适从。初唐的学者们认为通过对儒家文化传统的重新整合，建立统一的经典与解释系统，能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秩序提供必要的典范。关于经典的秩序与政治的秩序同一，唐初的学者在编赛《五代史志经籍志》（后并人《隋书》，称《隋书经籍志》）时进行了充分的表述：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
这里的“斯道”指的是儒家经典所确立的文化传统，是传统累积起来的道德文化遗产，是实现统治秩序稳定的重要内容。政治统治与道德行为方面的规范都包含在历代积累的文化传统之中。
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幸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2]
因此，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不仅具有非常现实的实用价值和意义，也是政治统一必不可少的内容。于是，在唐朝初期，朝廷诏令学者们对过去的经典、礼制、历史等进行重新考察，以便为现实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典范。在朝廷的倡导之下，官方学者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先后修撰了《五经正义》、《贞观礼》、《显庆礼》、《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北史》等着作，构建并叙述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制度规范以及新的历史。于是，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t3]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这样的思想观念，上至帝王，下至臣僚百姓，纷纷从典籍中采寻关于国家与历史的知识，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知识，关于道德与秩序的知识，甚至一般生活的知识，编纂各种教育读本。唐太宗以九五至尊，“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而亲撰《帝范》，[4]同时又命魏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集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教诫诸王太子。[5)太宗后宫之中，长孙皇后“矜尚礼法”，时常“视古善恶以自鉴”，采集古妇人事写成《女则》十篇，垂诫后宫。[6]武则天因“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遂“游心策府，聊因炜管，用写虚襟，故缀叙所闻而御制《臣轨》，“以发挥德行，镕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7]
上之所行，下必效之，一时之间，以齐家治国、明德修身为教诫的纂述蔚然成风，如魏征撰“昭德塞违，劝善惩恶”、“为纲为纪”、“弘奖名教”、“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群书治要》；W吴兢辑录君臣间“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举其宏纲，词兼文质，义在惩劝，备人伦之纪，存军国之政”的《贞观政要》。[9]私家之作则更是蔚为大观，如杜正伦《百行章》、杜嗣先《兔园策府》、李若立《知识性籯金》、王伯筠《励忠节钞》、于立政《类林》、佚名《语对》、《杂钞》、《新集文词九经抄》、《勤读书钞》等。对于唐王朝如此宏伟的建设，笔者无力详细论说，在此仅对唐代的道德教育与知识结构作一简要的分析，进而考察唐代在道德伦理秩序方面的建构。
一、《励忠节钞》的内容及引书
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是敦煌文献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类书。《励忠节抄》原书共10卷，今仅残存大约有3卷之多，共37部(其中第1-10部为第1卷，第11一21为第2卷，第22-37部卷次不明），是敦煌写本类书中保存写卷和部类较多的类书之所援引典籍极其繁富，经、史、子、集四部内容无不涉及，而其中许多典籍都是已经遗佚的珍籍秘本，故本写本的重要性不是其他一般敦煌类书所能比拟的。《励忠节钞》内容和分类体系着眼于人间社会等级秩序中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特别突显了人间社会秩序中“帝王”与“臣民”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标准“忠节”。为了便于讨论，今特录其编次部类及引书目录如下：
1、分类目录：
S.1810S.1441(复写本P.3657、P.5615、P.4059)：
序忠臣部、道德部、恃德部、德行部、贤行部、言行部、亲贤部、任贤部、简贤部、荐贤部、将帅部、安国部、政教部、善政部、字养部、清贞部、公正部、俊爽部、恩义部、智信部、立身部等部类P.2711号：
诫慎部、谦卑部、推让部、家诫部等部类P.4026P.5033：
谏诤部、梗直部、刑法部等部类品藻部、交友部、言志部、嘲谑部、阴德部等部类肛10698VOx.10838VP.3871P.2980P.2549：
孝行部、人物部、志节部、贞烈部。
2、主要征引书目：
经部：《易》、《毛诗》、《尚书》、《礼记》、《大戴礼》、《春秋左传》、《孟子》、《关》、《孝经》等。
史部：《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
子部：《孔子家语》、《曾子》、《荀子》、《吕氏春秋》、《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管子》、《文子》等。
集部：《文苑》、《广连珠》、《庾子山集》、《曹子建集》等。
据笔者统计，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共700多则，其中经部为67则，约占十分之一，征引典籍以《尚书》、《诗》、《礼记》等九经为主，兼及《孝经》、《论语》；史部为183则，约占四分之一，征引典籍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为主，兼及《晋书》、《宋书》等史籍；子部为246则，约占三分之一，征引典籍以《老子》、《庄子》、《列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为主；集部为66则，约占十分之一，征引典籍以家诫类为主；此外还有140余则不可确考出处，其内容以史部和子部为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