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学者主要对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中《新集文词九经抄》写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对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的考察却显得不够。虽然郑阿财的论着中提到了《俄藏敦煌文献》中的3个残卷写本，并着录了这3个残卷的图版，但是并没有注意这些残卷之间的拼接关系，更没有深人研究。郑炳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人的研究，[33]首先考定了《俄藏敦煌文献》第4册和第9册中被定名为《百行章》，但实际上应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的6个残写卷，即取2153、247、；2197、取1368、取2752、取2842。其次是从《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搜寻到了06059、肛06019两个未定名的残卷。最后将从《俄藏敦煌文献》中搜寻到的《新集文词九经抄》8个残写卷进行拼接，其缀合的顺序为：取1368、取2752肛2842、取06059取06019肛21531》247肛2197。其中取1368存8行，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7条至第22条内容；取27522842存22行，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第66条至第86条内容；；IX0605906019flx.21530.247取2197存78行，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05条至164条内容(本文所据比勘的《新集文词九经抄》为郑阿财录文本）。缀合后的俄藏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共为三部分，因间有残缺，不能完全直接拼接缀合，但三部分抄写字体的书法文风相同，显然是出自一人之手，从残片的书法风格与结构来看，当为另外一种比较完整的写本，敦煌文书中应当还有其余残片留存，完整写本的缀合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据郑炳林研究，俄藏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残卷与英、法藏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有一定的出人，其中相异部分52处，俄藏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完全正确的部分有23处，英藏法藏正确而俄藏敦煌写本错的有15处，两者全部错的有8处，互有错对的有2处，不可判定错对的有4处。由此我们得知，俄藏和英藏、法藏《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可能均抄自同一底本，而俄藏写本要比英藏、法藏写本精准。
《新集文词九经抄》一书以“文词”和“九经”为题，表明了本书是以古今圣贤之言词和儒家九种经书为主要内容，该书序云：
包括九经，罗含内外，通阐三史，是要无遗，今古参详，礼仪咸备，忠臣孝子从此而生，节妇义夫亦因此起。若夫天地一指，阴阳二仪，人无异形，善恶分像。故足以运身，词能利人；步有进退，词有善恶。恶词如众草，不植而自生；善言如百谷，非力而自媚。口虽一也，开则香臭异闻；人之一焉，量则有深浅。视深窥或，咸由恳学而成；以贤测愚，莫不因学而成智。昔偷光慕道，善自前闻；刺股悬头，传之往典。孔子曰："未有不法而自正，不教而自为。”《淮南子未有舍舟楫而涉江海，弃街勒而御马者也。”故典旖于人，亦犹是矣。《礼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刘通曰：“茧质含丝而出，人性怀智，须学乃成。”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论语》云修饰以成人，至如小人君子，向背不同，取舍由身，易于反掌。”周公曰：“善自作福，恶自作灾。”孔子曰：“吉凶由人，祸福由身，行善则吉，行恶则凶，为人由己，由人乎？”是知道德礼仪，可修不可废，可法不可违。行之则君子见焉，违之则小人露矣。故以群书纂义，且济时须，删简繁文，通阐内外，援今引古，是要无遗，训俗安邦，号名家教，题标举目，示之云尔。夫屋破者，恒畏风雨；心邪者，常忧祸患。若补得屋则风雨不入其室，心得意则祸患不入其门，世人悉补屋以却风雨，不知正心以除福患，何其愚惑者矣。
这篇序言首先阐释了传统文化积累的知识经典“九经”、“三史”等，强调了“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得以产生的价值基础和源泉，并进而强调只有通过学习典籍中有关道德伦理的知识，才能使人成为君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从该书的序言可知，该书是以抄录“九经”与“三史”等经典的道德礼仪规范之要言为主，以“且济时须”、“训俗安邦”为目的。该书援引典籍主要有《毛诗》、《尚书》、《礼记》、《易》、《孟子》、《论语》、《孝经》、《左传》、《史记》、《汉书》、《汉记》、《孝子传》、《贤士传》、《孔子家语》、《曾子》、《贾子》、《文子》、《管子》、《盐铁论》、《韩诗外传》、《风俗通》、《九谏》、《妇诫》、《老子》、《庄子》、《淮南子》、《抱朴子》、《神仙传》、《列仙传》、《六韬》、《离骚》、《西京陚》、《西都赋》、《长笛赋》、《神女赋》、《笙歌赋》、《真言要决》以及周公、颜渊、子贡、子夏、子游、邹衍、宋玉、张良、扬雄、严君平、蔡邕、曹大家、宋弘、诸葛武侯、郭象、王良、王阳、张成、刘会、赵平、鲍子、卫伯儒等典籍和个人言论，综观《新集文词九经抄》所援引之书，就数量而言，经部书籍最多，几乎占全书半数之多，其中《论语》约占四分之一，《尚书》约占十分之一，其次为老、庄等道家典籍，《老子》(含注）约占十分之一，其次为《太公家教》、《史记》等。[M]从引书形式来看，既合乎唐代“九经三史”之规范，也与唐代教育实际情况相符。
我们若将《珠玉抄》、《新集文词九经抄》与《励忠节钞》三部书相互比较，可以发现，三部书虽然体例不同，但用实相资。唐代科举考试下的教育主要有经学、史学、道学、书学、算学等，其中以经学、史学、道学最为重要。经学主要以九经为主，兼及《孝经》、《论语》。考唐代对九经内容的划分主要有三：（1)徐坚《初学记》卷21《文部经典》所列举：《三礼》、《三传》、《易》、《书》、《诗》；(2)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列举：《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孝经》、《论语》；（3)开元八年(720)李元瑙奏定以《三礼》、《三传》、《毛诗》、《尚书》、《周易》为九经。而《珠玉抄》所论九经为《尚书》、《毛诗》、《周易》、《礼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左传》，显然与开元时期所定九经合。九经中则又分为大、中、小三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1351史学则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后汉书》为主要内容。道学则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为主要内容。从《珠玉抄》的书目，《励忠节钞》与《新集文词九经抄》所援引的典籍来看，均以九经三史为主，兼及老庄及诸子文章诗赋。同时，《励忠节钞》、《珠玉抄》、《新集文词九经抄》三书还是当时民间普遍流行的通行读物，重在宣扬儒家忠孝礼义、德贤智让、勤学修身、行为处事、齐家治国等道德伦理规范和日常生活处事准则，全面体现了当时社会道德伦理基础教育的风尚。这样的知识体系和伦理道德基础教育，既合乎唐代科举教育现状，也合乎唐代道德教育风气。由此可以看出，以文、行、忠、信为主要内容，以成人之道为核心，以道德伦理为准则，以“成人、成贤、成圣”为教育目的，以发展“人性”为教育要务，以培养“人格”为教育功能的儒家教育，是一个合才智培养与道德培养为一体的教育体系。这种以知识为纲，以道德为本的教育体系，在教化风俗的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唐王朝以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教育为核心，建立起了自帝王至臣僚、百姓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与典籍秩序统一的新国家，在官员的选拔上，以德行和学识作为最基本的依据，这从《贞观政要》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可见-斑。[M]因而德行和学识成了为官行政的必要修养，学识、德行和政事也就成了唐代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三个方面，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实现其个人价值的文化、家族和政治三个领域。[37]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之中，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广博的知识，擅长文辞与雄辩，在家庭和社会中接人待物、立身行事要有德行，在仕途中要有良好的声誉和政绩。于是知识典籍成了道德与政治的基础，对文化传统的延续成了建立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关键，而道德伦理规范的确立则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反过来，政治权力则又有效地维护着知识与道德的权威性。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注释
[1]《隋书》卷32《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903页。
[2]《隋书》卷32《经籍志》，第909页。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2-79页。
[4][唐]李世民《帝范序》，载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第2407页。
[5][唐]吴兢《贞观政要》卷4《攱戒太子诸天军十一》，商务印书馆，1919-1922年。
[6]《新唐书》卷76《后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471页。
[7][唐]武则天《臣轨序》，载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
[8][唐]魏征等《群书治要序》，商务印书馆，1919一1922年。
[9]《贞观政要序》。
[10]屈直敏《敦煌本类书励忠节钞写卷研究》，《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90-99页。
[11]《臣轨书，日本现存的主要有：（1)活字本，阮元寻得其《四库未收书提要》有着录；（2)宽文八年与《帝范》合刊本，杨守敬寻得，其《日本访书志》有着录；（3)弘安十年古写本（存上卷五篇》，罗振玉寻得。《臣轨》现存影印本主要见于：阮元编刻《宛委别藏》，嘉庆时进呈皇宫，故赐名《宛委别藏》，原稿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198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林述斋编《佚存丛书》，成书于1799-1810年间；清鲍廷博编《知不足斋丛书》，乾隆重至道光年间，鲍氏知不斋刻本；伍崇曜出资，谭莹校勘编订《粤雅堂丛书》，广州刊刻；罗振玉辑《东方学会丛书》，1924年，东方学会排印铅印；《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印行：（续修四库全书》753册《史部职官类官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对《臣轨》-书的研究主要有：李荷先(从《臣轨》看武则天的君臣伦理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58-62页；王双怀《《臣轨》的作者、年代和价值》，《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57-61页。
[12]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
[13][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卷7《艺文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735页。
[14]张九龄撰《珠玉抄》-书，曾于宋绍兴中改定，后由清叶德辉考证，本文引用出自《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现代出版社，1987年。
[15]周一良《敦煌写本杂抄考》，《燕京学报》1948(35)；后收人周一良着，钱文忠译《唐代密宗》，远东出版社，1996年。
[16][日]那波利贞《唐钞本杂抄考》，《支那学》卷10，1942年。收人氏着《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4年。
[17]周一良《敦煌写本杂抄考》。
[18]张政烺《敦煌写本杂抄跋》，《周叔我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香港龙门书店，1950年，第251-257页。
[19]朱凤玉《敦煌写本杂抄研究》，{木铎》第12辑，1988年，第120-138页。
[20]王三庆《敦煌类书研究篇》，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123-126页。
[21]周丕显《巴黎藏伯字第2721号杂抄书目初探》，《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123-126页。
[22]吴枫、郑显文(珠玉抄考释》，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第214-221页。
[23]王喆《珠玉抄成书代及作者考》，《松辽学刊》1996第2期，第57-590。
[24][日]那波刊{唐纱本杂抄考》，另参见那波刊贞《唐代社会文化研究》，第221页。
[25]《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59页。
[26]《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84页。
[27]《旧唐书》卷16，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页。《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6页）作“长庆三年”。（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五经博士”下注(第1892页），[宋]王溥《唐会要》卷76《贡举中》(第1398页)作“长庆二年”，中华书局，1955年。
[28](唐会要》卷76《贡举中》，第丨398页。
[29K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2页。
[30]《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4页。
[31]《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8页。
[32]郑阿财《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1986年；《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校录》，《敦煌学》第12辑，1987年；《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33]李丹禾《敦煌残新集文词九经钞初探》，《古文献研究》1995第2期，第166-179页。
[34]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7-314页。
[35]郑炳林《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缀合与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9-19页。
[36]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第28-30页。
[37]《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0页。
[38](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第二十七》。
[39]包弼德着，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导言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