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武田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又名《金光明经变》，在佛教经变画中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数量特别有限，画史上极少记载，传世绘画与现存各大石窟中也都没有见到，仅在莫高窟存有10铺：隋代第417窟一铺，中唐第154窟两铺、第133窟一铺、第158窟一铺，晚唐第196、85、138、156窟四窟各一铺，宋第55窟一铺。对于《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除施萍婷先生之外，[，]还没有人涉猎此经变画，因此施萍婷先生的研究，成了我们研究《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唯一指南。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主要集中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和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洞窟壁画中，隋代第417窟内容，区别较大，是以故事画的形式表现，没有主体金光明法会，所据经典为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其后的各铺均是据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九卷)绘制，这一点从各洞窟经变画中的题名可知，如在第154窟两铺经变画中心榜题中均书“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字样，确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正如施萍婷先生指出的那样：“隋代出现的《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西方净土变》、《涅盘变》，初盛唐均有承袭、发展，唯独《金光明经变》犹如昙花一现。到中唐再次出现时，不独形式大异，所据经文也不再是《金光明经》，而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了。”[2]故施先生的论文中对其他各经变画均是以《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命名。但后来施先生把莫高窟的此两种经变画分开单独讨论。[3]因此考虑到经变画所依佛经、洞窟壁画题记和施萍婷先生的说明与更改，为了更准确一些，为了和佛经保持一致，本文把在敦煌洞窟壁画中自中唐以来在《敦煌石窟内容总录》[4]中定名为《金光明经变》者均以《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称谓，似更合理。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最早是出现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洞窟壁画中，共有三窟四铺，形成了以后晚唐和宋代经变画的基本结构特征。因此问题便出现了，为什么到了吐蕃统治时期《金光明经变》在中断了一百多年以后又开始以《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形式出现于洞窟壁画中呢？而且更为有意思的现象是，《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石窟中一出现就是以两铺的形式展现于同一洞窟内。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莫髙窟最早是出现于中唐时期，更准确地讲应是在第154窟，由樊锦诗、赵青兰对莫髙窟中唐洞窟的分期可知，第154窟是属于吐蕃统治敦煌早期洞窟，其创建年代大约在公元8世纪80年代到8、9世纪之交，[5]是和我们的考察年代相-致。但我们知道对敦煌莫髙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作过专门研究的施萍婷先生则认为“第158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是后来这一经变的蓝本，不仅金光明会中的榜书、与会者的排列等形式不变，就是具体形象如大辨才天女、击鼓婆罗门、龙王、香象势力王等，也成了模式。”[6]由施先生的研究可知她认为金光明经变（准确地讲应是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结构布局与表现形式等在敦煌莫高窟的出现和其后的流行是以中唐第158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为最早样式的。但樊锦诗先生的研究表明，第158窟是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晚期前段即相当于公元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正如樊先生所言“此期洞窟的壁画技巧在前期洞窟（按：即为第154等窟一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进展，其整体艺术效果虽仍不如盛唐，但在某些局部仍有超越前期的成就，如线描逐渐转向精细柔丽，线条潇洒流畅，更能表现出物体的质感。色彩由前期的单调贫乏逐渐丰富起来，变得清雅明丽。人物精神面貌的刻划也有新的发展，更加细腻深刻。经变的构图更加严谨紧凑。屏风画的盛行使洞窟更富于生活气息，更加世俗化。总之此期壁画已形成一种精致细密而秀丽的风格。”m另外，对于绘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中唐洞窟第133窟，樊锦诗先生也认为是和第154窟同期。但如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应比第154窟晚而不会早，可以从其西壁小龛为荡顶帐形而不是和第154窟一样延续初盛唐流行的敞口型加以证明。
既然第158窟要比第154窟分期排年晚，就是说《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莫髙窟的出现和结构布局、表现形式等最早是在第154窟，这样便表明第154窟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是莫高窟其他洞窟如第133、158、156、138、85、196、55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蓝本和模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154窟内的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中心榜题中均有“金光明妙法最胜”字样，进一步表明了以上经变是为依据义净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事实。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根据笔者的研究表明，第154窟两幅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绘制又是依据如S.painting83，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洞窟壁画底稿绘制而成的，这也是目前为止所见较早的洞窟壁画绘画使用壁画底稿的实例。[8]同时第154窟两幅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互为底稿画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二者之间基本相同。
莫意窟洞窟中的9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由施先生研究表明其表现形式可分为：上部西方净土式、下部屏风式的第158、133窟；中间西方净土式、两边条幅式的第154、55窟；西方净土式加舍身品，如第85、138窟；西方净土式，如第156、196窟。因此施萍婷先生认为严格地讲莫高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是无定式的。这种无定式的表现主要是由于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主体净土式说法会与故事画舍身品和流水品之间的布局结构的不同而言。但若仔细观察莫髙窟的9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会发现这9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结构布局和表现形式上，因为舍身品和流水品作为与主体说法会相关却又是单独进行表现的部分，则是可以分开的，即可以以下屏风画表现，也可以以左右屏风画表现，甚至可以分开，当然也可以纯粹不作表现，这几种形式在莫高窟均有存在，似乎表明了这一现象并不是可以作为判定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结构布局和表现形式的唯一依据。
以上9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除此二品和主体金光明说法会外，其他还有更多的情节故事诸品，如有四天王护国品、大辨才天女品、大吉祥天女品、坚牢地神品、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品等共计三十余品，而这些在经变画中的表现则是被画在主体金光明说法会下部，以上下三排或两排左右相向排列前来听法人物的形式进行结构布局的，他们之间是以小方框榜书自然分割开来。
这种上下左右小方格式的排列布局多达如第154窟为26格之多，大概为一品一格。此方法在用于设计第154窟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壁画底稿S.painting83、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中有专门的表现，如在画稿中对其在壁画中的具体位置是分别以“上一”之“第三”、“第四”、“第五”标示，对应洞窟壁画为上排右向之2、3、4，壁画和画稿中的图像相一致，且和画稿的题记相符合。同样画稿标示“中心第三”、“中心第四”也是和洞窟壁画中排右向之2、3对应；画稿标示“下第三”、“下第四”、“下第五”又是和洞窟壁画下排左向之3、4、5相对应一致，当然画像和题记也是互相对应的。[9]产.
而对诸品所表现的前来听金光明大法会各人物，在洞窟壁画中均是以上下排、左右格的方式，再以榜题条形框自然分开的绘画表现和安排结构布局的方式方法处理在画面中。从有专门的壁画底稿的中唐第154窟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开始以来，便相延续成为定式，其后的各铺都是以此为蓝本样式而绘制，只有细微的变化即是把第154窟的上下三排式简化为上下两排式，这种变化并非实质之变动，仅可算作相同形式结构布局下的简化。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认为敦煌莫高窟自中唐以来出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基本上是以第154窟相同两铺造像为蓝本样式绘制并进行结构布局与表现形式的安排，而第154窟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又是有专门的壁画底稿所设计的。因此研究第154窟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对于考察敦煌石窟中仅见的9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则显得极其重要。
由上面的讨论表明了敦煌石窟中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最早出现是在中唐前期洞窟第154窟，而且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是不应该在一窟内同时出现两铺相同的经变画。因此在这里很有必要对第154窟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所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佛教思想背景作以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对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所依据的佛教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作以简略考述。
莫高窟第15.4窟乃至其后几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所依据的佛教经典，是为唐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施先生的研究早已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无须多赘。《金光明经》所见最早为北凉昙无谶译，后有南梁真谛、北周闍那崛多译本，但均已佚，现存有隋时长安大兴善寺沙门释宝贵以昙无谶译本为主，加上真谛和闍那崛多译本的部分内容，成《合部金光明经》；唐时又有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三者内容多寡不一，但以义净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为最完备。当然在历史上的流行也是时代分明，如隋及其以前为昙无谶译本，隋时有流行释宝贵译本，唐八世纪中叶及其以后则主要流行的是义净译本。在敦煌藏经洞发现有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中唐、晚唐张氏归义军、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几千卷C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及出现于中唐时期的9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均反映了这一时期敦煌地区《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的流行。
莫髙窟第154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是敦煌石窟中首次出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画，也就是说在初唐和盛唐并没有金光明经变或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因此便排除了作为绘画延续的可能性。而隋代第417窟仅见的属于金光明经变两品的绘画也并不能看到有影响到中唐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绘画的因素，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又第417窟“长者子流水品”与“萨埵太子舍身品”均是以故事连环画形式表现构图，其实更应归人故事画类，其理正如李永宁先生把北魏第254窟和北周第428窟的“萨埵太子本生”归人依据《金光明经》绘画的故事画一样。[1]第154窟是在一小型洞窟内同时出现两铺相同经变画的特殊例子，而且这两铺经变画又有着专门用于壁画绘制的设计底稿。第154窟是中唐前期洞窟，说明吐蕃人在占领敦煌后不久，当时敦煌地区已相当盛行《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信仰，否则是不会在这样个小窟内画入两铺相同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的。另在中唐时所建特殊大窟涅盘大佛窟第158窟内出现金光明最胜i经变，这些寻常的信息肯定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的佛教思想基础的，诸多因素均表明了此两铺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非同寻常之意义和历史关系。
殷光明先生对北凉石塔及其反映的北凉佛教有深入研究，我们可以通过所着《北凉石塔》看到北凉一代佛教“末法思想”在当时的普遍流传。通过殷先生的研究表明，十六国北凉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末法思潮的初次展现，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北凉的高僧大德为挽救佛教的法灭积极行动起来，其中以译经为主要方式方法之一，髙僧们翻译了大量的表现末法时代“护世护法”，使“正法”流通的佛经，其中昙无谶为代表人物，而其所译《金光明经》正是在此背景和要求下的产物。末法对北凉的佛教影响极大，表现在除译经之外的各方面，如有开窟造像等。[u]另杜斗城先生对包括《金光明经》在内的北凉译经有专题研究，认为昙无谶所译《金光明经》，主要表现的是“护世护法”、“忏悔”、“正法”等思想，[w]因此明显地表现出了对“末法住世”的忧虑，同样的思想表现在《金光明最胜王经》中。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是根据唐高僧义净于703年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绘制而成。义净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共计10卷31品，内容丰富，在《大正藏》中被归人涅盘部，又有密宗的色彩，是《金光明经》三译中最后而最为完备者。《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主要内容是讲佛在王舍城鹫峰山说种种深妙大法，首先论涅盘的真义，接着详述众生忏悔的必要与忏悔的方法，此外主要又讲述了凡护持流布此经的国土都将得到四天王等神王的护持，可使该国安稳丰乐。
下面我们对《金光明最胜王经》各卷诸品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作以简略的介绍。[13]
《序品第一》，该品主要讲佛在王舍城鹫峰山讲深胜大法，前来听法的有各天神人物众，并有一长偈，体现和反映着该经的主要思想：
一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甚深难得闻，诸佛之境界；我当为大众，宣说如是经；并四方四佛，威神共加护……我复演妙法，吉祥忏中胜；能灭一切罪，净除诸恶业；及消众苦患，常与无量乐；一切智根本，诸功德庄严；众生身不具，寿命将损减；诸恶相现前，天神皆舍离；亲友怀嗔恨，眷属悉分离；彼此共乖违，珍财皆散失，恶星为变怪，或枝邪虫侵；若复多忧愁，众苦之所逼；睡眠见恶梦，因此生烦恼；是人当澡浴，应着鲜洁衣；於此妙经王，甚深佛所赞；专注心无乱，读诵听受持；由此经威力，能离诸灾横；及余众苦难，无不皆除减；护世四王众……如是天神等，并将其眷属；皆来护是人，昼夜常不离……读诵是经者，当获斯功德；亦为十方荨，深行诸菩萨；拥护持经者，今离诸苦难；供养是经者，如前澡浴身……若以尊重心，听闻是经者；善生於人趣，远离诸苦难；彼人善根熟，诸佛之所赞；方得闻是经，及以忏悔法。
由此可见《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表现的是怎样为众生获得种种福德果报，有强烈的“护世护法”思想，同样的思想主旨也体现在该经的其他诸品。
《梦见金鼓忏悔品第四》，本品讲述了妙幢菩萨梦见金光明大金鼓，由此鼓声演说种种利益并忏悔法，无论其中所反映的福德利益还是所行忏悔法均表现的是护世护法的思想。《灭业障品第五》主要讲述的是，怎样通过行忏悔法而灭除所造业障之事，列举有种种业障及忏悔法，并有行杆悔法，包括有佛教常行的“财施”与“法施”，二者之间更强调法施，意在护法弘法，也有行忏悔法的功德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