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琳
一、潘光旦的双拐人生
（左二是潘光旦先生）
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人（今属上海市）。原名光亶，又名保同，号仲昂，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英文名Quentinpan。1913年入清华大学学习，1922年毕业，同年7月至1926年留学美国，先后在达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生物学，研习遗传学、优生学等，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至1952年，先在上海地区多所大学，后在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也曾先后担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上海东吴大学预科主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第三室主任等职。他讲授过的课程包括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史、人才论、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列主义名著选读、家庭进化史、英语、中国文化等。潘光旦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社会学、优生学、心理学、遗传学、人类学以及人才、性别、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哲学、历史、教育、政论等众多领域都有涉足，乍一看似乎十分驳杂。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他毕生探索的问题，大体上都离不开用生物学的眼光评价各种文化和探讨它们对于文化盛衰和中华民族强种优生的影响，其论著皆是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学术研究成果。潘光旦也译注过不少西方有关性方面的学术名著，他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在早年就写出了以古代女性——冯小青为典型的性心理学著作。他翻译了涉及知识面很宽，难度很大的西方名著，加以大量有学问的注释，附以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成果，堪称中西合璧之作。为中国学术史留下一份宝贵遗产。
1．书香门第的家世
潘光旦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与其家庭环境有关。潘先生1899年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世代乡绅家。原名潘光亶，在清华学习后期改名潘光旦。潘光旦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生平及业绩在民国年间当地县志中均有详略程度不同的介绍。其父潘鸿鼎，光绪二十四年考上进士，为二甲十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又出洋考察日本。他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潘光旦早年受父亲影响得到了良好的国学熏陶。一位清华同学回忆：“家本书香，对于中国文史，宿有根柢。”从早年的生活经验来看，潘光旦生活在书香世家，养成了爱好读书写作的习惯，其个性中庸平和，待人接物处处显出士绅风范，也是其在学术界与思想界的基本底色。
2．传奇式的求学过程
（1）学术生涯在童年孕育
1905年在宝山县罗店镇私塾读书。1906年在上海大东门火神庙“养正学堂”读书。1907年在宝山县罗店镇其父罗阳办的学堂读书，至1912年冬毕业。他后来对外语的精通，有赖于幼年受洋学堂教育的影响所致。在潘光旦12、13岁时看父亲从日本带回的有关性卫生的书，父亲知道后非但没有阻止反而鼓励他读。以后潘光旦在读一些有性成分的小说时，父亲也不阻止，这对潘光旦在“性的发育及性的观念上有很大的熏陶力量”，〔1〕对其学术生涯的拓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学术兴趣在清华铸成
1913年先生考入清华，进留美预备班学习，同年潘光旦父亲逝世。1915年潘光旦在一次体育锻炼时右腿受伤，没有及时治疗导致结核菌入侵，伤腿于1916年在北京进行截肢手术，从此终身架双拐行走。因中途病休两年至1922年毕业。
潘光旦进入清华学校后，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为满足潘光旦的求知欲提供了难得的条件。把他带入性研究学术之门的是在早年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受清华校医LaForce的影响。清华学习氛围的开放和自由让潘光旦广博群书。由于清华以英文教学为主，在严格的语言环境训练下，潘光旦英语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其扎实的英文和西方科学基础训练使他具备了直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的能力。1920年，他费一番周折将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的六大册《性心理学研究录》通读了一遍。在阅读了霭理士的原作之后的一二年，他在图书馆的书库里搜索到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原著。霭理士和弗洛伊德是并世的两位性心理学大师，潘光旦在同一时期接触到他们的著作，对两者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并且还结合平时看的稗官野史中冯小青的故事，写了一篇《冯小青》（见下文）的初稿。后来虽然工作重点放在优生学方面，但优生的问题和性学也是有连带关系的。从个人的性格和志趣出发，霭理士依托于生物进化论基础上的中庸的人文主义宇宙观似乎更能打动潘光旦的学术兴趣。从学术内容和倾向上说，潘光旦对于霭理士怀着一种“私淑弟子”的心情。也就是他在1941年译毕《性心理学》时题诗中所说：“私淑于今二十年，狂言惊座敢先传；独怜孺子披猖甚，一识相思百事蠲。”所以霭理士对于潘光旦而言，不仅仅是一般人所说的只限于性心理学一隅影响。
潘光旦在清华的另一可贺之处是用充足的课余时间刻苦研读国学典籍，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和《说文》等，这使得他对以后的研究，对历史文献的利用，历史典故的信手拈来以及对西方文化和中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与比较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清华的学识积累及潘光旦自身的生命体验，铸成他对性心理学的兴趣。
（3）学术拓展在美国
1922年7月潘光旦入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新汉普夏州达特茅斯大学三年级学习，于1924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同年夏至1925年夏，赴美国著名的纽约州长岛冷泉港镇优生学纪录馆作人类学与优生学研究一年。接着，他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优生学并于1926年毕业，获该院硕士学位，曾受教于经典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和美国优生学之父达尔文波特。1926年夏，在马萨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学习单细胞生物学。1927年回国。在美读书期间，潘光旦曾两次（1923年夏和1924年夏）参加长岛冷泉的优生学记录馆人类学和优生学的研究工作，1925年在卡内奇研究院参加内分泌的暑期训练班。也曾在英文版的《中国评论周报》（TheChinaCritic）长期任书评栏编辑，在《留美学生月报》（英文版）、《留美学生季刊》、《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等报刊任编辑或主编，也是这些杂志最主要的撰稿人。
3．学术成果在回国岁月
1927年回国后至1952年，潘光旦积极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而探求优生之道，开展研究和宣传工作。1931年5月到1932年3月他主编的《优生月刊》和1935年1月到1937年5月他主编的《华年？优生副刊》可算是当时中国优生学的专业刊物，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涉及人类遗传学、进化论、人口学、民族研究、性学、婚姻、家庭等许多与优生学相关的研究领域。
1950年至1959年，完成约100万字的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霭理士《性心理学》的译注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期间，曾先后多次访问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对湘西土家族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湘西土家族民族成分的确立奠定基础。1959年至1964年在收集整理各少数民族史料的同时为中国民主同盟作出贡献。其治学思路、教育理念、优生观念以及人类学研究策略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持久的魅力。
4．寂寞的晚年
潘光旦晚年是寂寞的，1957年“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时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搭建的一间小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破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
5．命殒“文革”
“文革”中潘光旦每天要在指定地点学习、劳动，接受审查批斗，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由于没有必备的医疗条件，病未能及时就诊，病情逐渐加重，最后潘光旦被送进积水潭医院救治，在这期间红卫兵和外来调查人员不时到病床旁边审问。潘光旦万般无奈决定出院。1967年12月9日，饱受折磨的潘光旦在自己的家里，在学生费孝通的怀抱中辞别人世。
二、潘先生的著作展及主要内容
（潘光旦部分著作图）
潘光旦先生一生勤于治学，著述丰富，提出了古人文思想、生物位育论（生物进化论）、社会文化的功能学派、实验论与工具论以及人的科学等五个头绪，关注它们彼此之间的渊源及其殊途同归的缘分，认为它们迟早会融会在一起而组成一个崭新的汇合，这一汇合就是新人文主义。他用下面的图形来表示他提出新人文思想。〔2〕
（一）人文思想视野下的人类学
潘光旦留学回国以后观察家庭、政治、教育等种种社会现象的着眼点都是民种强盛。潘先生关注的重点对象不是个人，也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所以他的许多研究集中在民种强盛这个方向上。
他以生物学思想为核心来分析各种社会、历史及民族问题，并以一种综合融会的“人文生物学”思想影响其他的人。它的知识前提或科学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自然选择的法则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动植物，人类同样受其影响；其次，人类个体之间身心品性的差异大多是先天遗传的，民族盛衰和文化兴废根源是人群先天素质的好坏；第三，可以通过人为的干预使先天素质有缺陷的人绝育或尽可能少留下后代，鼓励先天素质优良的人口多生育，经过几个世代之后，人口的先天素质就会大幅度提高，达到“民种图强之大旨”。他先后发表许多有关的著作和论文，从《中国之家庭问题》、《明清两代嘉兴望族》到《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等，并在各大学开设相关的课程。他提出此举目的，使人了解婚姻之举不为个人终身大事；生男生女，不仅与家庭的祸福有关，而且与社会的安危有关。认为中华民族有许多弱点和危机，若放任自流，民族将会在淘汰中灭亡。
有关“家庭问题”的问卷调查，并结合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而形成，实亦为推阐优生之原理的《中国之家庭问题》。该文是潘光旦在1928年利用其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的机会而作。书中指出中国的家庭问题要遵循四大原则：一是要把家庭作为社会文化组织的中心；二是家庭是当时社会问题的热点；三是要对文化进行参考、评估和筛选后才能作出选择。合适的留下，不合适的就剔除。四是要知道家庭问题就须知道社会看法和意见，要采用问卷调查。所以此文先生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分析材料，并对此有感而发。问卷分三部分共六十二个题目。一部分是对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祖父母问题的调查，第二部分是对婚姻者本人婚姻情况的调查，第三部分是对子女的调查，子女抚养问题、财产问题、独身问题进行调查。最后先生统计分析问卷情况，在文中对早婚、近亲婚姻、节制生育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迟婚之潮流，实弊多而利少”〔〕，“就一般之利害言之，则当为早婚为宜”〔〕。从优生学、生理解剖学角度来看妇女生育年龄对后代的影响大，认为女子结婚不宜过早也不宜过迟，生育的最佳年龄为20～24岁之间，原因：一是此阶段是女性受孕机率大，二是所生胎儿健康的多，即流产或畸形的少；三是婴儿死亡率低。并指出女性健康是决定后代好坏的关键。赞同女子在20岁，男子在25岁前后2～3岁为合宜之婚姻年龄；针对一般人认为近亲有害的认识，他从遗传学角度指出近亲既有可能有弊，亦可能有利，并以中外著名世家之人才迭出证明近亲结婚有利于家族优良品性的遗传，认为美国有些地方的法律不允许姑表结婚毫无道理；他不反对同姓婚姻，以为同姓之亲缘关系或远或近，其利弊主要看其祖先家世是否“清白”，双方是否存在患病的遗传基因。并例举了白化病进行阐述。认为双方若是近亲，但无不健康的遗传基因，虽是近亲所生子女也无多大毛病；若双方有不健康的遗传基因，虽是远亲所生子女患病的可能性较大，与血缘远近程度无多大关系。对于人口限制和节制生育，他认为“限制之时又不能不有限制”，即提出一种有选择限制的观点，对于“社会价值高”的遗传品质中上的分子不但不要限制，还要开放，鼓励其多育，生育限制应当从那些“社会价值低”的品质中下的分子开始。〔〕
控制环境与遗传，提倡优生优育，以提高民族的素质的《明清两代嘉兴望族》是先生望族研究的最重要著作。潘先生则把研究的时间、地点和统计对象都作了严格的限定，他不仅收集家谱和地方志中的名门望族资料，更从行状、墓志、乡会试的硃卷中寻找资料来补充。
他第一步把《嘉兴府志》以内所有的与人物有关的资料搜罗于一处，然后把许多人物按照其血缘关系归并为血缘系统，再把不同血系之间的婚姻关系联缀为一个血缘网，这样建立的一个血缘网中收集了九十多个血系。他通过统计分析91个嘉兴望族的人才情况，认为望族的“血缘网不能不说是一个产生人才的集体。要是嘉兴是一个人才的渊薮，这血缘网真是一个名实相符的把人才笼括起来的一个网子。”〕。潘光旦的血系分图不仅仅是传统宗族继承意义的血缘谱系，潘光旦的嘉兴望族研究非常强调图表方法，他用血系分图、血缘网络图、世泽流衍图三种图表，介绍了明清两代嘉兴望族的世代连绵、婚姻关系和人才蝉联关系。图表的内容占《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三分之二以上篇幅，从而使其嘉兴望族研究建立在实证分析及数据分析基础上。
在对这个血缘网进行分析时，潘光旦以世系分图为基础，引入西方的遗传说理论研究望族血缘遗传与人才的关系，而是从现代遗传学理论出发，重视婚姻的遗传作用。在论证盛衰兴亡的原因时，潘光旦从内因与外缘两方面讨论望族盛衰兴亡的原因，所谓内因即遗传，外因即环境，望族造就原因在于其种族的遗传与环境。他曾经讨论望族消长的三种因素：生物遗传、文化背景、生平遭际，亦是属于遗传与环境问题。望族的成功程度视此三种因素结合的程度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