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品性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该书大部分是译自美国学者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先生只选译十五种特性，主要以人文生物学或优生学、民族卫生为重点，前五章描写的是生理与心理的品性；后三章是经济的品性；最后六章是社会的品性。
本书说了中国北部荒年淘汰的作用与民族性的关系。潘光旦却指出：中国绝不是不可为的国家，只要有适当的选择方法、充分的经济机会和人口限制，就可使中国强盛。人文生物学的目的是要民族优秀的分子多些，不优秀的分子减少。明氏把中国民族特性一一提出，但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潘光旦先生以人文生物学的眼光提出具体的办法：中国民族的要改革民族的品性，他提出都市化的控制和家庭制度的整顿。他以为都市化不利于婚姻、居家与子女的养育，正起着一种反优生的作用；在家庭制度方面，他提倡一种折中的家制，即保留大家庭的根干，而去其枝叶，家庭的组织兼收并蓄老、壮、幼三辈。
（二）关注人本身的人类学
从人文思想的角度看，潘光旦想要克服传统社会“见社会不见人”的弊病，把人本身作为关注的对象。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注，特别是生活在旧宗法制度下女性性行为压抑和扭曲的关注，潘光旦开始将西方性科学的原理运用到自己一向爱读的稗官野史材料的分析中。
1．《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开辟中国女性人类学
此篇前身是《小青的分析》，冯小青的研究是潘光旦个人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在学术门类上，可以说它是性心理学研究，也可以说是历史研究，更可以说是中国性人类学的早期研究。
初稿写于1922年，1924年登于《妇女杂志》，由闻一多绘插图。文章主要针对小青行为的详细材料进行性心理分析探讨。首先作者对小青人物的真伪作简单的分析。作者经过详细考证，根据支如增撰写的《小青传》和冯梦龙的《情史类略》、张潮《虞初新志》中的《小青传》、参考张岱、李雯、施润章、陆丽京等人的诗词，结合《盛明杂剧》、《西湖拾遗》等明代笔记、传记中的材料等大量史书及文学材料证明小青是明历万年间只活了18岁的才女，1595年生于扬州，16岁嫁于冯将军作妾，婚后生病，两年后病死。
然后先生对其影恋的行为作了性心理分析：一是潘先生用当时霭理士性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性发育观的五个步骤分析对冯小青的行为——影恋及诗词进行了研究。如：“时时喜于影语：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女奴窥之即止，但见眉痕惨然”等得出，小青是影恋样的自我恋，也有同性恋的倾向，是种心理变态。其次潘光旦认为小青的死与其自觉程度有关。其次认为当时的社会对妇女是不体谅的，是不了解、也不谅解的。通过历史的观察，他看到，中国知识女性患忧郁症或有其他心理变态可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冯小青的影恋只是千千万万受压迫女性的一个典型例子罢了。过去，常常见到不少年长待字的女子，或已嫁而守活寡或死寡的妇女闹病而疯，或患痨病。在潘光旦看来，究其原因是在旧宗法制社会下性行为被压抑扭曲，她们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性生活的衍期、缺乏、不适当，以致精血衰竭、神经错乱。“女子有性的隐疾，不论其为生理的，心理的，大率讳而不言。非不欲言，社会钳制之耳”。也不知道如何调节、如何排遣。而对此种现象，先生就如何改变社会对性欲及性发育观念进行探讨，呼吁社会要有健康的性观念、要推行性教育、保持正常的、适度的男女社会范围；扩大发育期孩子的交往范围，以减少自恋和同性恋的变态心理同时实行各种心理治疗。这篇论文的新意不是对传记和文学作品的深度阐释，意义在于从个案分析中对中国妇女性心理和两性关系的人文关怀。他先从固有材料和本土经验的理论来说明考察问题和采用的方法是“精神分析之性发育观”，其中运用了“中滞”、“回流”等性发育观的概念。
《冯小青考》并不是琐碎的考证之作，它有着更大的社会关怀，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从更广泛的社会思潮意义上来说，《冯小青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妇女解放与解除性禁锢的产物。在论文余论部分，潘光旦把研究的动机交代得很清楚。在他的眼里，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学家视女子为不祥，轻浮的文学家视女子为玩物，社会一般人的看法尤为芜杂不足道。“弱女子不幸而生长其间，其生而发育得宜合乎常态者，终必至反常变态，其生而有常态者，终必至于被拗戾而死，弥可哀已”。也就是说，他对女子受压迫的探究，已经深入到女子受不良社会环境的压迫而导致的性生理与性心理变态上。
2．学术人生的转折
潘光旦认为人类只有对自己有所了解，才能了解社会，了解世界，从而才能控制自己，进而控制世界。他陆续翻译过霭理土的《性心理学研究录》“性与社会”中选译了《性的教育》（1934）和《性的道德》（1934）两篇，直到1939年在抗战时期他便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34万字的《性心理学》译注本。最后一部译著是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介绍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演化的思想，并通过对演化、位育、优生等问题的阐述展示了其对人类演进与民族发展的新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把进化论的思想与不同传统儒家学说的结合建立起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新的思想体系。
《性心理学》是潘光旦先生处心积虑费时两年的翻译力作，原著约四十万字，其中约十万字是先生的注释和附录。《性心理学》译注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内容：（1）《性心理学》译注资料中量最大，也最有特色的是中国稗官野史材料。译注对中国性文化史的整理、阐释。篇幅近10万言，以性心理学的角度整理了中国古文献以及风俗习惯中的有关事例，征引文献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稗官野史资料最为丰富，也最有特色。另外，以科学的立场取代礼教的立场，阐释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于性问题的见解。（2）他试图依据西方性生理学、性心理学的成果来重新阐释中国性文化观念，使两者在理论层面上实现某种程度的融会创新。译注还蕴涵了大量建立在性心理学基础上的对性社会学诸问题的看法。霭理士在《性心理学》的序言中曾引用德国著名妇科专家希尔虚（MaxHirsch）的话说，“性的科学——也有人叫做性学——和医科的别的学问不一样，就是它的范围很难确定，它的边疆是没有一定的界石的。从它的中心射出了许多光芒来，光芒所达到的，不止是一切医科的部门，并且是许多表面上和医科很不相干的学术的领域，它实在和全部人类文化有联带的关系；顺着光芒走，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传统的思想和习惯；道德和宗教也可以影响到它。”从这两个侧面我们看出，在中西融会的基础上，译者提出了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性学术的若干理论构想。尽管这些思路并不是以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态出现的，也没有体现出今人所习惯的学科化追求，但是其博大、新颖的内容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建设工作提供广阔的想象力。（3）译注中还有一些对当时涉及性的事件评论的片段。先生在译著时就中国的文献与习惯中所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与原著相互照印。如本书中的《中国文献中的同性恋举例》是潘光旦在翻译《性心理学》时，联想到了中国的情形，于是，他广泛的查阅和摘录正史和野史中有关中国同性恋现象的的记载上，写成的研究成果，并以附录的形式加在译作之后。从每章译文后的每条中不同的注释中看出潘先生在翻译时贯通中西的大师之笔，34万的译著，其中约10万是注释和附录。潘光旦先生的附录分溯源、部分史传中的实例、部分裨史中的实例、同性恋风会、因缘的解释五部分，通过这五部分，潘先生对中国同性恋现象从历史的角度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这方面译者是做过不少工作的，是他以学术广泛参与社会文明进程的体现。总而言之，译注的内容相当丰富，浓缩了潘光旦性问题研究的各个侧面。译注不仅可读性很高，而且还不断地在激发读者从“性”的角度对中国文献和习惯做出新的理解。由于潘光旦对于西方性科学的理论知识与中国文献均熟练掌握，且具有深刻的理解能力，在研究典范上至今仍难以超越。后续的研究只是在某些个别论断上与潘光旦的早期研究有所对话，乃至修正。以潘光旦的贡献，无论从取得的成果而论，还是从影响力而论，他绝对是20世纪中国性文化史上第一流的人物。
三、嘉惠后学：满怀钦敬与怀念之情
哲人已逝，鸿篇俱在，含英咀华，嘉惠后学。先生治学严谨，在学术上有建树有自已独到的见解。先生博古通今、融贯中西、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能把自己的学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当我目睹一代宗师遗产，洋洋六百多万字的珍贵遗著，怎不令人对前贤产生钦敬与怀念之情。
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独树一帜、卓尔不群。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从先生1928年到1935年间发表的书评篇目中梁实秋先生称之为“不仅是书评的书评”，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徐志摩称潘光旦为潘仙，以其与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相像为由。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
（一）我国性别人类学研究的先驱
潘光旦在美国留学时专业是生物学，主要研究优生学。不过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好学不倦，对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以及中国古典文献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以后逐渐把学术重心转移到优生学、性心理学与社会思想史研究里面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潘光旦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当推早期的专题研究著作《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1927）和霭理士《性心理学》译注本（1944）。
《冯小青》论文别出心裁，潘光旦文中常用大量文献资料，也擅长挖掘稗官野史性学资料，把妇女补充到人类学研究中。先生用固有材料和本土经验让引用材料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并用“精神分析之性发育观”的方法和“回流”、“滞流”等概念作为工具，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古代文学作品对女性描述的合理性，关注女性的声音和妇女的生活体验。把妇女的声音添加到人类，以性别角色、亲属制度和婚姻为主题，研究不同社会文化中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被控制的成为潘光旦的创举。
潘光旦译注本《性心理学》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有关性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巨著，滋养了几代青年读者“春机发陈”时期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传译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把霭理士的学术思想引介到汉语学术界的一个中间环节。潘光旦传译工作的目标是要使蔼理士的学术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学术思想与风俗习惯发生会通，即取人之长为己所用，以己之长补人所短，为建设适合于中国本土的性心理学做开拓性的工作。将近10万字的学术性译注和附录就是最好的说明。其背后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借用费孝通先生的概念）在起作用。他在一则译注里说：“译者对于西洋文物的介绍，一向认为介绍只是初步而未必切于实际的工作，我们必须使介绍的事物和中国原有而同属一类的事物之间，发生一些会通的关系、补正的功能，才算尽了介绍的能事。好比下一颗种子，只是把种子拿了来，撒在地上，当然是不够的。”〕从涉及的领域而言，潘光旦学生物学出身，毕生的研究焦点是性的生物学的密切关系，但是他涉猎范围之广，使其学术思想具有深厚的根基和穷尽性问题各个侧面的广度。他的性生物学研究拓展到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领域，具有相当的综合性。简单地说，从表面上看是性心理学，实则是性心理学、性文化、性社会学的综合体。但他更大的兴趣在于一种生物学派的社会思想，具体到性的领域，即是性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看到，潘光旦在评论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具有“性”的敏感性。〕
从学术观点方面，潘光旦观察性问题的基本框架是以性与人生的关系为中心的。性与人生的关系，包含3个方面：一是性与个人，包括4个方面：（1）性的发育问题，主要属于生理学的范围；（2）性教育的必要问题；（3）性卫生问题；（4）性的解决问题，就是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性欲必须予以满足，必须为它找得一个出路。二是性与社会，就是婚姻问题和与婚姻有连带关系的种种问题，包括婚姻的效用、独身问题、婚姻选择标准与恋爱问题等。三是性与种族，从婚姻行为到子女产生，就是从性的社会意义到达性的种族意义的过程，它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从婚姻选择里面，从两性的行为里面产生维持种族血统延续、发扬民族文化的健全分子。从这个三分法里面，可以看出，性与个人，部分地涉及性社会学的问题；性与种族，在性与未来社会的繁荣之间建立联系，也应可纳入性社会学的主题。潘光旦认为，已往讲性教育往往只讲个人的性的生理卫生，而不谈性的社会与种族问题。但是，人既然是生存在社会文化环境里面的，性与社会、种族两方面的关系密切程度，并不减于它与个人生理卫生的关系，所以必须兼顾到三个方面才是圆满的。潘光旦在评论基督教青年会亚洲部干事艾迪（GeorgeSherwoodEddy）的《性与青年》一书时采取的就是这一立场，他认为艾迪的书在个人生理卫生方面讲得很好，但是，忽略了性的社会与种族意义，因而不是全面的分析。如果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性与人生的3个方面：我们看到，性与个人的关系，更多的是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的处理对象；性与社会的关系，更多的是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处理对象；性与种族的关系，更多的是生物学、优生学、人口学的处理对象。潘光旦的研究重点在于第二与第三方面，与蔼理士偏重第一方面有所差异。
在思想倾向上，潘光旦是一个中庸派，既不主张禁欲，也不主张纵欲。他认为人类的性倾向，深深地埋根在人的生物本性里。“生理与病态之间，找不到不可逾越的界线。所谓常态与病态，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变异。形形色色的性歧变，虽然与后天的教养有关，终究大半是先天气质的结果，根柢极深。因此，先生主张，我们在整个性的题目上需要更多的宽容，除非是那些从医学上或法律上看来可以引起问题的事例，是无需责备或干涉的。”〕这也与蔼理士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人与外在物理环境以及自身冲动达成和谐的人文思想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