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吴文藻先生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对各种学术思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他先后研究了法国的社会学派，德国的系统社会学学派，英国的功能学派和美国的民族学历史学派、民族学德奥播化学派等。他在对这些学派作深入考察并经深思熟虑之后，终于选择了英国的功能学派的理论。其理由是“功能学派式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上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为了满足他们个人和集体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对人类的生活是有用的意思。也就是文化是因为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功能就是需要。这非常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此，吴文藻先生认为，用功能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情就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研究路子。为了系统的介绍和推广功能学派，他专门写了《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他还邀请了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拉得克利夫？布朗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与此同时，他还关注另一位功能学派大师马凌诺夫斯基，他推荐其弟子费孝通拜马氏为师，专门接收和研究功能理论。
其次是用功能学派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在以前没有什么研究的基础上，要想全面铺开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吴文藻先生十分清楚。因此，他提出了进行社区研究的方案。在向同仁和学生介绍了解社区是什么的基础上，他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教到国内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使社区研究巍然成风。比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调查，林耀华的福州附近的义序宗族组织问题调查，黄华的节定县礼俗和社会组织问题调查等等。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当时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中国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今日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也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是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的科学人才。社会学和民族学要真正的中国化，是必须要具有中国特有研究风格的“独立的科学人才”。吴文藻先生对此看得最重要，他把最大的精力和心思花在培养学生和专业人才上。吴文藻作为近代中国爱国归国留学生、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借鉴美英等国高等教育方法，提出培养中国突出人才的具体标准要求及一整套方式方法，并付诸实践，为祖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突出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人才。其方式方法为当今祖国突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迪。吴文藻是近代中国最早明确倡导培养突出人才的学者。在其《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一文中，他提出了“突出人才是发展科学的第一要素”。他认为，“欲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首在慎选具有独立研究资格的专门人才，充分予以发挥才能的机会；次在宽筹经费，优遇此类人才，使能专心研究，一面可以增益知识，一面可以培植后学；又次则在健全研究组织，鼓励学术空气，以利研究工作的推进，及专门学识的传授。人才，经费，及组织三者，相益相成，缺一不可，是乃发展科学的基本要素。”在人才，经费和组织三者中，他尤其重视人才，他认为“突出人才是发展科学的第一要素”。他指出，若无突出人才，专心攻修，即有充足经费及完好设备，亦将一筹莫展。那么如何培养中国的突出人才？吴文藻提出了一整套教育方式方法。
1．用讨论班的方式培养学生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和合作研究的能力。他在具备一定基础和专业知识的本科三、四年级学生及研究生中，采取自己开讲并辅以讨论班的形式上课。先让学生选择某一门课程中的研究专题进行准备，然后进行个别指导，使学生撰写出专题讨论文章，最后让学生在讨论班上讲解各自的研究成果并进行讨论。这种形式不仅启发了每一个学生个人特长的发挥，而且又锻炼了学生独立钻研知识，从事专题研究的能力。与此同时，他还主张合作研究的训练，认为这对于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学术研究极有裨益。因为进行集体思想之时，必须共同商量，公开讨论。这对于研究最有帮助。他主张我们可以常常试用研究生讨论班的方法，来讨论各人研究考察的结果。此法适用得当，对于学生必有莫大的好处。因为严格进行讨论之时，对于科学工作施行的步骤，必须反复详加考问，譬如：第一，考问其对本问题所包扩的初步假设是否适当；第二，他所搜集的一切材料，是否足以充分支持其假设；第三，他在研究时所应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结论，是否站立得住。如果盘问彻底，商讨周详，这是学生求进步最快的方策。这种讨论班形式培养人才的方法，后来被他的学生费孝通概括为一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方法。即鼓励学生们不要一味迷信学谁，而要在学术上有自己的判断和方向，“要开创一个新的学风，实事求是互相学习的学风，不搞门户之见。……每个学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每个人对别人的见解都有赞同与反对的权力”。在此思想方法指导下，后来逐步形成了社会学学术研究团体。
2．为了培养出一批干练的人才，吴文藻先生还对一些在本科学习时比较突出的学生进行了重点培养。由于当时国内大学的学术条件还不好，因此他决定安排学生到学术条件较好的欧美国家学习。他选送了大批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而且，他对诸如派哪个学生到哪个国家，哪个学校，跟谁为师以及吸收哪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根据社会需要作了周密的筹划。他曾说“我对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例如，在他的努力下，李安宅先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人类学系，跟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的两个大弟子克娄伯和罗维学习，后又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跟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学习；林耀华到美国一流的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黄迪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把费孝通引荐给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功能派大师马凌诺斯基当学生；把瞿同祖和冯家日升推荐给著名学者魏特福等。出国的学生回国后大都成了该专业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不仅学术成就在国内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3．让学生进行实地考察。这也就是吴文藻强调的社区研究。他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他认为让学生获得实地工作经验是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亦是证实理论和运用技术最好的训练。他指出，参与社区调查研究活动，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尤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染，去受陶融，同本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动作，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真相，才能彻底明了。只有认识中国社会，才能思考解决建设中国的问题，才能学有所用，不落空谈。为此，他常常组织研究生到乡村搞专题实地调查。例如，在燕大期间，吴文藻曾派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淳县调查乡村领袖冲突问题；派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调查宗族组织问题；派费孝通考查江苏省江村的农村经济问题；派黄华节去河北定县调查礼俗和社会组织问题；派黄迪到清河调查村镇结构问题；派郑安仑到福建调查侨民问题；派李有义去山西徐沟调查社会组织等等。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既锻炼出了他们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同时又培养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生们的上述调查研究成果都陆续得到了发表，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学中国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吴文藻先生的一生是发现和培养中国人类学人才的一生，即使是到了晚年，他不顾自己患有白内障和眼疾和有心脏病的身体，他还非常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工作。从1979年至1985年他逝世以前，他参加了指导两届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工作。他极其认真地辅导学生看书和写论文，并常常把学生召到家中去单独面授。
综上所述，吴文藻作为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开拓人类学中国化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起了前驱开路的先锋作用。首先，他是明确提出“中国化”主张的第一人。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早倡导建设一种使人类学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理论方法。其次，他是最早系统引入了西方社会学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方式，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成果，为我所用，构建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方法体系。再次，更为突出的是，他立志杏坛，传播人类学，培养中国的人类学人才。他在1929年至1985年的56年中，有43年执教生涯，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类学人才，其中一些人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撒下了人类学中国化的种子，为中国人类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不愧是人类学中国化的先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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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庆仁，马启成，白振声主编．《吴文藻纪念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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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学术年谱
1901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市。
1916年，入北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官办留美预备学校），进行了为期6年的学习。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默斯学院社会学系。
1926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写有硕士论文《孙逸仙三民主义学说》和发表《民族与国家》，载《留美学生季刊》第11卷第3号。
1928年，发表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原文为英文），纽约学术出版社。获博士学位。
1929年，回国任燕京大学教授。
1931年，发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与费边派社会主义的比较，载《社会问题》第一卷第4期和第2卷第1期。
1932年，发表《文化人类学》，见孙寒冰主编《社会科学大纲》第三章，上海黎明书局出版。
1933年，发表《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载《社会学刊》第4卷第1期。
1934年，发表《蒙古包》，载《社会研究》第74期。
1935年，发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社会研究》第67期。
1935年，发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研究》第81期。
1935年，发表《冯维史的经验学派社会学》，载《社会研究》第86期。
1935年，发表《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载《社会研究》第101，102期。
1935年，发表《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社会研究》第111期，112期。
1936年，发表《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社会学刊》第5卷第1期。
1936年，发表《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载《社会学界》第9卷。
1936年，编译《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的建议》（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著），载《社会研究》第116期。
1938年，发表《论文化表格》，载《社会学界》第10卷。1938年夏后在云南大学任教。
1939年，在云南大学创立社会学系，并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成立云南人类学会。
1940年，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
1940年，发表《民主的意义》，载《今日评论》周刊第4卷第8期。
1940年，发表《论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载《社会科学》创刊号。
1941年，发表《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载《三民主义周刊》第2卷第9期。
1942年，发表《边政学发凡》，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
1943年，发表印《印度的社会与文化》，载《文化先锋》第2卷第16期。
1953年任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9年后从事编译工作。
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
1981年，发表《英国功能派人类学今昔》，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1982年，发表《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1982年，编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英国赫？齐？韦尔斯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82年，《吴文藻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1985年，发《新进化论试析》，载《民族学研究》第7辑。
1985年，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
[作者简介]罗成华（1978～），男，土家族，湖北咸丰人，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