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全
李亦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李亦园先生以其人类学视野和学术贡献，推动台湾人文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对中国文化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从早期的高山族研究，到后来的汉族传统文化研究，进而延伸到东南亚华人的探索，李亦园先生以民间文化或小传统的视角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文法，从文化调适理论架构基础上创造出了中国文化“三层次均衡和谐”理论。李亦园先生明确地提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寻求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永续生存之道”的观点，体现出了作为一名资深人类学家对人类未来的关怀。
一、人类学家李亦园其人
李亦园是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政论家。1931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48年毕业于泉州培元中学，同年赴台，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8年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959年获硕士学位。1960年回国升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62年开始着手于东南亚华侨社会文化的研究工作。1962年7月获哈佛燕京社“东亚学会”的支助前往沙劳越首府古晋作华侨社会文化的调查工作，在沙劳越一个半月，主要是研究当地华人方言群的动向。1963年8月再度到马来亚麻坡作一个多月的调查工作，1966年又再度获得“东亚学会”的支助回到马来亚麻坡从事半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1968年至199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副所长及所长等职。1984年出任新竹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1990年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现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人类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
（李亦园先生）
李亦园的学术研究广涉人类学，文化比较学，比较宗教学，神话研究及华侨社会文化学等。李亦园著述主要有《马太阿美的物质文化》（1962）、《南澳的泰雅人》（1963～1964）、《文化与行为》（1996）、《文化的图像》（1992）、《信仰与文化》（1979）、《人类学与现代社会》（1984）、《人类的视野》（1996）、《宗教与神话论集》（1998）、《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生涯》（1999）等专著20部，论文《邵族的经济生活》、《台湾土著族的两种社会宗教结构系统》、《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社团组织与领袖形态》、《台湾汉人家族的传统与现代适应》、《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等180余篇。李亦园长期从事台湾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对中国传统宗教仪式在社会变迁中的理论范式、民间医疗与其他宗教人类学的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亦园在进行学术研究中注重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他引进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了心理人类学的理论、文化阐释理论与象征理论。在民间文化研究探究了文化文法，创造了中国文化“三层次均衡和谐”理论。
二、李亦园的治学经历
（一）求学：师从名师
1931年，李亦园出生于中国著名侨乡——福建泉州。1948年他在家乡的培元中学完成学业后，因仰慕泉州同邑乡长、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化学家庄长恭院士之名，报考台湾大学。李亦园在高中时代最喜欢的科目是地理，特别是对人文地理深感兴趣。但当他来台湾大学求学时，由于当时该校未设地理系，只好选择相近的历史系就读。1949年台湾大学成立考古人类学系，李亦园决定转系，就读于考古人类学系，直到1953年毕业，开始了其作为专业人类学者的研究生涯。
李亦园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深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西方著名人文学家和学术思潮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一大批当时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迁移台湾。如中国考古学、人类学的泰斗，因发掘河南安阳殷商文化遗址而闻名国际的李济先生；1929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在中国进行第一次正式的科学的民族田野调查——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调查，并开创“中央研究院”民族学、人类学实地调查传统的凌纯声先生和汉语语言学家董同禾等。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从中原南下后，在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当李亦园在台大求学时，很幸运地得到这些著名教授的训练。当时的台大设计的课程内容很丰富，“各种范围和层面都有”。如修读“体质人类学”，也要到医院学习“人骨学”；修读“殷商社会”，这些都给李亦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民族学的研究兴趣，直接来自李宗侗、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等著名的人文学家。尤其是凌纯声、芮逸夫的教学内容，更给了李亦园很大的影响。这些教授的课程不仅为李亦园未来的学术发展尤其是人类学的研究兴趣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李亦园学术训练和治学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因素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学术思潮。1958年，已跟随凌纯声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了两年的李亦园，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奖学金，前往哈佛人类学系攻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人文学界，盛行社会科学科际整合的学术风气。李亦园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受到很好的多元学科与科际整合的训练。他的系主任克罗孔贯通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四门知识；另一位教授斐约翰是东方与日本经济研究专家，为他奠定了进行亚洲研究的基础；另一位教授杜宝娅专精于文化与性格的研究，是当时美国甚为流行的人类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在哈佛学习的两年，对李亦园日后的治学影响很大，激发了他对多领域社会学科整合的研究兴趣与视野。1960年，当完成留学任务返回台湾后，他不仅以“文化多元”和跨学科的理念开始包括东南亚华人在内的多元学科的学术研究，也推动台湾人文学界科际整合学术风气的发展。
（二）历练：台湾高山族研究
李亦园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指出，数十年来，他研究的领域是从异文化到己文化，再延伸到东南亚华侨的探索。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做是对自身学术研究能力的历练。李亦园的人类学研究开始于对异文化的考察，主要对象是台湾的土著高山族。李亦园对异民族文化的研究兴趣，是受了凌纯声等一批去台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前辈的直接影响。在大学时代，他就随凌纯声、卫惠林两位教授去台湾花莲做花莲南势阿美族的研究。1953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凌纯声任所长，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对即将迅速消失的高山族文化进行调查研究。李亦园受凌纯声先生影响，从台大转入民族所，多次参与凌纯声、陈奇禄等教授主持的对邵族、排湾族等民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1960年从哈佛留学回台后，他担任总主持人完成了民族学研究所对台湾南澳泰雅族文化的一项大型集体田野调查计划，并主持编撰《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学田野调查和研究》上、下两册，于1963年和1964年以民族所专刊甲种五及六出版。
从1954年到1963年，李亦园发表了《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邵族的经济生活》、《祖灵的庇护———南澳泰雅人超自然信仰研究》、《Anito的社会功能———雅美族灵魂信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台湾土著族的两种社会宗教结构系统》等共18篇有关台湾高山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这些学术成果对台湾高山族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李亦园的治学而言，他对台湾高山族的研究与成就，给了他异文化的视野。在对台湾土著民族的研究，李亦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他以历史记载与实物资料为基础，结合田野调查进行研究，最先倡议以“文化、人格与社会”三个系统对土著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在阐述自己对异文化研究的体会时指出，作为一个汉人，在对土著民族的文化考察中感受到不同民族间强烈的文化震撼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时也认识到任何不同的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会中，只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互动后，势将形成高低不同的位阶。而不同族群在接触之后所出现的高低位阶差异，也会因此影响族群之间互动的模式。这种对异文化的研究经验对他以后探讨包括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关系在内的各种族群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三）成熟：汉文化研究
在经过多年的异文化研究之后，李亦园的研究对象和兴趣开始转向己文化，即对汉文化的研究。在哈佛留学期间，李亦园对趋向于当代的行为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接触最多的杜宝娅（CoraDubois）教授很重视华侨问题的研究，而他的导师斐约翰（JohnPelzel）则是汉文化研究专家。在他们的影响下，李亦园兴起研究汉族文化的念头，“常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田汝康先生的《砂劳越华侨》等著作为范本思考”。李亦园认为，作为一位人类学者，在对异民族文化有了一番理解之后，应该反过来回到原点，认识自己的文化。从1962年开始，李亦园将研究重点转向汉文化。受美国教授的影响，他最初的计划是以东南亚华侨社会研究作为切入点，继而进行汉文化研究。但由于受当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进行，他便考虑先从台湾当地的研究着手。1964年9月，他来到距离台湾鹿港镇不远的俾港乡泉州厝，先后进行十个月的田野工作。这是一次对李亦园的学术转型意义重大的研究工作。数十年后，他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发展时指出，“那是最愉快的一次田野工作，而所得的资料与经验一直是我后来探讨中国民间文化的主要基础”。“彰化的汉族村落研究不仅使我得到很丰富的民间文化研究资料，也给我后来华侨社会的比较研究、对照的框架。两年之后我才前往马来亚做调查，并完成《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一书”。
李亦园对汉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寻求一条与传统的汉文化经典研究或“大传统”的哲理思维相异的治学道路，从民间文化或从“小传统”文化来研究汉文化。他认为，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欲，他们生活的一切也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欠缺对这些常民文化的了解，总是难以窥视中国文化的全体。李亦园的汉文化研究以“汉人民间信仰系统及仪式行为”和“中国文化体系特质”这两个领域最为著名。他的汉人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以小见大”、“由俗论精”和“以精见博”。从1964年他的泉州厝研究开始，数十年来，他以民间信仰为主题的论文很多，早期的论文讨论民间信仰的理念和仪式、分析民间信仰对个人心理平衡和对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论文则多以民间信仰的变化及其对台湾社会文化变迁的关联、因果为主题。1988年，李亦园提出著名的“李氏假设”，以台湾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汉人通俗文化的特色，探讨存在于小传统里促进台湾企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该理论校正了一般社会学家只重视大传统的偏失，同时也为将来研究同类课题的学者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因而被学者们誉为颇有启发的“李氏假设”。
（四）延伸：海外华人研究
李亦园开启和推动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东南亚华人研究。由于二战后特殊的历史背景，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是当时东方人类学界研究东南亚华人的重镇。1962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李亦园开始进行砂劳越华人的田野研究，这项工作被视为“开启了台湾人类学界的东南亚华人研究”。1965年，他相继发表了《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社团组织与领袖形态》、《东南亚诸国现代化的若干问题》以及《TheDynamicsofDialectGroupsamongtheChineseinSarawak》等论文，这些成果亦被视为“台湾人类学界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起点”。从1963年至1967年的三四年间，他又三度前往马来亚柔佛州的麻坡镇进行田野工作，其成果后撰成《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于1970年出版。该书是第一本以中文发表的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专著，它的出版同时也奠定了李亦园在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李亦园教授少有机会再到东南亚做长期的田野研究工作，但他仍多次主持综合性的研究计划，支持、鼓励和推动学者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虽然在研究的目的上，李亦园也把海外华人当作中国文化的实验室来看待，但与其他以“文化调适”论考察研究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者相比，他在研究过程中更强调华人在不同环境下所显示的适应形态的全面性研究。1984年，他就华南移民在海外移殖的适应问题提出一个全面的分类框架。这个框架把华人海外移殖的环境适应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本土移殖”，又分为“台湾”和“海南岛”两种类别；另一类是“非本土移殖或海外移殖”，这一类又再分为两种形态：即弱势客地文化，如东南亚，其中又包括“殖民地时代”和“独立时代”两种形态；另一类则是优势客地文化，如北美、欧洲等。2002年，他再次修正海外华人文化适应的分类架构。他把海外华人研究的相关领域分成“辅助性研究领域”和“主体性研究领域（海外华人社会）”两大类。前一类，包括“华南侨区”与“台、港、澳”两个部分；后一类则分成“弱势客地文化区域（东南亚地区）”和“强势客地文化区域（欧、美、澳地区）”两种类型。李亦园认为，“研究海外华人必须先了解他们在国内（特别是华南）原居地的社会文化状况，才能对他们的背景资料有所掌握。台湾、香港、澳门虽然不能算是海外，但总有其特殊性，把这三地当作海外华人社会这个真正的实验室的比较控制群来看待，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至于第三部分主体的海外华人社会，也因实验室这一概念，就把实验的外在环境区分为弱势客地文化区域和强势客地文化区域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