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撰写过《匈奴诸王考述》（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把匈奴国家几十种王的名称、性质、分布地区和隶属关系等问题基本上摆出来了。然而，匈奴这样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生产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又很不发达，却在蒙古草原建立起第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辖区东起辽东，西至巴尔喀什湖，广袤万余里，前后维持了四百多年，是什么力量把它凝聚在一起，而且能分而复合，衰而复兴，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研究通史和匈奴专史的人，往往用“军事奴隶制”这样一种概念给匈奴国家定性，目的是说明，匈奴这样的民族，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这样的大国，而且也是凭借武力维持其统治的。这种说法，是不完全，也是不妥当的。
诚然，匈奴民族从它开始建立政权的时候起，就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如《史记·秦本纪》记：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韩、赵、魏、齐帅匈奴共攻秦”。《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为了强化自己的国家，“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胡即指匈奴，此事成为后世的佳话。《匈奴列传》记载更详，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又记：“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这些资料说明匈奴族很重视军事和军事训练，从儿童时期开始，就练习骑射；成人册编入甲骑。战争中进行赏罚，也以杀人多少和功劳大小为依据，但是，不仅仅匈奴如此，其他游牧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种情况。骑射是生产的一种手段，是获得生活资料的一种方式。绝大多数古代游牧民族，都兼营射猎。骑射是一种生产形式，生产又与习战相结合，通过生产学习作战，又以作战保卫生产，所以，匈奴是生产与作战结合十分紧密的一个民族。
甲骑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它具有进攻迅速，摧毁力强，战斗中能机动灵活等优点，比起中原地区常用的步兵、战车威力大得多，所以赵武灵王才改用“胡服骑射”。匈奴国家在冒顿单于时代，东攻东胡，西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诸王，很快成为强大的国家，毫无疑问，甲骑起了很大作用，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仅靠军事力量可以广地扩境，也可以征服和掠夺其他民族，如果要维持长久的统治，特别是像匈奴国家占地数万里，一直存在了四百多年，而且，被统治被奴役的民族有的生产水平要比统治民族匈奴还高，这是很困难的。匈奴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分裂，分裂后有的为别部所并，有的衰而复兴，总的来说，政权还是延续下来。复兴或者恢复的原因很多，如汉朝政府的支持，有时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在匈奴内部，始终有一种力量，一直为保卫和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奋斗，哪怕这种力量是落后的、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但它是存在的、发挥作用的。这种力量，就是匈奴贵族中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利害相关的、为保卫自己特权而斗争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也曾多次出现裂痕，甚至刀戈相见，但在总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有时能暂时弥合，为整个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这是匈奴国家政权能够维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内因。
恩格斯分析、研究了国家在氏族制度废墟上突起的三种主要形式：一种是雅典“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第二种是罗马式，在这里，“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国家”。第三种是德意志人式，它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的广阔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的。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基础仍然和从前一样，所以，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
匈奴国家的产生属于哪种形式呢？当然，它不是第一种，不是从自身内部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也不是第二种，不是经过平民的斗争摧毁旧的氏族制度而建立起的国家。匈奴国家的产生，近乎第三种形式。
匈奴国家建立以前，大漠南北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生产以游牧为主，发展水平不高，各自由氏族或部落政权管辖。王国维曾经指出，他们是“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这种说法虽不可取，但强者号令诸部，弱者依附强者，这大概是事实。这种状况就形成了三代以来传说和记载中蒙古草原许多族名变化的情况，经过很长时期的变化发展，特别是生产水平的慢慢提高，在大漠南北形成了若干比较稳定的联盟组织，各据一方。匈奴民族的强大和匈奴国家政权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联合和征服邻近的氏族和部落，逐渐发展的结果。在这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他们的生产发展水平相同或相近，经济基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氏族制度没有瓦解，而是以改变了的方式继续存在，成为匈奴国家实行统治的政治基础。
匈奴国家政权的核心氏族是挛鞮氏，它是单于所出的氏族。换言之，挛鞮氏是匈奴国家最高的氏族，也是匈奴国家的核心统治者。挛鞮氏又和其他几个氏族部落联盟，组成婚姻集团，成为匈奴国家政权的最高统治阶层。各氏族、部落在匈奴国家政权中地位，主要是以该氏族、部落参加匈奴国家的先后、实力大小、对挛辊氏的亲疏和贡献多少等因素所决定的。血亲关系在这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与单于所出的挛鞮氏通婚的，发展到后期，仅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和丘林氏，其他氏族部落不能加入这个集团。除过这个核心血亲集团外还存在与其他贵族联姻的各种外围血亲集团，但各种外围集团虽然同核心集团在政治上有密切的联系，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汉使中行说降匈奴，在匈奴居住多年，他在解释匈奴“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的原因时说，“恶种姓之失也”。可见氏族婚姻在匈奴政治上的地位。恩格斯曾经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这句名言，用来说明匈奴国家的社会制度，是非常恰当的。
一、核心血亲集团
研究核心集团，不可避免要涉及匈奴族的来源问题。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在史书中有许多解释，但至今仍未解决。
最早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匈奴列传》开头，写了这样一段话：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司马迁的这段话，包括两句。前句夏后氏之苗裔说，是当时史书家的一种癖好，总要把中原和边疆各民族的来历与三皇五帝联系起来，可姑置不论。后一句话说得很有分寸，仅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客观地摆出情况，并没有说他们之间有承袭关系，用语相当谨慎。
之后就不同了。东汉应劭着《风俗通义》，就说“殷时日獯粥，改日匈奴。”指出承袭关系。后来，晋灼注《汉书》，又进一步，说：“尧时日荤粥，周日猃狁，秦日匈奴”，与司马迁的原意大相径庭了。近人王国维撰《鬼方昆夷俨狁考》，又加以发展，把鬼方、混夷、獯粥、猃狁、胡、匈奴说成是华夏人在不同时期对匈奴人的不同称谓。这种说法，实在不妥。如果说尧时的荤粥是秦汉匈奴的祖先，属于同族，为《史记·匈奴列传》中说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立，“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浑庾就是荤粥。可见，浑庾、匈奴、丁灵、鬲昆等是当时蒙古草原并存的民族，汉初其地先后为匈奴所征服。除上述外，这个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原来与匈奴族并列，秦汉时陆续臣服于匈奴。
尽管如此，匈奴族的形成还是有迹可寻的。今本《史记·匈奴列传》有缺漏，两《汉书》的《匈奴传》增补的记载，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汉书·匈奴传》记：
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日撑犁狐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此条《后汉书·南匈奴传》又有补充，云：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由这些资料可知，匈奴族最早是由挛辊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和以后的丘林氏五大氏族所结成的婚姻联盟集团，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样，要解决匈奴族的族源和发展史，就要从研究这五大氏族的历史入手。
《史记·骠骑列传》引武帝上谕云：“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史记会注考证》引丁谦说：“揆其地望，当在克鲁伦河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分册，将狼居胥山标在克鲁伦河上游西，姑衍山定于土拉河上游，均在今乌兰巴托附近。封和禅的意思，《史记·封禅书》有所解释：“巡祭天地诸神山川而封禅焉”，为“用事于鬼神者”。《汉书·郊祀志》“封禅”一词下，师古注：“封禅者，封土于山而禅祭于地也。”总之，封禅是祭祀山川鬼神的一种活动。
霍去病等进兵狼居胥山、姑衍，确有后来“直抵黄龙”的意思，一直深入匈奴的根据地，在此所封所禅的山川鬼神，应是匈奴的山川鬼神。“狼居胥”和“挛鞮”，特别是和“虚连题”，音极相似，应是不同人对同一名称的异译。姑衍和呼衍，又是一音之转。如果这个分析不错的话，则狼居胥山则是单于所在挛鞮氏家族祭祀之所，姑衍山则是贵族呼衍氏发祥之地，他们两族最早就在这里结成联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挛鞮氏和呼衍氏曾以此为据点，当时的其他资料还可佐证。《汉书·霍去病传》记：汉军在这一带“执讯获酶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取食于敌，卓行殊运而粮不绝”，说明这里人数众多，又有充足的粮食储存。杨雄在上书中也说，霍去病曾在此“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证明有一批贵族仍住在这里。俄国人科兹洛夫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策·道尔吉苏荣，在今乌兰巴托北的诺颜山地区发掘出一批墓葬，最古的是公元前7世纪至3世纪，晚的到西汉后期，内含极为丰富。最古的方形石墓中有铁斧、铁刀和属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的铁马嚼，时间属于中原春秋战国时期。实物证明，这一带地区曾经是匈奴祖先南下以前活动过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条资料，匈奴俗“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茏城的茏，作“艹”头，并非太史公画蛇添足，正是为了与龙字加以区别。这好比清代用汉文译外国名称时字旁加“口”，以表示音译。班固不明其意，省去“艹”头，直作龙城，致使后来有人产生误会，把茏城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龙联系起来，这显然不合原意。因为太史公说得很清楚，会茏城是“祭其先、天地、鬼神”。
最早的茏城在什么地方，看来是在今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上游地区。茏城的茏是音译，城在此作祭祀场所解，茏字正好与狼居胥山的狼，挛鞮氏的挛音同，则茏城正是挛辊氏氏族祭祀其先祖鬼神的地方。后来匈奴国家扩大了，特别是它分裂时期，祭祀活动不能统一起来，于是汉代史料中出现了好几个茏城，有的在左部，有的在燕然山，与最初的茏城相去甚远。这只能说，随着形势的变化，统一的祭祀暂时不能举行了，但各个集团仍按旧俗举行祭祀，于是别立祭祀场所，仍称茏城。然而，不论什么情况，掌权者仍是挛鞮氏，所以祭祀的对象主要还是挛辊氏的先祖、鬼神。
根据以上所说，匈奴是由挛鞮氏和呼衍氏结成的联盟集团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与须卜氏和兰氏结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须卜，《史记·骠骑列传》作“速濮”，为同名异译。《汉书·霍去病传》记：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讨速濮，涉狐奴……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析兰王，斩卢侯（胡）王”。岑仲勉先生认为，汉代隶书偏旁木、才不分，折应是析之误；如此折兰应是析兰。颜师古认为即以后鲜卑族中的“是兰”。兰氏，大概就是析兰氏。乌整水，即汉代乌逆水，今称庄浪河，在兰州西北。皋兰，在今兰州皋兰山。由此可见，此时的速濮部在今庄浪河以北的景泰县地区，析兰部在兰州以北。
速濮和析兰二部迁居于此的时间，不会早于汉文帝初年，即右贤王西击月氏之前。在此以前，速濮和兰氏二部属右方，归右方王将管辖，“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则须卜和兰氏的居地应在今内蒙西部至宁夏一带。这个地区秦时为北地郡和九原郡，蒙恬北逐匈奴后在此戍守，则秦时的匈奴须卜、兰氏，当在今阴山山脉一带。这样，我们就可知道，挛鞮氏、呼衍氏和须卜氏、兰氏结盟，地点在今阴山南北地区，时间在战国后期至秦代，匈奴族正是在这个联盟结成后，并以此为核心，迅速发展起来。须卜部结盟在后，所以其地位不仅低于挛鞮氏，而且也低于呼衍氏。
丘林氏也是匈奴名族，但《史记》、《汉书》中对其活动缺乏记载，《晋书·匈奴传》又称为乔氏。乔氏无疑是丘林氏的别译。丘林急读为乔。汉代虽然缺少丘林氏活动情况的记载，但既然是名族，就不能没有活动。《汉书·匈奴传》记：“河平元年（前28），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献，朝正月。”《东观汉记·卢芳传》：“会匈奴句林王将兵来降参蛮胡，芳因随入匈奴。”《后汉书·南匈奴传》：永平十六年（73）“南单于……攻皋林、温禺椟王于涿邪山。”建初元年（76）“皋林、温禺椟王复将众还居涿邪山。”句林的句古时与勾互通，此句林应为勾林之误。勾与皋音近，勾林即皋林。皋又与乔相近，乔氏又为丘林氏之别译，则皋林氏实即丘林氏。《匈奴传》的作者不加细考，依文档照抄，致使一个传记中出现了不同译名，需要澄清。
丘林氏的活动，从以上所引资料看，西汉时其王曾受单于派遣朝汉，王似在单于左右。东汉初深入安定属国的参蛮（今庆阳西）招纳卢芳，其居地仍在河套以东。后来多次出现在涿邪山，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朗扎德戛德地区，似乎是丘林部的根据地。由此可以分析，丘林氏的原活动地区在阴山西北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