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文字，是讲有机组织领导群的重要性的，很精辟，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一次，刘邦集群臣讨论朝政，其中，刘邦提了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在一些人吹捧了刘邦如何英明等等之后，刘邦否定了这些说法，却认为：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三. “杂于利害”的兵家管理模式
知己知彼的课略总方针
《孙子兵法》的著名论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具有永恒的价值。“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是，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什么危险；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一半；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战都危险。只有全面了解作战双方的有关信息，才可能对战况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正确地指挥战争，取得胜利；否则将危机四伏，胜负难料。
“知己知彼”确是战争中的真理。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此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再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此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尔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赤壁之战即是例证。
赤壁之战中，诸葛亮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之人，仍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而孔明解释说：“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之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长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
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诸葛亮洞察魏蜀吴三方实力而作出的选择。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知己知彼”要求企业的领导者知道和掌握两方面的情况，即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
外部环境（“彼”）包含的内容很多，主要有自然条件、政治动态、社会风尚、经济状况、科技信息、市场需求、竞争对手。企业自身（“己”）的内容也很多，主要有企业所拥有的物质条件、销售状况、经营管理水平、企业应变能力等。
只有对“彼”和“己”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了如指掌，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孙子兵法·地形篇》），扬长避短，提高决策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使企业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前进。
“知己知彼”代表的根本意思是“知变”。若用孙子的另一句名言来解释，就是“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利矣”（《孙子兵法·九变篇》）。“知己知彼”难点在于自己要“跟变”，就是要与时俱进，让自己进步的步伐远远胜于对方，即使对方也利用“知己知彼”的谋略，也不能牵制自己。要达到如此境界，企业管理者需要悉心揣摩商机，牢牢把握主动权，不仅不会受制于人，更以自己革新的姿态率先引领业界新风尚。
奇正相生的变通原则
《孙子兵法·势篇》讲“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之含义，是指战术的变换，辩证逻辑。《吴子·治兵第三》说：“凡兵战之场，止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中对死生、文武、刚柔、众寡等关系的论述也是灵活辩证的。老子《道德经·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道德经·五十八章》说：“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认识到了“奇正”的关系是互变互生的关系，深得辩证精髓。
掌握奇正原理，是指挥军队面对敌人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从军事角度而言，出奇制胜为用兵之关键，得胜之妙招。
公元200年，袁绍、曹操两大集团在官渡展开决战。曹军在正面战场坚壁固守，扼敌咽喉，同时，利用时机，变换奇正。曹操亲率轻骑五千，以奇兵夜袭乌巢，火烧袁军屯粮。当袁军因粮草被焚，军心动摇之际，曹军在正面战场全线出击，歼灭袁军主力，最后使得袁绍落荒而逃，余部七万多人投降。
曹操先正后奇，以奇击虚，奇正相生，击奇制胜的高明韬略，是官渡之战获胜的关键。
出奇招可以从阻力最小、效益最大的途径达到目的。用奇的核心，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根据敌情，灵活运用，不泥常法，出人意外。简而言之，奇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既要充分利用对方的思维弱点，侦破、捕获对方的思想空隙，大胆突破思维的框框、常规，又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根有据，避免失去基础，走入绝境。
“正”，憨实敦厚，中规中矩，常情常态，为常人所掌握；“奇”，古灵精怪，难为常人所用，但是一旦得其三昧自然就会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让对手无法破解，只能望洋兴叹。“奇正”交相运用，则一张一弛，游刃有余。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首先要踏实立足于市场规律，然后以市场变化为导向，时常调整管理思路进行体制创新，放得出还能收得回，做到“万变不离其宗”，“一宗而化万变”。
“践墨随敌”的调控原则
孙武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提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这里的“践”是实践、履行的意思；“墨”，即绳墨。过去，木工下料时总是要先量一量木料，扯开绳墨在木料上轻轻一弹，弹出一道墨线，然后按照墨线锯出所需材料的长短和宽窄。在这里引申为规矩、法则。这句话的意思是，作战中采用什么战法，必须根据敌情而定，敌变我变。
孙子本人在帮助吴王制定进攻楚国的决策时就曾经遵循了这一原则。吴国与楚国是近邻，彼此长期争斗，都想吞并对方。公元前512年，吴军在楚国边境地区连续攻克了几座小城邑。吴王阖闾非常高兴，意欲乘胜前进，直接发兵攻打楚国的首都郢城。孙子劝阻说：“部队太疲劳了，现在不宜连续作战，不妨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说。”三年之后，吴军又在豫章（今安徽省寿县、合肥一带）打败楚军，吴王阖闾又打算乘胜前进，攻打楚国都城，又被孙子劝阻了。
公元前506年，楚国围攻蔡国，蔡昭侯请求吴国出兵救援。这次孙武建议吴王出兵，吴王不解地问：“前两次寡人打算伐楚，你们都说不可，为什么这次如此痛快呢？”孙子解释说：“只凭一时的胜势就贸然纵兵，决非常胜之道，关键要靠军事实力和有利的时机。他接着分析道：现在情况变化了，不久前18个诸侯召开联盟大会，图谋共同伐楚，可见楚王已尽失天下人心，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极好的战机。”
于是，吴王采纳了孙子的建议，联合陈、蔡两国的军队，共同讨伐楚国，经过五次较大规模作战，最终攻入郢城，灭亡楚国。
很显然，孙子在战与不战、大战与小战的问题上，不是凭主观愿望来决策，而是根据楚国实力变化、政策变化来决策，真正做到了“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同理，在企业中产品的推陈出新不仅要依靠本企业的研发源动力，更要注意同行业的行情，拿捏其善，规避其劣。善于利用已有资源并加以学习改造，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结果就是比巨人看得更远。
菩之菩者的优选原则
说到战争，通常情况下，对抗双方必要经过激烈拼杀，精疲力竭，搏杀到最后先倒下的那一方被迫向另一方俯首称臣，于是王寇立分。可是孙子不这样看，他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战争在这里俨然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苦差事，不得不招架的瘟神。即便是战争开始后孙子又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略篇》）真正两军对垒时刻，也还是执著地谋划怎样可以避免作战。
孙子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战争改变敌我力量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从意志上征服对手，才是目的，因为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折服。对手最后应该是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而非“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多年的隐忍全是为了反击吴王夫差。
刘邦的汉军用一支楚地歌曲彻底瓦解了项羽和他的楚军。“四面楚歌”向我们演绎了一个杀人的音乐会。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这种智力较量不是仅仅停留在战略家大脑构想之中，而首先要通过一系列的真实的军事行动来实现。刘邦、项羽之间已经多年兵戈相交，项羽大势已去。然后再采用经济、文化、舆论等一系列软性行动，具体到这里就是用楚国音乐来进一步摧毁对方意志。
若按孙子的至善理念———“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好在理念中就决定胜负。墨子演兵的故事可以作为代表事例。
当时，楚国的公输般发明并制作了攻城用的云梯，准备用来作为楚军进攻宋国的利器。楚强宋弱，形势对宋国非常不利。墨子得知后，急忙赶到楚国，力图说服楚王和公输般放弃进攻宋国的计划。但是，楚王和公输般仗恃拥有新式的攻城武器，不为墨子的游说所动。于是，墨子就邀公输般在楚王面前进行一次模拟性的对抗。他们用衣带圈了个“城池”，用木片做攻守城邑的“武器”。结果，“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圉有余”，墨子获胜，迫使楚王放弃了侵宋的计划。
从实际作战上讲，楚宋两国没有交兵，没有发生实际的力量对抗，但从战略上讲，楚宋两国的力量已经得到显示，力量的对抗已经潜在地、无形地发生了，楚方感知到了对方力量的存在，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墨子正应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剑客的最高境界是无剑”的真理。
墨子是先秦的夫子，他的所作所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那时的国君们恪守着上古的“礼治”，他们才创造了戏剧般的“奇迹”。作为现代企业的决策者，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众多方案中选择最有效的方案，才能得到预期的目的，否则不适宜的选择只能让企业战略目标成为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