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吕氏春秋》中所包含的先秦各家思想，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中指出：“《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之旨，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氏》《善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静之术，则道家之流也；《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士》三篇皆农桑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墨之学。”
·《淮南子》
《淮南子》由西汉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在其主持下编著。《淮南子》，又名《鸿烈》、《淮南鸿烈》，鸿，广大也，烈，光明也，意即包含了光明宏大之理。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死后，袭父爵为淮南王。他“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附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但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即现在的《淮南子》。
《淮南子》是淮南王和他的门人“编著”的一部书，是他们对先秦以来思想的剪裁、整理和解说。所以，《淮南子》的内容极其地杂，它包含了道家、儒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等先秦百家的思想，容纳了宇宙、天文、地理、四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知识领域，是一本“牢笼天地，博及古今”，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但正是《淮南子》“牢笼天地”的雄心，将种种思想、知识搜罗于一本书之中，想在一部书里纳入太多的思考和论说，造成了其在思想秩序上的混乱，在思想立场上的游移不定，从而使它只能停留在一种“包容广泛的层次”上，而缺乏一种内在的思想逻辑，不能使全书形成一个大的体系。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静在《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一书中说的那样，“（《淮南子》）困惑于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维护秩序之间”，“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尤其是庄子的思想传统上追求自由，《淮南子》会认为儒家维护秩序的价值准则是自由的桎梏，所以每每称‘摇消掉稍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好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而一旦进入了“务于治”的现实责任之中，《淮南子》“就进入到儒家的秩序范畴了”，它“不能忽视儒家倡导的价值准则，而必须解释它们、承认它们和承认在它们的安顿下形成人间秩序的必要性”。“在这种矛盾的态度下，它时而在道家的立场上贬斥儒家，时而在儒家的立场上协调儒、道思想。”
《吕氏春秋》中的观人法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吕氏春秋·知度》篇云：“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认为成就霸业关键在拥有人才，并对人员的甄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有诸多启发。
人员甄选即所谓的“知人”。知贤才能用贤，不知贤与没有贤一样，都是国家不能治理好的原因：“不知而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 （《吕氏春秋·观世》）但是“人之心隐匿难见，渊深难测”（《吕氏春秋·观表》），如何才能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把握住人的本质呢？《吕氏春秋》提出的方法是“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吕氏春秋·观表》）。
在具体方法上，《吕氏春秋》提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知人法。《吕氏春秋·论人》篇说：“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其所谓的“六戚”即“父母、兄弟、妻子”，看一个人在处理与亲人的关系上能否遵守伦理规范。“四隐”即“交友、故旧、邑里、门郭”，看他在处理与熟人、同乡、同宗的关系上能否贵公去私。
至于“八观六验”，《吕氏春秋·论人》篇写道：“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意思是说衡量、评定人：如果他显达，就看他礼遇什么人；如果他尊贵，就看他举荐什么人；如果他富有，就看他赡养什么人；如果他听言，就看他采纳什么；如果他闲居在家，就看他喜好什么；如果他学习，就看他说什么；如果他困窘，就看他不接受什么；如果他贫贱，就看他不做什么。使他高兴以检验他的节操；使他快乐以检验他的邪念；使他发怒以检验他的气度；使他恐惧以检验他的品行；使他悲哀以检验他的爱心；使他困苦以检验他的意志。
“八观六验”法为现代经营管理者所推崇，“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曾言：“《吕氏春秋·六验》中的名言曾帮助我物色了众多的人才。”
《淮南子》中的激励课略在现代员工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企业管理中人性化管理大行其道，《淮南子》中提到的赏罚激励、情感激励等值得管理者大加借鉴。
在赏罚问题上，《淮南子》显然更带有道家顺应人之自然本性，反对用苛刑暴政控制的思想，主张刑法威严但不随便施行。缓慢、无声的鞭策胜于争切、严厉的做法，甚至前者影响更深远：“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淮南子·缪称训》）
在赏罚的原则和方法上，《淮南子》认为首先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淮南子·缪称训》说：“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认为赏罚要以国家利益为准则，迎合自己但对国家没有功的人，不应施加赏，背离自己但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不应施予罚。
其次，奖励要合乎情行，名副其实。因为奖励过分，会带来损害，不能有效控制人的行为。《淮南子·缪称训》说：“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
另外，《淮南子》非常重视对下属的情感影响。《淮南子·泰族训》中说“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圣人养心莫善于诚，至诚而能动化矣”。真诚之情较之言语对行为更具影响力。管理者只有施以真诚，其号令才能推行。离开了真诚之心，号令即使明确也不能发挥作用：“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故摅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淮南子·泰族训》）
《淮南子》有在道家的立场上安顿全书的意图，这是很明显的。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尤其是庄子的思想传统上追求自由，《淮南子》会认为儒家维护秩序的价值准则是自由的桎梏，所以每每称“摇消掉稍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好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但是正如庄子所言，来自血缘的亲子关系和来自政治的君臣关系是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两种基本关系。这种关系使人从纯粹的“人”即“真人”，变成了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人的角色性身份是人无可回避的现实。这样，人的理想状态“真人”和人的现实状态“角色”之间就有了矛盾。庄子只是一个思想者，在揭示了人作为“真人”和作为“角色”的矛盾，揭示出真人追求自由的本性与角色受制于现实的冲突之后，发一份千古之慨叹，也就罢了。《淮南子》却不同，它的作者，既是喜好读书的思想者，也是拥有大片封地的诸侯王，因此淮南王和他的门人除了有同于庄子的感慨，还有庄子无需担当的“务于治”的现实责任，所以《淮南子》必须处理人的角色属性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这就进入到儒家的秩序范畴了。一旦进入这个范畴，《淮南子》也就不能忽视儒家倡导的价值准则，而必须解释它们、承认它们和承认在它们的安顿下形成人间秩序的必要性。这样，原来“羞而不为”的秩序安排，也就要“不得已而为之”了，为与不为的矛盾，表现在《淮南子》里就是自由与秩序的困惑。
———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第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