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充分继承了老祖宗朱元璋的性格,多疑而且喜欢臆断,甚至于幻想,这正好让奸臣钻了空子,致使其得力大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而造反军的实力不断扩大将朱家的皇陵给掘了。由于崇祯的刚愎自用,听不进反对的声音,朝廷的大臣出的点子都是在迎合圣意,没有人敢讲真话。讲真话的结局,袁崇焕的结果是最好的例子。这样一来,崇祯的政策决策势必局限在皇帝的异想天开上。虽然江山社稷到他手里已经是被折腾得千疮百孔,难以回天,但鉴于崇祯的刚愎自用和时常没有来由的主观臆断,明朝亡于他的手中也就不是一个偶然了。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
———柏杨,《中国民族性》第13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 短期投资:隋炀帝的悲剧
雄才君主作茧自缚,隋炀帝客死扬州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伴随着人生中最后的绝唱,隋炀帝杨广安静地死在了扬州,死在了自己最信任的大臣宇文化及和御林军手中。
隋炀帝出生于公元569年,二十岁时统军征伐江南,成功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三十五岁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
虽然杨广的登基颇为不光彩,但他也的的确确有些真材实料。自继位开始,陆陆续续地做了一些大事。
誉为九朝古都的洛阳位于中原,为了便于对东方的控制,隋炀帝继位后立即在此建立新都。新都是一座七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建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迅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治组织各具规模。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过去在长安的时候,各地的粮食运往长安费时费力,非常不经济;而到了洛阳便可以很方便地取得粮食,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也为后来的唐朝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用六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一条人工运河,即京杭大运河。大运河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的开通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利于千秋万代,“共禹论功不较多”。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促使南方的经济开始腾飞。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杨广派大将韦云大败契丹,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三年后,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在此基础上,他陆续地巡游张掖,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扬我国威,被西域人称为圣人可汗。
但是,另一方面,隋炀帝又有着先天的不足。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说的那样:
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作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51. 8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蹇,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开始,隋炀帝以“高丽本为箕子(商纣王叔父)所封之地,今又不遵臣礼”为由,先后发兵几百万攻伐高丽,但均以失败告终,可以说这成为了他一生也是大隋朝的转折点,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开始凸显出来。
短期投资引发社会动荡,大隋二世而亡
单单从隋炀帝做出的大事来看,和他能够媲美的也只有秦始皇了,但和始皇帝一样,他也坠入了一个怪圈。首先,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值得商榷的。从他杀父篡位看来,这人的道德肯定是有一定问题的,个性乖张,好大喜功,贪图享乐等等。“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就是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据统计,隋炀帝在位期间所征发的百姓达到几千万,使得田地荒芜,生产下降,民不聊生。大业元年,他征发民工先后六百余万人开运河;大业七年(611年)至大业十年(614年)又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前后征发士兵工人近千万,年满十五岁的几乎没有幸免,而死于徭役之人不计其数。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变本加厉。多年繁重的劳役使得百姓丝毫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最终,揭竿而起,天下大乱,隋朝基业便丧于此。
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不可否认,他确实有雄心壮志,想建立丰功伟业。但三征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身修建大运河就已经劳民伤财,损伤国体,随后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了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失败,但他并没有就此收手,养精蓄锐,而是陷入战争泥潭。期间有人极力劝阻,但杨广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杖杀忠臣,然后接二连三地重蹈覆辙,最后局面无法收拾,被不满的士兵勒死于他乡。
有人评价杨广是“罪在当时,功在千秋”,这句话还是比较中肯。纵观杨广的开疆拓土、科举取士、制定律法等一系列的措施,影响十分重大,但他广征徭役劳民伤财,致使怨声载道,也着实是一位暴君。征伐高句丽本是长远之计,但杨广此事表现可谓是鼠目寸光,居然不能忍耐一时,从长计议,着实令人费解。他不计后果的短期投资最后终于引发了大的社会矛盾,如果他运气稍好,能够多出几员大将,不知是否真的会成为让人最艳羡的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