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领导者在施行奖赏时还要因人而异。所有的人都想得到奖赏，都有所贪图。他们或者图义，或者图利。这时，领导者就要因人而异，爱义者使之贵，爱利者使之富。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人，就应该使其既富且贵。赏誉同行，这就能让德才好的人和德才不好的人都为我所用。
率身励众，榜祥激励
中国人笃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管子·心术篇》中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的思想。在这种治心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领导学也格外地重视精神激励，认为领导者表率的力量对个体精神会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领导者善的榜样可以对下属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甚至于可以代替刑法而发生作用。
《史记·循吏列传》中以“李离伏剑”的故事说明了榜样的力量。
李离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名狱官，他在审理一件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的一面之词，致使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后，李离准备以死赎罪。晋文公劝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起分享。现在犯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他拒绝听从晋文公的劝说，伏剑而死。
“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司马迁在文末这样写道。可见“李离伏剑”的榜样力量之强大了，它使一个国家的法纪从此有了无人能越于其上的威严。
也因此，在正史上，对那些精忠报国忍辱负重的“君子”，大力宣扬，使之成为榜样，成为万众行动的参照系，万众学习、崇拜的楷模；而对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极力贬斥，使之为民痛恨，态度爱憎分明。这种教育极大地激励人们去做“君子”，从而在国家、组织中产生一种具有很强凝聚力的整体精神。
很显然，中国的精神激励思想是有别于西方的。西方的精神激励方法强调的是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样，必须使组织缺少一种整体精神。西方管理学家现已认识到，在现代企业中，领导者如果能够建立起科学、合理、引人的“参照系”，就会把人们的行为导向组织目标的实现。所以，现在很多国际大公司也引入了榜样激励的机制。
榜样是人们在精神和行为上学习的人物，是具有代表性的，但他不是僵死的“样板”，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圣贤，而是从人们的群体行为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被群体公认为思想进步、品格高尚、工作出色的人。只有这样的榜样，才能受到大家的敬佩、信服，才能具有权威性。那种仅凭个人的好恶，人为地硬性拼凑、拔高的榜样，不仅起不到激励作用，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挫伤人们的积极性。
因此，在领导者实施榜样激励时，要注意：
一是实事求是地宣传榜样的先进事迹，激发下属学赶榜样的动机；
二是要引导下属一分为二地看待榜样，防止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模仿；
三是要分析榜样形成的条件和成长过程，为下属指明赶超榜样的途径；
四是要关心榜样的成长，使之不断进步；
五是要保护榜样，对那些中伤打击榜样的错误言行要进行批评教育，防止狭隘和嫉妒心理的产生。
爱设于先，威立于后
“爱加于先，威立于后”是中国传统领导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人生性懒惰———尽可能少地少做工作，他缺乏雄心壮志，不愿承担责任，宁愿被人领导；他天生就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他本性就反对变革；他易于受骗，易于受到骗子和野心家的蒙蔽。从而有了：在一个极端，领导可能是“严厉的”、“强硬的”，他指挥人们行为的方法是（常常被伪装起来的）强迫、威胁、严密监视，严加控制；另一个极端时，他又可能是“温和的”、“亲切的”，这时他指挥人们行为的方法是宽容的，他满足人们的要求，以求得人们易于控制，接受领导。
除去“脸”和“面子”以外，我国人所格外喜欢强调的是“人情”或“人情味”。
由于中国人对“面子”与“脸”格外重视，上述各种“人情”也就占非常重要的位置。给人面子容易争取“人情”，伤人面子则极易伤害人情。上文曾指出，中国人一般说来侧重情感，不太注重逻辑的分析，因此受创的“面子”与“人情”也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往往会发生公私不分甚至因私废公的现象。很多人意识中缺乏放诸四海皆准的责任感，心目中只有私人的感情或利害的小圈子，圈子以外，他们对谁都淡然漠然。
正因为中国人格外注意面子，所以他的商业性或事业性的“人情”，往往会表现得过火一些，造成“送礼”、“歌功颂德”的普遍现象。“人情”与“面子”受伤时，中国人不但会消极地不合作，并且会积极报复。但如中国人为无私的人情所动时，这时他往往会比西方人更体贴入微，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力量。
———项退结，《中国民族性》第16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其实，“严厉”的做法存在着一些难题。压力会引起反抗，诸如压低产量，巧妙有效地怠工，敌对情绪，在充分就业时期，这种严厉的做法尤其难于奏效。“温和”的做法也有困难，它常常导致放弃领导———为了相安无事，却导致对工作的漠不关心，人们不断地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而贡献的却越来越少。于是人们就问了：恩与威哪个更好些？《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对这个问题有过精彩的论述：
首先是唐太宗拿东汉光武帝以“孤军”胜王莽“百万之众”的事实来问李靖“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光武治胜的原因难道不正是严刑峻法的作用吗？
李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以陈胜、吴广推翻施行严刑峻法之秦的事例证明战争中并非仅有峻法就行了，从而得出结论：“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接着，他说要想作战胜利，将领就应该恩威并济，并阐述了恩与威在领导艺术中的关系，“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说将领要先施恩再用刑，如果只施峻法而不用恩，那么很少能管理好组织的。最后，李靖又一次强调说：“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
恩与威的合理施予对领导者的管理活动确实意义非凡。管理大师杜拉克说：“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一场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说，对于下属也必须要恩威并济，并且是恩设于先而威立于后，这样才能使下属对领导的管理活动做到口服心服。如老罗斯福所说：“言语温和，但手中拿着根大棒。”
只有激励才能让属下一直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是领导力的关键。那么，如何激励呢？中国自古以来对激励的要求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式领导不仅要把握激励的分寸和力度，同时还要注意节奏和效率，因人因事而异，采取多种激励方式，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
聪明的领导者不但用利益激励下属，而且会认同下属，授予下属荣誉。如果领导者虽然奖赏一个人却又公开表示不赞同受奖赏者的意见，那么就会让别的下属行为失据，不知所从。这是激励的第一要素：义利兼顾，引导明晰。其次，在心治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极重视精神激励。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认为领导者善的榜样可以对下属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甚至于可以代替刑法而发生作用。另外，恩加于先，威立于后也是中国传统领导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说道：“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
四. 中国式的人才战略
房课杜断，合理搭配
“房谋杜断”出自元雅琥《上执政四十韵》。讲的是唐太宗时期，名相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计谋，共辅太宗，形成“贞观之治”的盛世。后人因以房谋杜断喻指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同掌朝政，谋划国家大事。
现今企业领导者用人也是同理，不光要考虑其才能，更要注意人员的编组和配合。比如，一个部门有三个经理，他们平级而无主从，此时，最好的安排是：一个富有决断力，一个具有协调的本事，另一个擅长行政事务，在这种人力资源状况下可组成一个有头脑、善协调、有生气的领导集体。如果三人都擅长决断，意见相左时，势必各行其是，谁也不听谁的；如果三人都具有行政能力，遇事就难有人出来拍板，而陷于琐碎事务中；如果三人都只有协调能力，则既无人决策，也没人做实际工作，也干不成事情。
由此可以认识到，在一个人才结构中，各人才因子之间最好有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包括才能互补、知识互补、性格互补、年龄互补、综合互补。在《三国演义》的许多描写中，就体现了这种人才的搭配互补原则。
《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震逍遥津”中，张辽、李典、乐进三人之所以能够守合淝退东吴军队，靠的就是曹操高明的人才安排。
东吴来攻，曹操派人送木匣至合淝前线，上面写道：“贼来乃发。”当孙权来攻时，张辽等取匣来看，上书：“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当时曹操远在千里之外的汉中，为什么要送个木匣，对守卫合淝做出如此具体的安排？曹操是极善用兵的，他为什么要违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
其实，曹操这样做是因为他极清楚三位将军的作战能力、用兵特点、性格修养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张辽坚决执行曹操以攻为守的指令，表示自己亲自出击，和敌人“决一死战”，展示了广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气概；李典“素与张辽不睦”，对于张辽提出的建议，起初“默然不答”，后为张辽的行为所感动，立即表示“愿听指挥”，反映了公而忘私、勇于捐弃前嫌、豪爽直率的性格；乐进是个中间人物，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李二人都不敢得罪，并有些怯战。
由于张辽的模范作用，使三个人冰释前嫌，在危急关头同心作战，把不可一世的吴军打得七零八落。这一战令“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
若不是曹操的巧妙安排，虽大敌当前，这三人也定是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更无法协同作战，发挥各自的特长。曹操从实际出发，成功地促成了张、李、乐三人性格上的互补，为团队谋求到了最佳的整体效应。
能者多权，将能君不御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出于《孙子·谋攻篇》，说将领有能耐的，君主不要干预将领的行动，以保证将领的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以求取得战争的胜利。“将能而君不御”，是领导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牵涉高层领导的放权授权问题。中国统治者们大多都善于放权，能够让部下各司其职，而且通常是权责明确，不加干涉。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必要性。
曹操之所以能够三分天下，与他高度的分权有很大关系。他的将领都能在战时做到“进退惟时，无曰寡人”（曹操释“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语）。
建安十六年，偏将军马超等人谋反，杀了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九年，韦康旧部赵衢、尹奉、姜叙等人起兵征讨马超。姜叙在卤城，马超在冀城，赵衢等人诱使马超出城攻姜叙，使冀城空虚，赵衢等人乘机攻入冀城，将马超的妻子杀死。马超攻卤城不下，又回不了冀城，他只好逃奔汉中。姜叙等人兵少，不敢贸然去追。
姜叙派人找夏侯渊求援。夏侯渊与手下诸将商议此事，诸将都说没有曹操的命令不便行动。夏侯渊却认为，将在外，应当审时度势，怎么有利就怎么干。他说：“将军在邺城，从这里去往返一趟就有四千里地，等命令来时，姜叙他们早就被马超打败了，非赶快去救援不可。”
于是，夏侯渊自作主张，指挥部下赶马超，追韩遂，破兴国。而曹操派来传令的节度使直到仗打完了才拿着曹操的命令赶来。
试想，如果夏侯渊一开始的时候坚持等曹操的命令来了才肯发兵，那肯定就会贻误战机，到那时候形势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去增援姜叙，而是去救援姜叙了。正是由于夏侯渊能够不墨守成规，根据战局的具体变化采取具体的措施，才能连战皆捷。而夏侯渊的自主性定是出于曹操的授权。
从上例中，我们可以得知“将能而君不御”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将能”是前提；第二，“君不御”是结果。